寻觅真诚(书号:12222)最新章节,徐怀中,刘白羽全文免费阅读

小说:寻觅真诚(书号:12222)
分类:其他小说
作者:徐怀中
简介:简介:本文是作家陈先义的出版作品

角色:徐怀中,刘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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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真诚(书号:12222)》免费试读免费阅读


默认卷(ZC) §军旅小说50年概说


概述

在新中国50年的文学发展中,军旅小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成就足以影响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中国文学的光辉史册。

中国小说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军事题材小说在文坛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诞生之初,军旅小说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名家蜂起,佳作迭出。就作家队伍来讲,它主要由两个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们,其代表人物如:刘白羽、魏巍、杜鹏程、梁斌、孙犁、吴强、刘知侠、峻青等,这批作家备受社会广大读者的关注,许多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优秀作品,大多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应该说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军旅小说创作的主力军。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刚刚登上文坛的青年小说家,如:王愿坚、茹志鹃、徐怀中、彭荆风、曲波、任斌武、徐光耀、刘真、林雨等,这批小说家,对生活有着敏锐的感受,也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小说。以上这两类作家,受到了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教育,而且大多直接来自战火纷飞的第一线,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具备了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特别受到社会广大读者的关爱,他们的作品,应该是新中国军事文学的奠基之作。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军旅文学曾有过颇为辉煌的历史,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如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被后人称为“三红一歌”(含杨沫的《青春之歌》)的长篇小说,以及被评论家冯雪峰誉为“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间,整个中国文学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军旅小说也同样如此。除少数作家如黎汝清出版了描写十年内战的《万山红遍》和李心田描写大革命时期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以及济南军区基层作家李伯屏描写部队守岛建岛的长篇小说《黄海红哨》外,长篇小说基本上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至于短篇小说创作,尽管仍有某些作家私下还在坚持创作,有的军区也出版了本区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但这些作品或是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和禁锢,或是因为不能真实地反映那个特定时期的军人生活,因此,基本没有给广大读者留下什么印象。也有极个别的作品,虽然写于这个特殊的年代,但真正得以出版,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整个“文革”十年,是军旅小说的“断档期”。建国初期那批优秀的军旅小说家,他们个人及作品或因受到错误的批判,或受到动乱的冲击和影响,很多作家不再从事写作,因此,50年代及60年代初军事文学创作形成的良好势头,在“文革”的冲击下被过早地扼杀了。

军旅小说的真正崛起和在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作家那股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喷发出来。各种流派、各种思潮纷呈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题材的更迭和变化,80年代中期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涌现了在小说叙述方法方面、表现方式方面进行种种探索的思潮,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新写实小说等等,都是在此期间产生的。这些思潮,冲击和影响了沉寂多年的军旅文坛,称著于文坛的军旅小说作家群,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和形成的,从刘白羽、魏巍、徐怀中、胡石言到刘亚洲、朱苏进、刘兆林、李镜、李斌奎、李存葆、朱春雨、韩静霆、江奇涛、苏方学、乔良、朱秀海、徐贵祥、苗长水等,构成了军旅小说家的不同年龄的系列,我军不同年代的斗争,包括战火纷飞的严酷战场到大后方和平岁月的建设生活,以及古代军事家的卓越智慧,都出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作品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到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精品佳作,在中国文坛产生了独有的轰动效应。可以说,军旅小说这个词汇在中国文坛的产生和出现,是因为这批作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批优秀作家及作品的出现,“军旅小说”的旗帜才得以高高飘扬于中国文坛。仅以短篇小说论,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以来发表于各报刊的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将近6000篇,其中在社会上有所反响的就有300多篇。新时期以来的20余年,中国军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长篇小说的成就与否是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我国长篇小说的真正繁荣期也同样在新时期。新时期20年来,我国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不下3000余部,仅1995年全国发表和出版的长篇便达700多部。这些长篇作品中,军事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到1991年,荣获全国第一、二、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中,军事题材的就有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以及曾获得荣誉奖的肖克的《浴血罗霄》等,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代表着新时期军事题材小说的实绩。至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就更为突出。在建国初期,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不甚发达。虽然也有一些名篇,如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孙犁的《铁木前传》,以及“文革”中属于较好的中篇小说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但总体来说,中篇小说的创作实在是成就平平。或许由于众多的作家们长期没有可能创作和发表作品因而有太多的思想感情需要抒发,一旦欣逢思想解放、创作自由的好环境,写作短篇已感到无法容纳,而写作长篇又颇感费时太长,于是不少作家就选择了中篇,这期间优秀的军旅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的中篇小说,从1978年以来,就有100余篇,以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朱苏进的《射天狼》、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刘兆林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后被人改为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乔良的《灵旗》、刘震云的《新兵连》、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等,一大批有轰动效应的中篇小说的问世,给中国军旅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条件,这些作品,有的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的被改编成话剧,从而更加大了军旅文学的影响和地位。

至于50年来的短篇佳作,更是举不胜举。五六十年代,以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为代表的一大批短篇小说的问世,无论从写法上和表现内容上,都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极大关注,这种“集群式”的精品佳作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军旅文学的宝库。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以徐怀中的《西线轶事》为开篇之作,此后,可以说是佳作不断,一批有丰富生活阅历的文学新人加盟军旅小说的作家队伍,给军旅短篇小说创作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新时期的短篇小说不仅在写法上有别于老一辈的作家们,而且其作品内容更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仅以1978、1979连续两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比中,就有6篇属于军事题材作品,它们分别是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方之的《内奸》、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至于此后的短篇创作,几乎年年都有佳作问世,年年都有作品获奖,如周大新的《汉家女》、王中才的《三角梅》、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兵车行》、海波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简嘉的《女炊事班长》等等,在军旅小说的历史上,这种名家蜂起、佳作迭出的现象,是建国50年来军旅小说创作的奇迹。

当然,军旅小说创作兴盛和繁荣,其来源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成为广大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指导方针,这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像一面光辉的旗帜,为广大作家指出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根本方向。此后,江泽民主席在第五次作代会和第六次文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给军事题材小说的再度繁荣,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个讲话,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纲领性文件载入史册。

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兴起

回顾50年来中国军旅小说,影响最大、最深,被广大读者称之为是人生教科书的作品,应该首推解放初期一批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题材军旅小说的诞生。

建国之前在战争烽火连天的艰苦条件下,军事题材小说由于受写作、印刷等多方面条件的局限,显得并不怎么活跃。翻开现当代文学史,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小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子弹》等等。而稍微在体裁上算得上较为成熟的小说,只有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等为数不多的几篇。解放战争时期,能够有点影响的应数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及刘白羽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

共和国诞生之后,创作环境及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在战争年代丰厚的生活积累及巨大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极大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有过战争亲身体验的来自解放区的小说家们。在创作上,这批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五四”以来现代小说的语言和结构形态进行民族化、群众化的改造。孙犁、梁斌等人的作品不仅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有生命力的语言,同时还借鉴和运用“五四”新文化中那种富有表现力的欧式的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只不过这一切都被恰当地熔铸在民族化、群众化之中了。这批作家的创作,大体有两套路数。一套是在中国传统话本小说基础上,融入“五四”时期引入的西方18、19世纪小说艺术的新形式,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性强,主要适合于农村及青年读者口味,但又不是传统话本小说的结构形态,马烽、梁斌、曲波就是这套路数的典型代表。另一套路数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现代小说框架内,恰到好处地采用传统小说的种种优良的叙事手段,舍弃西方小说中那种冗长的心理描写,特别是在对话和叙述语言上坚持民族化和群众化,从而形成能为广大农村读者所接受,又适合于文化层次较高的城市读者口味的小说形式,丁玲、孙犁、康濯等老作家,便是这方面较突出的代表。由于作家们的共同努力,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文学艺术画廊里,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文学人物形象。如朱老忠(梁斌:《红旗谱》)、春儿(孙犁:《风云初记》)、周大勇(杜鹏程:《保卫延安》)、杨子荣(曲波:《林海雪原》)、江姐(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沈振新(吴强:《红日》)等等,这些文学人物形象,影响了新中国几代青年的成长和进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文学经典,是指导青年成长的人生教科书。

1.孙犁、梁斌的小说创作

作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孙犁于1949年天津解放时随军进城,起初在天津日报编辑文艺副刊,后来从事专业文艺创作。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短篇小说《山地回忆》、《荷花淀》等作品之外,就是他的长篇巨著《风云初记》。

《风云初记》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既具有众多同类题材作品揭露侵略者罪恶,弘扬抗敌御侮的民族气节,讴歌共产党领导这一共同的意蕴,更有作者在这场战争中的独特感受,并通过这种独特感受的抒发,使作品的全部内容个性化、诗意化。小说的男主人公芒种和春儿,在抗战爆发之前,是华北农村靠勤劳双手种地为生的平凡夫妻。但是,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敌人的入侵激起了这对夫妻强烈的爱国心。这时候,曾参加过“高蠡暴动”,后来投奔红军参加了长征的高庆山重新回到了家乡,根据党的指示,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芒种成了抗日武装的骨干,春儿成了当地抗日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平原上最先觉悟起来的一代新农民。做军鞋、护伤员、拆城、破路,斗争汉奸地主等等这样一些看似平常但却与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融为一体的活动,使他们原先那些作为传统农民的勤劳善良的品质,升华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以清醒而又沉重的心情回首刚刚过去的战争岁月,赞美冀中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和平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坚忍不拔,乐观向上,战胜艰难困苦的宝贵精神。

与孙犁同样写华北地区革命历史斗争生活取得成功的,应当是著名作家梁斌,他以长篇小说《红旗谱》而著称文坛。梁斌是河北蠡县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在家乡冀中平原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冬,参加了当地农民反抗地方政府肆意征收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割头税运动”。1930年考入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学习戏剧。1935年回到北京,同年以“高蠡暴动”为题材创作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发表在北平左联刊物《伶丁》上。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担任冀中地区新世纪剧社社长。1939年起先后担任蠡县游击队第11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文艺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文联委员、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等职。1942年起开始从事地方工作,先后在中共蠡县县委、武强县县委任职。1948年随军南下,担任湖北襄樊地区宣传部长、《襄阳日报》社社长。1952年调任《武汉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入北京,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支部书记,1955年加入中国作协并调河北省文联任副主席。此后担任河北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1980年任河北省文联主席。1982年调至天津,任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

在写作《红旗谱》之前,以“高蠡暴动”为题材,梁斌写过多部作品。除《夜之交流》以外,1942年创作了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后将其扩展为五六万字的中篇《父亲》。该作中,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和朱老忠一家的遭遇已初具雏形。后来他又写了五幕剧《五谷丰收》和几个短篇,其中陆续出现了《红旗谱》中的部分人物原型。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准备,梁斌才投入了《红旗谱》的创作。梁斌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红旗谱》的续篇《播火记》、《烽烟图》以及《翻身记》、文集《笔耕余录》、长篇传记文学《一个小说家的自述》。

长篇小说《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作者原计划连续写5部,实际完成3部。第1部《红旗谱》33万字,1957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958年、1959年、1966年分别再版。1966年版收入了作者再版的《后记》。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续篇第2部《播火记》,44万字。第3部《烽烟图》,40万字,1983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以淋漓酣畅的笔墨,在我国整个民主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绘制了冀中人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长幅画卷。小说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革命活动,层次分明地描写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红旗谱》主要围绕着“反割头税斗争”、“保定三师学潮”这两个中心事件展开;《烽烟图》描述了冀中人民投身抗战的图景。小说突出地塑造了朱老忠这一丰满的农民英雄形象,是当代小说史上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收获,同时作者还塑造了运涛、江涛、大贵、二贵等迅速成长的青年农民的先进典型。《红旗谱》另一重要的艺术探索在于小说的民族化成就。作者“一方面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同时结合时代的特点,吸收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予以发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为当代文学作品的民族化问题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2.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强的《红日》

在50年代初期,真正称得上纯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应该首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杜鹏程(1921—1991),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陕西韩城人。少时家贫,当过店铺学徒,在乡村学校半工半读。1938年到延安,至1944年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和工厂做基层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开始做新闻工作。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在西北野战军担任随军记者,后又转战大西北,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新华分社主编。1951年从部队转业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副社长、社长等职。1954年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此后十余年间,长期在宝成铁路线、三门峡等社会主义建设工地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并兼职做基层党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返文坛。

解放战争时期,杜鹏程曾发表大量新闻、通讯、特写、散文、剧本,散见于当时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群众文艺》、《晋绥日报》等报刊。1950年出版剧本《宿营》。1954年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问世。这部“真正可以称得上英雄史诗”(冯雪峰:《论〈保卫延安〉》,载《冯雪峰论文集》)的作品,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1958年出版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作品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和塑造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五六十年代还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如:《工地之夜》、《夜走灵官峡》、《第一天》、《延安人》等。出版的作品集有:小说集《年青的朋友》、《平常的女人》、《光辉的里程》、《杜鹏程小说选》,散文集《杜鹏程散文特写选》、《杜鹏程散文选》以及文学评论集《我和文学》等。1977年发表短篇新作《历史的脚步声》。

《保卫延安》是杜鹏程的代表作,也是作者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一部精品之作。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解放军文艺丛书”之一初版。1956年、1958年、1979年、1984年、1993年先后多次重版。因该书描写了彭德怀的形象,1959年后曾被查禁。作者在“文革”中又被扣上“以小说反党”的罪名,直至1978年平反。1979年版有作者后记《〈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作者回顾了小说的创作过程及该书与作者后来的遭遇,引起很大反响。小说在较大规模上反映1947年3月至9月发生于陕北的战争,从人民解放军撤离延安写起,在严峻的形势下连战皆捷,扭转战局,至延安收复在望为止。以周大勇连队的战斗生活为中心情节,描绘了延安保卫战中青化砭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沙家店歼灭战等几个著名战役,以及陇东高原和长城线上的周旋。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突出西北野战军的英勇善战和顽强意志。连长周大勇和团政委李诚是小说浓墨重彩塑造出来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战士王老虎、孙全厚,团参谋长卫毅等写得真切感人。作为西北战场总指挥的彭德怀虽着墨不多,却能将他身为统帅与普通一兵的和谐统一写得很传神。小说具有史诗格局,构思精湛,裁剪适宜,风格粗犷雄壮,富于激情,显示出诗情与哲理相融合的特色。是新中国长篇军事小说的第一部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

《保卫延安》出版后,几乎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作品激情之高昂,笔墨之凝重,气势之磅礴,在中国军事文学创作中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创作的一座里程碑,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

在《保卫延安》稍后出版也同时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吴强的《红日》。

《红日》最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影响之大,主要得益于作者长期生活在战争第一线,对战争有着深刻的生活体验。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山东,以华东野战军常胜英雄军沈振新部为中心,选取三个重要而联贯的战役——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来展开的故事情节,反映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个横断面和解放军所经历的历史性转变。小说从沈部在第二次涟水之战失利写起,直至最后战胜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处于优势的敌人,全歼蒋介石七十四师。小说全方位地反映了部队生活和指战员的精神面貌,从军、师、团到连、排、班,从前线哨所到后方医院,从战斗场景到部队日常生活乃至军人的爱情,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是当代战争小说以巨大的容量和广度而受称道的作品。小说着重刻画了解放军指战员形象,从战斗行动、日常生活和内心活动三方面,较成功地塑造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人物形象,写出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气质、修养及经历上的差别。对国民党将领张灵甫的成功塑造,克服了漫画化和脸谱化倾向,具有突破意义。小说以孟良崮战役为故事高潮,艺术构思宏阔而又有立体感,硝烟弥漫的战斗和普通的日常生活得到了和谐的统一。作品较为成功地处理了写作战史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在不违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能力,将人物与细节表现得栩栩如生。小说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评论界给予高度评价。“文革”中受到重点批判,“文革”后恢复名誉,重新获得公正评价。

从《保卫延安》到《红日》的出版,宣告了中国军旅小说成为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从战争场面描写到人物塑造,作家的创作一下子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跃,特别是对我军高级将领的形象塑造,是军事文学史上一次成功的尝试。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问世,带来了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全面兴盛。

3.曲波、李英儒、冯德英等作家的创作

在《保卫延安》之后,标志着军旅小说形成一个新的浪潮的,是长篇小说的佳作迭出,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钢》、柏山的《战争与人民》、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李克等合著的《地道战》等等。如果说这个时期中国文学初步出现繁荣景象,那则是以军旅长篇小说的佳作迭出为其主要标志的。因篇幅限制,对这个时期的作品我们不可能一一涉及,只能择其影响较大的,加以简要评介。

《林海雪原》:曲波作。1957年9月作家出版社初版,1962年、1964年、1978年、199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版。描写解放战争初期东北牡丹江地区,以团参谋长少剑波为首的一支36人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武装力量周旋,斗智斗勇,最终全歼敌人。作品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等为主要情节,展示小分队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情况下,英勇机智歼灭顽敌的战斗历程。通过一连串惊险曲折的战斗故事,塑造了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栾超家、高波、李勇奇、白茹等生动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其中侦察能手杨子荣智勇双全、胆识超人、生死无惧的英雄形象尤其具有魅力。林海雪原的雄伟壮丽,战斗生活的惊险,小分队指战员的机智勇敢以及敌人的凶残狡诈,使小说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作品从古代小说中汲取营养,情节环环紧扣,一波三折,读来惊心动魄。小说基本上是通俗小说的格局,语言浪漫夸张,思想单纯明朗,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性开掘不多。出版后,深为广大读者喜爱,是当代文学中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之一。

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也是为广大读者称赞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这位1937年便投身抗战的八路军老战士,1940年开始文学生涯,所写的多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野火春风斗古城》原载于《收获》1958年第6期,同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1960年,作者对初版进行了修改,196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小说描写了1943年作为华北日伪指挥中心的河北省保定城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瓦解及分化敌伪军,孤立日寇而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同时也描写了革命者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小说着力塑造了杨晓冬这个坚定刚强、机智勇敢、富有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形象。他只身闯入“虎穴”省城,与伪省长、商会会长巧妙周旋,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了敌人防守省城的治安军司令部,破坏日伪军围剿根据地的计划。被敌人逮捕后,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利用敌人提供的酒宴机会发表革命演说。当敌人抓来他的母亲迫使他就范时,他经受住感情上的巨大痛苦,做出了忠诚革命的无悔选择。小说还刻画了金环、银环这对同胞姐妹的艺术形象。金环泼辣、勇敢,对敌人嫉恶无比对同志热情无限,为革命她忍受失去丈夫的巨大打击,最后壮烈牺牲。妹妹银环性格与姐姐形成对照,她外表沉静温柔,思想单纯,追求进步,一度迷恋过革命意志脆弱的高自萍,后来在杨晓冬的启发和感召下,提高思想觉悟,积极配合杨晓冬开展革命工作。小说发表后,以其题材的新颖、情节的曲折、人物形象的鲜明而引起强烈反响,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在50年代的军事题材“长篇热”中,还有一个备受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爱的小说家,他叫冯德英,山东乳山人,幼年读过抗日小学,当过儿童团长,他于1949年参军,以创作“三花”(即《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而负有盛名。“三花”系列长篇曾译成日、俄、英、越、朝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苦菜花》是冯德英的代表作。它是根据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借助艺术构思而写成的反映胶东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地主等进行英勇抗争的作品。故事情节曲折惊险,人物刻画生动丰满,成功地塑造了母亲——娟子她妈的形象。这部小说通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动人情节的描写,细致地揭示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和人民群众高尚的精神境界,充分反映了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展现了人们不仅要同鬼子汉奸、间谍特务进行较量,还要与头脑中的封建思想、习惯势力展开搏击。母亲抚育子女的茹苦含辛,落入日寇手中受尽严刑拷打而英勇不屈,在整个斗争中识大体、顾大义,都写得极为感人肺腑。小说语言清新流畅,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刻画细腻真实。作品的不足是许多人物出场与消失过于匆匆,显得人物不够完整。《迎春花》和《山菊花》作为《苦菜花》的姐妹篇,也以胶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前者描写村支书曹振德率领贫下中农与地主和反革命展开尖锐复杂的搏斗;后者突出刻画桃子由农村妇女成长为革命母亲的过程。这些作品都保持了《苦菜花》的艺术风格。作者情感真挚浓烈,语言笔墨富有胶东地方色彩。

汇入这个50年代末60年代初长篇小说创作大潮的,还有刘流的《烈火金钢》、慕湘的《晋阳秋》、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克的《地道战》、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徐光耀的《平原烈火》等等。这是建国以来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军事战争题材史上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作家们刚刚从战场上走来,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带着对战争生活的深刻体验,以澎湃的激情投入创作。因此,每部作品出版都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的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这个时期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为新中国军旅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思想内容影响几代读者,其关注生活的热忱及作家高度的使命感,成为中国军旅作家的优秀传统。

4.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

伴随着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兴盛,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也不断有佳作问世。老作家巴金、孙犁、刘白羽等相继推出了一批短篇作品。王愿坚、峻青、茹志娟等更以其优秀的短篇佳作而被读者称道。此外,柯岗、路翎、史超、白桦、白刃、柳杞、西虹、寒风、公刘、和谷岩、刘真、王西彦、胡奇、管桦、彭荆风、刘克、峭石等一大批作家,都写出了自己的短篇作品。在这些众多的以写革命战争题材见长的作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要数王愿坚、峻青、茹志鹃的作品。这里分别介绍其具有代表性的几篇作品。

峻青(1922—),原名孙俊卿。山东海阳人,幼年读过私塾,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工作。40年代初开始写作,1941年发表了处女作——剧本《风雪之夜》。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担任随军记者,随部队南下。1949年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宣传科科长及编委。1952年调中南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至1957年任上海作协代理党组书记。1954年起陆续发表了《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老交通》、《党员登记表》等优秀短篇。1956年出访东欧诸国,创作了一组国际题材的散文,集成《欧行书简》。1958年后致力于表现工农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创作了《丹崖白雪》、《马达的故事》、《山鹰》、《枪松志》等作品。1960年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文革”中遭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曾任上海《文学报》主编,并任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第五届作协名誉委员。峻青的战争题材小说更为重要,成就也较高。他善于描写生死关头的场面和残酷严峻的事件,在气势逼人的尖锐冲突中,把根据地军民对革命事业的坚贞和他们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予以突出的显现,气氛浓重,充满激情。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胶东纪事》、《海燕》、《最后的报告》、《怒涛》,中篇小说《夜渡》,长篇小说《海啸》,儿童文学集《风雪》,散文集《秋色赋》、《沧海赋》、《履痕集》,电影文学剧本《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桃花鸟》等。近年来他还创作了《青山两边》等散文。

《黎明的河边》是峻青的代表作。原载《解放军文艺》1955年第2期,后收入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它写的是交通员小陈一家为掩护两个武工队干部通过敌人封锁区而做出巨大牺牲的悲壮故事。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河东武工队被搞垮,队长牺牲。交通员小陈接受任务护送新任武工队长“我”和副队长老杨连夜过封锁区。到了潍河边,发现暗藏的船被河水冲走了,小陈就自己在河边掩护队长过河。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押小陈的母亲、弟弟做人质推到火力前沿。小陈强忍悲痛坚持战斗,母亲和弟弟被敌人残酷杀害,这时队长已经过河,小陈身负重伤,枪弹已尽,他把枪扔到沟里,抱着冲到面前的敌人跳进潍河,表现了革命战争的艰巨性,塑造了一个青年英雄的形象。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叙事方式,激情洋溢,用简洁的景物描写烘托环境的艰苦和战斗的紧张,发表后受到好评。

茹志娟(1925—1998),曾用名阿如、初旭,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幼年随祖母生活,曾入孤儿院。1943年参加新四军,先后在话剧团、文工团工作。1955年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刊》编辑、小说散文组组长,并加入中国作协。1977年调至《上海文学》,先后任编委、副主编。她是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第五届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深受赞赏,并引起有关文学作品风格化的争议。这篇作品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1979年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获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以来很少再发表作品。1984年曾与女儿王安忆访美参加爱荷华写作计划班,与王安忆一起发表散记《母女漫游美利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茹志娟小说选》、《草原上的小路》以及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散文集《惜花人已去》,文艺创作论集《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等。“文革”以前的作品多以战争年代的军民生活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工农生活为主要内容,以小见大,善于从儿女情长、家庭琐事中见出时代风貌,风格细腻优美、清新俊逸。其独特性曾深得茅盾、侯金镜等赞赏,但也引起一些人的批评,以剖析社会矛盾、探索历史经验为主,借鉴了意识流等新的创作手法。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最初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3期,后收入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百合花》。它写的是1946年解放战争中我军前沿包扎所的一个小故事。总攻前夕,上级让一个通信员来“我”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这个通信员在“我”面前很腼腆,不说话,走路也和“我”拉开一段距离。到包扎所后,我们分头向老乡借被子,“我”借到了三条,而通信员却一条还没借到,并埋怨“老百姓死封建”。“我”和他一起做工作,原来老乡是个新媳妇,她听了“我”的解释,痛痛快快地把自己惟一的嫁妆,一条枣红底印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拿了出来。通信员抱着这床被子出门时,衣服被剐破了一个洞。后来通信员回部队了,新媳妇到包扎所帮忙,她不好意思为受伤战士擦身子,抢着去烧开水。就在这时,一群老乡抬来一个重伤员,请求大夫抢救他。他是为了救抬担架的老乡扑在敌人投来的手榴弹上。原来这个战士就是通信员。新媳妇一改忸怩羞涩,亲自给他擦拭身子,仔细地给他缝补衣服上的破洞。通信员牺牲了,新媳妇把那床里外三新的百合花被子铺在棺材里。《百合花》把人物推到战争背景上去写,集中笔墨写发生在前沿包扎所里的故事,表现普通人的人性美,表现在血与火的搏斗中军民结成的手足之情。作者善于用一些小道具如两个馒头、衣服上的破洞、通信员枪上插的野花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结构细致严谨,笔法富于变化。茅盾说:“我认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小说中间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茅盾:《读最近的短篇小说》)

王愿坚(1929—1991)当代小说家兼剧作家,山东诸城人。1944年入山东解放区滨海干部学校学习,次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历任宣传员、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新华社支社记者、编辑室副主任、文艺干事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曾参加编纂《星火燎原》丛书。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调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等。

1954年开始小说创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和《七根火柴》等代表作品,引起广泛注意。1977年后,以发表《足迹》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珍贵的纪念品》、《党费》、《后代》、《亲人》、《普通劳动者》、《小游击队员》、《王愿坚小说选》等,文艺理论集《小说的发现与表现》,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与人合作)、《映山红》、《四渡赤水》(与人合作)。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描写红军长征路上的事迹和长征后苏区人民坚持斗争的情景。小说主题单纯鲜明,篇幅短小精练,感情饱满充沛。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侯金镜短篇小说集《普通劳动者》序)。

《党费》是王愿坚的代表作,原载《解放军文艺》1954年第12期,后收入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70短篇小说选》。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部队被敌人围困在山上,“我”奉命下山和地方党组织联系。和“我”接头的是女共产党员黄新。她知道山上盐缺得厉害,就用丈夫出征时留下的钱买了比金子还贵的盐,组织大家腌咸菜作为党费交给部队,却舍不得让五岁的女儿吃腌豆角。“我”第二次与她接头时,被敌人发现,她叫“我”把山下的党员的“党费”和她的党证带上山,用调虎离山计支开敌人,从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小说以党费为主线,围绕“我”与黄新的两次会面展开情节,开掘人物的心理世界,塑造了一个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女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

二到新生活的漩涡中去

从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练兵运动,直到1964年进行了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大比武”运动。在军事文学创作上,如何直面现实生活,及时反映广大官兵的崭新风貌,成为军旅小说家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于是,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全面丰收,描写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也开始掀起了高潮,以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和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为标志,一大批新颖活泼充满新生活气息的优秀军旅小说相继问世,形成中国军旅小说直面现实生活的第一次高潮。

1.《开顶风船的角色》等优秀短篇小说的问世

在写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南京军区作家任斌武应首推这批作家中的佼佼者。任斌武(1928—),生于山东平度,早年在故乡读过私塾和小学。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宣传队员、文化科副科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组组长等职。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调南京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开顶风船的角色》。这篇小说以精短的文字,描写了新一代士兵的训练生活,塑造了新一代军人的崭新形象,开了利用小说反映军旅新生活的先河。这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1963年7—8期合刊上,从这篇作品开始,作者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在《解放军文艺》月刊上发表了《高高的山峰》、《种籽》、《浪山港》、《黑浪山的主人》、《迎春曲》、《路标》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篇什。《开顶风船的角色》、《迎春曲》、《路标》均获得了全军的优秀作品奖。后来,他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红山人》、《猎手的歌》等。

以短篇小说《五十大关》而颇受文坛赞誉的作家林雨,原名林锡寿。山东掖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赴朝鲜战场,在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营第一团任宣传干事。1953年至1955年先后任东北军区归管处、华东军区俘管处宣传干事。1956年调福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65年任福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组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回乡务农。1976年平反,转业到山东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1978年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刀尖》、《你喜欢谁》、《五十大关》。60年代作品主要写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日常生活,由于其基调明快、文笔洗练,其中的《刀尖》、《政治连长》等称誉一时。

60年代初,反映军营现实题材小说的全面丰收,不仅有一批老作家的亲身参与,如巴金、孙犁、刘白羽等相继推出过自己的短篇佳作。巴金的短篇《团圆》,后来还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更主要的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和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如张勤的《民兵营长》、《在靶场上》、《在军营中》(均载于《人民文学》),崔洪昌的《初练》,孙景瑞的《边卡驼铃》,王世阁的《战士的心事》等等,在当时于军内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2.《欧阳海之歌》等优秀中长篇小说

反映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严格地说,并不始于60年代。早在50年代,就有一批作家在这方面捷足先登,在写战争生活的同时,在反映和平时期的新生活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祜小民兵》及林雨反映军垦生活的长篇《雁飞塞北》等,这为60年代现实题材热的形成,是一次很好的铺垫和酝酿。但是,真正代表“文革”前十七年现实题材军旅小说较高成就的,还要数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和黎汝清的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

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江苏南京人。他靠勤工俭学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1958年起开始业余创作,改编并创作了一些话剧剧本。1962年根据烈士欧阳海的英雄事迹,在深入英雄生前所在的连队及家乡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轰动一时、广泛流传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1968年遭受“四人帮”迫害被捕入狱。1978年平反。1980年调入广州军区文化部创作组任创作员。新时期的作品有话剧《神州风雷》(与人合作)等。

《欧阳海之歌》原载于《收获》1965年7月号。1965年1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初版。书后有附记。1966年4月和1979年11月两次再版。小说根据真人真事写成。欧阳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3年,在一次“野营合练”途中,军马受惊,欧阳海挺身而出,事故避免了,但欧阳海却牺牲了。事后,欧阳海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小说艺术地再现了欧阳海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充分展现了其英雄行为的思想基础和时代特征。作品着力表现了他的成长过程,表现了他在部队这个革命思想熔炉里所受到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经过学习毛泽东著作,树立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活着为党的事业战斗,死,要为党的事业献身”,他的这种崇高精神信念终于在他为抢救列车而英勇献身的行为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使自己有限的生命闪烁出永恒的理想之光。小说出版后,产生了极大影响,曾作为共产主义教育读物推荐给广大青年读者。小说创作当时被认为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取得的重大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作品的创作方式,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和表现形式,都深深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局限。

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以东海前哨某海岛女民兵连的生活为背景,作者记述了和平时期的对敌斗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女民兵的英雄形象,后来该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同样受到观众赞誉。

十年“文革”,文化受到严重摧残,军旅文学也曾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赶进牛棚,或被摧残致死。然而,也不可否认,即使在极其恶劣的创作环境中,仍有一批执著于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笔耕不辍,坚持写作。在此期间,也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短篇小说如林和生的《向外拐》(《解放军文艺》1966年11月),长篇小说如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1973年,“文革”尚未结束,军事文学月刊《解放军文艺》率先复刊,于是,一批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如李占恒的《布洛罕莫德火种》、张勤的《小岛宏图》、王世阁的《伞兵团长》、毛英的《十八天》、崔洪昌的《军营新歌》、杨闻宇的《野营筹粮记》、树根的《强台风到来之前》、《追波逐浪》、廖西岚的《战士支委》等等。毋庸讳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些作品无论思想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毕竟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甚至说某些作品带有“左”的印痕。然而,我们也不可求全责备,在军旅文学干涸的土壤上,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是淅淅春雨,它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军旅文学没有枯竭,广大读者在期盼着军事文学的春天早日到来。同时,它又是“文革”之后军事文学崛起的人才准备和舆论准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文革”结束,伴随着南线边境战事的爆发,军旅小说以无可阻挡的潮流冲击中国文坛,成为中国军事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无论怎么说,从50年代酝酿,到60年代形成高潮的现实题材创作热,在中国军旅小说的历史上都是极有意义的。它在告诉我们,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只有到生活的涡漩中去,才能捕捉到最美的浪花,才能对生活有真实的深刻的体验,才能写出新颖的、鲜活的、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同时,在军事文学队伍特别是军旅小说队伍形成之初,便有了一个热爱现实生活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既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的继续贯彻,同时,也是对后来者的理论启示和引导。在中国当代军旅小说史上,它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

三由《西线轶事》引发的“战争题材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由此引起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推动着改革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滚滚向前。作为与时代共命运的军旅小说家们,不可能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置若罔闻,他们开始重新拿起因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停下写作的手中之笔,去反映新时期的军旅生活,去讴歌新一代的军人,去反映我们这个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时代。

在这个时期,地方上沉默多年的作家们并没有很快去讴歌崭新的生活,而是先由理论界所说的“伤痕文学”,即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为标志,正面反映“文革”十年浩劫在人民生活和心灵上造成的累累伤痕。由这类小说进而演进到“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等,最后才切入时代生活的主潮,即“改革文学”的兴起。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抚摸浩劫岁月的伤痕,到对这段岁月的深沉思考,进而开始了文学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与地方作家截然不同的是,部队作家们一进入新时期,就表现出了军人们那种无私无畏的献身与开创精神,这倒不是军旅作家们对刚刚过去那段浩劫岁月的麻木与淡忘,更主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恰在这个时期,南线边境发生的战事使他们来不及去慢慢咀嚼和反思历史,而是一步到位地将自己的笔触切入到自己眼下的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生活。这便是以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为标志而引发的“战争题材热”。至今,史学界、理论界仍然认为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

1.徐怀中和他的《西线轶事》

徐怀中,河北邯郸人,12岁到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办的高小读书,14岁考入太行第二中学。1945年入伍,被分配到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剧团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曾在地方搞武工队工作,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冬回到部队。1950年任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研究员,曾多次赴康藏高原深入生活。1955年调昆明部队政治部文化部任助理员,得以常到云南边疆工作和采访。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底调任《解放军报》副刊编辑。1962年调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73年调任昆明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改任文化部副部长。1978年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1984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1988年调总政文化部任副部长、部长。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第四届理事、主席团成员,北京国际笔会中心会员。1996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国作协副主席。

徐怀中的创作数量不多,但多有独到的风格。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地上长虹》1954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早期作品多以反映我国西南边疆军民的生活为主。这一阶段,他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此外还有短篇《十五棵向日葵》、《雪松》、《不褪色的旗》、《卖酒女》、《阿哥老田》等。这些作品比较重视反映生活的本来形态,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带着生活露珠的情节和细节,虽然有时使你感到艺术加工不足,但却有一种新鲜生动的生活气息;重视故事的自然发展,虽然有些作品使人感到结构略嫌松散,但却很少人工营造的痕迹。1959年作者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矛盾冲突比较集中尖锐,像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与作者的一般作品的色彩淡远有所不同。“文革”中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而受到批判。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中篇小说《阮氏丁香》等。还担任了影片《大决战》艺术指导,参与剧本创作并获特殊贡献奖。

《西线轶事》载《人民文学》1980年第1期,后收入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它写的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六个女电话兵和一个男步话兵的故事。和以往的军事题材小说不同,它摒弃了注重写战斗过程这种传统程式,从战场上撷取一些充满情趣的“轶事”,着力表现人的情感。六个女电话兵个个活灵活现,而塑造得更精彩的是男步话兵刘毛妹,不讲军容风纪,两眼朦胧冷漠,说话冷嘲热讽,“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使他有些放荡不羁。小说在勾画他外表的同时,深入开掘其内心。他不愿用海市蜃楼式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时刻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他为前辈在“文革”时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而深感痛心,为自己可能“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而自豪。当强攻敌人阵地,指挥人员都牺牲了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带领突击排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说写现实的战场,同时向历史回溯,七个人物的经历、思想和个性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带着各自的特点走上战场,经受严格的锻炼和血与火的洗礼。人物和小说都富有历史纵深感。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我国当代军旅小说的重大突破,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这部作品之所以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正是作者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和个性,那就是要描写清新自然的水灵灵的生活,从清新自然的生活和平凡而普通的人群中去提取人情美和人性美。这部作品,比起过去的作品来,他更加注意的是遵循生活的本来面貌。因而,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情节、细节,一个个都是那么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使人有一种亲近感、亲切感。作品主人公刘毛妹作为一个满身伤痕的80年代士兵的典型能卓然而立,是作家徐怀中艺术个性张扬的成功,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胜利。徐怀中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一个新兵的精神与心灵历程,而且承先启后,使军旅文学回归到优秀传统的出发点并向纵深迈进了一步。有人把这篇作品称为军事文学的换代之作,这个评价我以为恰如其分。正是有《西线轶事》在艺术上的创新和引导,使当代军旅小说家们打破了思想禁锢,开始潜心创作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篇章。作品如同军旅文学界一面鲜艳的旗帜,召唤着军旅作家们为军事文学的雄风再起而发起新的冲锋。

2.李存葆与《高山下的花环》

《西线轶事》之后,在众多的反映南线战事的作家、作品中,影响较大且在军内外产生轰动效应的,应首推李存葆和他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1946—)当代小说家,兼及诗歌、报告文学创作。曾用笔名茅山。山东五莲人。1961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6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班长、排长、团政治处新闻干事,在团、师、军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1970年调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从事专职文艺创作。1979年春,赴对越反击战云南前线采访,并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半年,其间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荣立三等功。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1986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后任济南部队歌舞团编导室编导,后调任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是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山东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6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理论文章。1982年以来以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轰动全国,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7—1982年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1984年中篇小说奖。出版短篇小说集《云马岭的蹄声》、小说报告文学集《高山下的花环》。他的小说把军旅生活和广阔的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表现当代中国军人的心灵美和人性美,以及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在当代军旅文学中独树一帜。

《高山下的花环》载《十月》1982年第6期,后收入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同名小说集。它通过赵蒙生的回忆、追述,描绘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人民解放军一个步兵连生活和战斗的情景,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顾全大局、淳朴稳重、为掩护战友牺牲自己的连长梁三喜,牢骚满腹但身先士卒、献出生命的靳开来,铁面无私、治军严厉的雷军长,机智勇敢、死于“臭弹”的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小说后半部由梁三喜留下一张血染的“欠账单”引出梁家和赵蒙生母子的关系,并由此赞美了梁大娘、三喜的妻子韩玉秀的崇高美德。小说直面现实,通过赵蒙生母子的“曲线调动”、“小北京”由两发臭弹导致牺牲,大胆触及了军内矛盾和社会上的弊端。同时将军营生活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高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主题歌,揭示当代军人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展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人物关系虽有些戏剧化,艺术上略显粗糙,但那雄浑、悲壮的气势震撼人心,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如果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给军队的作家们以较多的艺术上的启迪的话,那么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给人的则是更多的思想上的震撼。它通过南线边境那场战事中一支前线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人民和军队,军官与士兵,历史与现实有机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梁三喜、靳开来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给人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如果说《高山下的花环》成功的话,那么它最大的成功在于打破了长期以来部队作品不能或者说不敢直面现实矛盾的种种思想禁锢,“臭弹事件”、“调动风波”直至“欠账单”那样最震撼人心的情节与细节,深刻地揭示了部队生活无可回避的现实矛盾。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情节事件的起伏跌宕,使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可读性。所以,当作品一经在《十月》杂志刊出,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虽然它在艺术上还有某些粗糙之处,但是,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冲击力为作品赢来的巨大声誉,使众多的评论家不忍或不愿在文章中谈及作品的缺憾。这充分表明了长期以来广大读者对现实主义精品佳作的渴望,在此后发表的有关南线战事的诸多作品中,我们不能否认或多或少都受到过《高山下的花环》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的成名作,同时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它的“轰动效应”应该说得益于作家对一种“政治禁区”的大胆突破。或许是作家过于关注其作品的教化作用,在对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多少表现了作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在作家的另一部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被突出凸现出来,因此,作品并没有产生所预期的“爆炸性”和轰动效应,反而引来了诸多评论家直言其作品艺术上的不足。这应该是军事文学进入相对冷静思考的新层次。无论怎么说,《高山下的花环》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军事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的一笔。

3.韩静霆、周大新、朱秀海等作家的创作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部队的作家们都轮番到过南疆前线体验生活并在创作上各有自己的收获,其影响虽不及《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但在对战争思考的深度及对战争题材小说艺术的探索方面,都曾引起过文学理论和评论界的密切关注。比起五六十年代的战争题材小说来,这个阶段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文学的发展使作家们在理论上日趋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直接和快捷地反映生活,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们若干年后靠回忆去描摹已经成为历史的战争生活来,这些作品更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韩静霆,吉林辽源人,祖籍山东高唐,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家境贫寒,1951年至1960年,先后入辽源市安吉小学和第二中学艺术学校,学习民族乐器。1962年艺校毕业,分配到辽源市二中担任音乐教师。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4年转入中国音乐学院,开始创作歌词及抒情诗。1968年毕业后被集体遣送到河北宣化部队农场劳动。1973年调北京军区炮兵部队工作,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同年发表处女作抒情诗《北京的歌》。1977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太阳宫殿》。之后陆续出版散文集《幽谷鹿笛》、《唱歌的小草》、《花魂》、《爱的船,爱的岸》。80年代以来主要投入小说创作,《市场角落的“皇帝”》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凯旋在子夜》(1986)发表后在读者中间产生强烈共鸣,随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他重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长篇小说《大出殡》。90年代开始长篇历史小说“春秋系列”的创作。已出版《孙武》,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创作具有撼动人心的悲壮色彩,并蕴含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现在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任职。反映南线战事的作品,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和《战争让女人走开》可以说都是颇具影响的作品。两部作品与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作家没有直接描写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而是侧重于写军人家属,写女人在后方承受战争的重负丝毫不逊于前方的军人。此一角度既掩饰了作者对前线生活体验的不足,同时又打开了文学沟通军人与社会的联系,使广大读者能更直接地体验前线官兵的浴血奋战与自身和平环境生活的内在联系,从而增加了对一线官兵生活的理解。所以,这两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荧屏之后,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周大新,(1952—)河南邓县人。1970年入伍,1983年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后任解放军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有300多万字文学作品问世。主要作品有《第二十幕》、《走出盆地》、《有梦不觉长》、《格子网》,中篇小说集《汉家女》、《蝴蝶镇纪事》、《走廊》、《捧给你们的白虎》、《红桑椹》、《左朱雀右白虎》、《香魂女》、《银饰》、《周大新小说选》,散文集《没有绣花的手帕》、《村边水塘》。他的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获《十月》文学奖和第六届百花奖。在周大新众多的小说作品中,《汉家女》是描写战争题材的一篇影响较大的作品,原作载《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后收入1988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的同名小说集。汉家女原本是个农村姑娘,因为不想吃黑馍馍,就用诬告新兵体检站副连长宋立三对她动手动脚相威胁而当了兵。到了部队之后,汉家女非常勤快,第三年就被提升为护士,但她封建,从不肯与男兵接触。后来部队到前线作战,她随部队来到前线,见便宜就占,连男式背心、裤头、烟卷她都要。但她工作十分努力,对战士充满感情,没白天没黑夜地照顾伤员。一次她洗澡被二班长偷看了,她气得直咬牙。当听到二班长忏悔地说他怕牺牲了也见不到女人身子,一时鬼迷心窍,就眼泪汪汪地把二班长抱在怀里。后来汉家女因翻车身亡,整理遗物时发现她写给丈夫宋立三的信把这一切全说了。为了维护其声誉,同伴们把信毁了,发誓保密。小说刻画了汉家女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她的优点和缺点都和她出身农民有关。作品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朱秀海(1954—),是海军创作室作家,在对南线战事一类题材的创作中,是比较执著也是成果较为丰厚的作家。与一些“蜻蜓点水”式的采访不同,朱秀海有亲身的战争体验,他跟随自己的老部队深入前线体验生活,与战友并肩作战,他蹚过雷区,目睹过和参加过战斗的过程,对战斗生活有着非常深刻的体验。与其他作家不同,在有了这段丰厚而特殊的生活经历之后,他没有马上投入创作,而是反复酝酿,反复构思,历经十年之后,终于推出了两部力作《痴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穿越死亡》。《痴情》通过一个烈士母亲的悲剧命运的抒写,展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穿越死亡》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较此前的同类小说有了创新,比起《痴情》来,作者在艺术的探索上大大迈进了一步。因此,虽然那场局部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文学界和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战争题材小说。小说通过描写一群普通军人战胜怯懦与恐惧,最终穿越死亡攻下634高地的过程,意在揭示一个军人如何从凡夫俗子走向英雄的心路历程。正是因为作者对战争、对生死有着深刻的体验,因此小说更符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它足以产生撼人心魄的力量。评论界称,《穿越死亡》的问世,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准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除了以上这些作家之外,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许多,如朱春雨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沈石溪的《战争和女人》,中篇小说还有徐怀中的《阮氏丁香》、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朱苏进的《欲飞》,短篇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出现了佳作迭出的景象,如宋学武的《山上山下》、王中才的《最后的壕堑》、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何继青的《只不过一瞬间》、张波的《圣土》、雷铎的《半面阿波罗》,等等,这些作品是军旅小说在80年代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

四再展雄风的老作家们

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不仅造就了一批在军旅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同时,也砸碎了一个时期严重影响老作家们发挥文学创作才能的思想锁链。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给军队老作家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高高飘扬的旗帜,召唤着他们纷纷拿起手中之笔,去写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作品,去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有不少出自老作家之手。当然,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较他们以往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艺思想的解放。在这批率先挥笔创作军事文学的老作家中,刘白羽、魏巍当是打头阵的先锋,他们的作品《第二个太阳》和《东方》,也都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

1.刘白羽和他新时期的创作

刘白羽(1916—)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北京人。幼年当过学徒,14岁入学。自1936年3月在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冰天》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1938年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延安文艺工作团,他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著名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曾听取过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此后,他的足迹遍布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作了不少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作品,如小说集《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等。刘白羽同志1944年到重庆,担任我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并参加文艺界的统战工作。1946年到东北,作为随军记者,他的足迹遍及东北、平津、江南各地,创作了反映战争生活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土》、《战火纷飞》等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集《火光在前》等,刘白羽作为著名作家,笔势雄劲豪迈,充满热情,具有强烈的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建国后,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与杨朔、秦牧一起被称为当代影响最大的散文家。同时,他继续创作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等。1950年参加编制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该片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1955年后,主要从事文化部门领导工作,曾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在军内曾担任总政文化部部长职。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刘白羽小说》。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十卷本《刘白羽文集》。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创作,较有影响的作品当数《龙烟村纪事》和《无敌三勇士》。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刘白羽的文学创作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过这时期的创作多以长篇小说为主,其中《第二个太阳》是这个时期最具影响的作品。这部30余万字的作品,原载《当代》文学双月刊1987年第3期,198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的历史背景下,对解放军某兵团从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的战斗历程展开描写。主人公、兵团司令员秦震一家三代人前仆后继、矢志不移的革命行为,是一曲用生命夺取光明的赞歌。作者把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开掘其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既具有生命实感,又融入作者对历史、战争和人生的思考。小说大开大阖,气势恢宏。如火如荼的军事冲突和细腻委婉的人情伦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动的画卷。作者在语言上保持了固有的抒情与思辨的风格。虽然有些地方含蓄蕴藉不足,但总体上说诗情洋溢。作品于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第二个太阳》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及文学界与理论评论界的关注,其缘由并不仅仅是因为老作家在停笔数年后的一部长篇的新闻效应,主要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层指挥员秦震这一文学形象。如果说作者此前的作品更多的充满乐观主义和浪漫色彩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却偏重于对事实及现实的深沉思考。作品以人民解放军从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三个月的进程为经线,以兵团司令员秦震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命运为纬线,高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图景。作品主人公、兵团司令员秦震,他的父母、同盟会元老秦宙、陈雪飞,他的女儿、打入敌人营垒的地下工作者白浩,这一家三代人奋斗牺牲的历史活动,几乎可以概括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作品开合散聚、收放自如的艺术构思,不但能使之包纳了较大的历史生活容量,而且可以有纵深地揭示其内在底蕴:新中国这辉煌于人间的第二个太阳,正是由无数志士、先烈和人民群众用生命和热血铸造、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奋战搏取的。作者以生动感人的笔触,回答了长期以来所思考的“胜利是怎样得来的”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由这部作品我们再次看到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感受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这部作品与以往革命战争题材作品还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作者没有将战争的军事对抗形态的生活当做惟一的观照对象,将战争生活的表现单纯理解为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军事斗争情景的描写,它在惊风急雨般的军事冲突形态的场面中,涂抹着多姿多彩的画面,这一点,也许正是作品因更加贴近生活而获得更多的读者的喜爱。

2.魏巍和他新时期的创作

魏巍(1920—)当代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原名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自幼喜爱诗歌。中学时代,在郑州报纸上主编过《芦笛》、《铁笛》周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不久到延安,与田间等人一起提倡街头诗运动。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赴晋察冀边区,在部队长期做宣传工作,历任教育干事、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团政委等职。1950年赴朝鲜战场。建国后历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等职。曾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二、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二、三届理事、第五届顾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出任《中流》主编。他以创作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为主。抗美援朝期间所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巨大反响,全国传诵一时。其小说主要有中篇小说《长空怒风》(与人合作)、《东方》(获茅盾文学奖)、《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作为一名老作家,魏巍的创作一开始就融入了革命英雄主义色彩。他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他的成名作,又是他的代表作,其影响足可涉及我国几代青年人,“最可爱的人”以至成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礼赞和别称。该作品的文学地位足以和他后来的长篇巨制相媲美。新时期以来,魏巍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坚持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主要有《东方》和《地球上的红飘带》。

《东方》(三卷本)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早在写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作家就曾酝酿创作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因多种原因,一直未能付诸实践,粉碎“四人帮”以后,作家的这一夙愿终于得以实现。这部作品1977年12月最早由《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第一部《山雨》。其后,《宁夏文艺》、《上海文艺》、《河北文艺》、《解放军文艺》、《河南文艺》、《鸭绿江》等刊物相继转载。至197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书出版。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着重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队——红三连的活动。还穿插冀中平原的农村生活和斗争情况。在朝鲜战场形势严峻的消息传来之后,刚刚回家乡凤凰堡村探亲不久的郭祥与他的战友们经历了志愿军渡江的第一战役,把敌人赶到“三八线”一带的第五战役,惊心动魄的坑道战,弹尽粮绝的黑云岭阻击战等血与火的考验,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和破坏和谈的李承晚军队。后方,以杨大妈为首的革命群众面对地主分子猖狂挑衅,坚持办起了生产合作社,团结教育贫苦农民,以实际行动还击敌人。作者意欲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的关系”,较为全面地再现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郭祥、邓军、杨雪、乔大夯、刘大顺等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群像,这些“最可爱的人”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敢于触及人物内心世界,对志愿军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也有所触及。小说“原计划是写彭总的,但因为是1959年动笔,不好办了。所以就干脆写群众。”(《东方·序》)三版时作者补写了一些关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故事情节。作品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作为一部有开拓创新意义的作品,该书出版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有人评价,《东方》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它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映广阔、深厚而有历史纵深,贯注着一种史诗精神。这部作品对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展开的史诗规模的艺术描绘,对众多的志愿军英雄战士和人民群众形象的血肉饱满的塑造,磅礴的气势与炽烈的激情,浓郁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民族风格等等,这些特色和成就,使它不但在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占着一个突出的位置,就是在建国以来产生的优秀军事题材长篇作品的行列里也毫不逊色。因此,当《东方》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和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时,人们并不感到意外。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东方》最初构思的时候,作者本来就有描写司令员彭德怀的计划,因为要全面反映抗美援朝的历史面貌,不能不写到前线的最高指挥者彭德怀的活动。可因为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原因,作家的构思无法形诸笔墨,不得不留下历史的空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良好局面,给作者填补这一空缺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作家在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认真地积累充实了生活素材之后,又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创作,终于在小说第三版出版时填补了这一空缺,使作品在整体上进一步完美,在宏观架构上进一步具有大气磅礴的气势,使作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性意义。作家在填补的这些章节里,紧紧把握住彭总这一具体人物的突出性格特征,将统帅者聪明睿智和战士的淳厚质朴相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较为鲜明、丰富的艺术形象,使彭总这位久经沙场的统帅人物的优异品质,他驾驭战争的胆识和谋略,他洞察风云、纵横捭阖的战略眼光和通变能力,他为实现战略意图所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与韧性,以及他在危急形势下的镇定自若和清醒理智等等,在作品中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章节的增补,使《东方》进一步臻于完善。

进入新时期,魏巍虽年届花甲却笔耕不辍,除《东方》之外,他还创作了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写长征,最难的莫过于实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地球上的红飘带》恰恰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开掘。作为一个老作家,《地球上的红飘带》是作家创作中重大转折和自我超越,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再到《地球上的红飘带》,作者的每部作品几乎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而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把握上,还是作品的内在结构上,都是对前期创作的转折和超越,作家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更加壮阔的场面和恢弘的气势,描写了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第一部比较成功地反映长征的作品。

3.黎汝清、石言、彭荆风、叶楠、莫应丰等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新时期以来,除了刘白羽、魏巍、徐怀中等有新作不断问世以外,作品数量较多,且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比较执著,成就较为显著的,当数黎汝清。1928年出生于山东博兴的黎汝清,1945年参军,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曾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建国以后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等,早期曾在业余时间从事儿童文学和诗歌创作。1962年调南京军区创作室以主要精力从事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多年以来,这位勤奋的老作家恪守自己的座右铭:“面对稿纸,背对文坛。”意在躲开文坛上浮躁的喧嚣和毫无意义的名利纷争,一心埋头文学创作。因此,他很少参加什么文学活动,一直勤勤恳恳地埋头创作,他自《海岛女民兵》之后,从“文革”后期至今已创作了《万山红遍》、《叶秋红》、《冬蕾》、《雨雪霏霏》、《生与死》、《芳茗园之夜》、《深谷英魂》、《湘江之战》、《碧血黄沙》、《故园暮色》、《漠野风尘》、《故园夜雨》等15部长篇,共约700余万字。《皖南事变》是影响较大的长篇,也引起过文坛上的争议。

新时期以来,黎汝清的笔触指向,主要是革命战争的历史,特别是革命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又主要以悲剧事件为主,如“皖南事变”、“湘江之战”、“西路军征战”等等,这些事件,长期以来曾被视为创作的禁地,因为这些事件往往都是以我党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而成为事件主题的。因此,这些事件也像谜一样,长期以来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黎汝清1987年问世的《皖南事变》,就有了在悲剧题材方面开拓和创新的意义。《皖南事变》是一次题材的突破,人物形象创新的突破,同时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上也是一次突破。发生在本世纪40年代初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历史悲剧,是由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千古奇冤”,这次事变,使新四军9000将士成为冤魂。“皖南事变”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首悲壮的史诗,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既有反动势力的围剿和阴谋,同时也有革命者自身的重大失误。历史的灾难往往造成文学的不朽,因为以历史灾难为题材的悲剧文学,所提供给人们的内涵更为深刻。所以,《皖南事变》所提供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就往往超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其战略战术得失的一般意义,它具有自身更为独特的审美效果,因为悲剧往往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它能激起人的更深邃的思索,给人以崇高与美的精神陶冶。《皖南事变》一书,有评者认为具备了“史诗的品格”,之所以如此,是作者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求真辨伪,发隐抉微,做出了独树一帜的雄辩结论,避免了对人物做出简单的道德评判。正如作者本人在《皖南事变》后记中所言:“如果要问这部作品的凝聚点,它是九千人的大悲剧。通过这场大悲剧,展示人类的优点和缺点,展示历史悲剧与性格悲剧的密不可分,展示人类性格中的善良与丑恶并存,伟大与渺小并存……”作为一部文学著作,作品强烈的思辨色彩,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九千人命运急剧变化的人生启示录。皖南事变是一个大悲剧,更是展示各类人物复杂内心的历史大舞台。在这里,伟大与渺小,善良与丑恶,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误,幸福与灾难,构成了不同人物命运的发展史,是一部形态各异的人物心态图。许多人物在死亡面前的各种表演,给人们以深刻的思索和启示。许多人物在种种条件下悲剧式的牺牲,不仅包含着人格美和心灵美的张扬,而且有思想和道德的撞击,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生活内涵的理解。作为一部悲剧作品,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它对读者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和深远的。

石言(1924—)是与黎汝清同时活跃在军旅文坛的南京军区作家。石言,是浙江平湖人,出自书香门第,1941年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有较深的文学修养。1942年参加新四军即开始发表作品。他一直在文艺单位工作,曾担任南京军区文艺处副处长、话剧团和歌舞团团长、创作室主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石言崇尚战争文学的史诗品格,他的个人创作却追求抒情性与故事性的统一,在短篇小说中逐渐形成了婉约、缜密而秀美的艺术风格。1950年发表《柳堡的故事》一举成名,后也因其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新时期开始创作后,他以《漆黑的羽毛》和《秋雪湖之恋》分别获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创作的《魂归何处》因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而为文坛关注。《秋雪湖之恋》是作家新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短篇佳作,作品对十年动乱生活的表现,之所以给人别开生面之感,正在于作家采取了一种新的或更高一些的生活观察点。小说并不讳饰那些动乱岁月中发生的生活悲剧,然而却在邪恶势力压顶的环境中,充满诗情地礼赞着与之抗衡的善与美的力量,礼赞着人民战士为保护群众而进行的曲折坚忍的斗争,就像是乌云缝中的一块蓝天。秋雪湖畔部队农场饲养班的6名新老战士,在奸佞当道、蛇蝎横行的岁月里,所展开的抗击邪恶、英勇机智的斗争,是特殊的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展现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笼罩大地的阴影,也揭示了这帮邪恶势力的虚弱本质。小说对班长严樟明形象的塑造,给人以散发着军人气息的质朴美感。

彭荆风也是新时期创作颇丰的部队老作家,他原名彭芝生。江西萍乡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进驻云南边疆,从事民族工作,业余开始文学创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2年深入滇南地区体验生活。1968年受“四人帮”迫害,被监禁达7年之久。1979年春获平反。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昆明军区编辑、创作员、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云南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1952年起开始发表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边寨关人》和《卡瓦部落的火把》、电影文学剧本《芦笙恋歌》(与人合作)。1977年以后发表《驿路犁花》。出版长篇小说《鹿衔草》、《断肠草》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错位》、《宦海》、《杏花如雪》、《师长向士兵敬礼》、《赛虎》等。他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一位部队老作家,他多年来勤于笔耕,且执著地讴歌边疆军民的斗争生活。

莫应丰(1938—1989),湖南桃江人。自幼家境贫寒,读书4年半被迫辍学。建国后才又继续读书。1956年考入武汉师范学院附中。1959年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1961年参加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1970年起在长沙群众文化室工作。1972年在《湘江文艺》上发表处女作《中伙铺》。197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兵闯大山》。1978年调至湖南电影制片厂从事专职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后当选湖南作协副主席。代表作为优秀长篇小说《将军吟》,该作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竹叶子》(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集《难与人言的故事》、《鹿山之谜》,长篇小说《走出黑山林》、《风》、《美神》、《桃园梦》等。

《将军吟》是莫应丰的代表作,198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较早的、也是较有影响的一部正面反映“文革”浩劫的长篇小说创作。小说初稿完成于“文革”末期,显示了作者当时的勇气。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整理定稿。小说以三个军队老干部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们对林彪、“四人帮”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为结构,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令人心悸的纷乱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从“揪斗”干部到抢材料、夺权、绑架和审查处理干部等事件在小说中都有正面的描写。但作者并不单纯地局限于这些劫难,而是以更多的、更加饱满的笔墨刻画了一批虽经历磨难,但不甘屈服、勇敢斗争且意志弥坚的老一辈革命者的形象。兵团司令员彭其是小说着力表现的英雄形象,显然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光明磊落、博大深沉,是一代革命家道德情操和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作者把他当做一个综合的形象,力图写出他身上那种磨灭不了的希望光芒,以使那些在黑暗中丧失信心的人从中汲取力量,重新振作起来。尤其是第十四章“老人心”,最受人称道——彭其用一个“小小的阴谋”教训那些狂妄的造反派,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经验。他用了几个小时,不休息,不吃饭,滔滔不绝地劝导大家,又像孩子一样天真,敞开了一个老人的慈祥心,其大将风度和赤子情怀,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与彭其相对照的是政委陈镜泉的形象。他的性格比较复杂,既对党忠心耿耿,但又有点懦弱和迟疑,在当时文坛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中,这样的形象并不多见。小说出版后反响较大。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除了以上老作家之外,在新时期以来汇入创作潮流的老作家们可以说举不胜举。如中篇小说就有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几乎在同时,他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军长》因得力于他当年在新四军生活的体验,小说写得曲折动人,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荣获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还有老作家孟伟哉的《一座雕像的诞生》、叶楠的《淹没不了的往事》。长篇小说有冯德英的《大地与鲜花》第一部《染血的土地》、苏策的《远山在落雪》、刘知侠的《决斗》、寒风的《淮海大战》等。短篇小说就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叶文玲的《寂静的山谷》,陆柱国的《岔路口》,黎汝清的《战地情思》、《子弹洞穿的水壶》,孟伟哉的《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一匹马》,王群生的《彩色的夜》(获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邓友梅的《战友朱彤心》,叶楠的《一帆风顺,燕鸥》、《祝你运气好》、《画眉鸟婉丽的鸣声》、《红军轶事》等等。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将军肖克的《浴血罗霄》,将军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却因为深刻的生活体验,小说写得有声有色。该书1988年8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稿完成于1950年,并于“文革”中被打成“大毒草”,几经波折才得以出版。小说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历史背景,着力描写了赣西苏区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受上级指示,在战略目的、行动路线和意图都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向北转战的经历。小说构思错综复杂而脉络清晰,由罗霄纵队上层领导郭楚松、杜崇惠、黎苏等写到了宣传员、侦察员、理发员、炊事班长等20余人,并且涉及到了后方的军人家属和老百姓,同时生动塑造了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将领。小说中战斗生活细节丰富,特别是行军打仗等场面,笔墨简约,自然流畅。作品既展现了历史真实,又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情感。肖克将军历50年漫长时间而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认为是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大贡献。所以说,《浴血罗霄》的出版,对中国军事文学来说,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作品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后来,这部小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

五崛起的新一代小说家

新时期军事文学的蓬勃发展,表现在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不断涌现一批具有崭新艺术风格的作品。而小说是走在最前面的文学门类,在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变革中,小说充当了“主攻手”的作用,做出了成绩卓著的贡献。军旅小说的活跃发展,可以看做是整个军事文学在变革中前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无论是对“左”的思想禁锢的勇猛冲击,还是对传统陋习的大胆破除,抑或是向新领域、新境界的探索与开拓,小说都以其特有的体裁和表现方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人们习惯将文学称做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实就文学生存的基础和发展契机来说,它像社会的影子,它的兴衰荣枯无不牵系于社会历史潮流的浮降升沉。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给军事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如果说,新时期军事文学有一大批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问世是军事文学实绩的话,那么,比之更重要的是,新时期的军事文学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造就和产生了一大批在创作上卓有建树的中青年作家,对我们军事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创作,不仅给中国军事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青春活力,同时,也给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研究讨论建国50年的中国军旅小说,这将是我们着墨最多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除了写南线战事及前边提到的一批老作家的作品之外,更主要的是,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作家的崛起,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是对“左”的思想桎梏与陈旧艺术藩篱的冲击和突破,都是向新时期现实需要的一次靠拢和贴近。

关于写南线战事的作品,前边已经提及,不过标志着军事题材小说走向并取得更大成就的,是除了南线战事之外军事题材领域的全面拓进。比较有影响的,如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射天狼》、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刘兆林的《索伦河谷的枪声》,唐栋的《兵车行》,李本深的中篇《沙海蜃楼》;以及对人性的探索而获好评的作品,如海波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写两代军人的情怀的作品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也是80年代的文坛热点。反映士兵领域生活的作品就更多了,如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李荃的《路魂》等,而徐贵祥的中篇《潇洒行军》和《弹道无痕》则以其充满阳刚之气的抒情而独具特色,成为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作品中的佼佼者,后者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

在新时期涌现的优秀军旅作家中,还有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创作的革命战争历史题材作品。这批作品,以莫言的中篇系列《红高粱》为发端,形成了创作革命历史战争的一个小小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品,这批作品中,比较出色的有苗长水的反映革命老区的历史题材作品《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有乔良反映长征历程的中篇《灵旗》。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标志着新一代军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创作手法上,他们都有别于老一辈作家的传统思路,在某些作家的语言表现及创作手法上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新潮派的影响。但有一条基本不变的,那就是革命英雄主义始终是创作的主旋律,讴歌正义、鞭挞邪恶始终是创作的主调。正是因为如此,这批作品才成为军事文学史上的灿烂一页,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和关注。

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研究八九十年代军旅生活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军人生活的体验为主旨的青年作家中,有一批颇为值得关注的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填补了老一辈作家描写现实的空白,充满鲜活的气息。比较出类拔萃的,如阎连科、徐贵祥、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陆颖墨、张惠生、张卫明等人,这批作家扎扎实实地感受军营生活,认认真真地写自己熟悉的军人,他们虽然没有达到轰轰烈烈、“大红大紫”的程度,但在新旧交替的时期,特别是文学受到市场影响,不少人改弦易辙在写其他题材或纯粹为金钱而写作的时候,这批作家执著于军事文学创作的精神,代表了中国军事文学的未来与希望。

1.李存葆、朱苏进、莫言、朱春雨等军旅小说家的创作

新时期以来,以李存葆、朱苏进、莫言为代表,军队小说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他们从创作观念、题材及手法上都较此前的作品有了新的变化。关于李存葆的作品及其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前边已有专节叙述,此处不再详述。继《高山下的花环》之后,李存葆又创作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篇新作,通过一支国防施工部队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悲剧,再现了一幕让人痛心疾首的生活。小说以严峻的艺术真实性,描绘了这支部队的男女战士,怎样受到极“左”路线和思想的愚弄。营长郭金泰和他的十八名战士的坟茔,同报废的龙山工程一样,成为极“左”路线罪恶的见证。这个中篇小说虽然不及《高山下的花环》那样的轰动效应,但在无情地揭露批判极“左”路线给部队造成的危害方面,也同样是一部厚重的作品。进入90年代以后,李存葆以主要精力从事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直至从事军事艺术院校的领导工作。

在军事题材小说领域,一直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者,当数南京军区专业作家朱苏进。朱苏进,1953年生,江苏南京人,笔名苏进。他5岁随父母迁居福州。读书至小学五年级休学3年。1969年入伍,在驻厦门某部曾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等职,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调福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1988年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至今。现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朱苏进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射天狼》,表现当代军人在和平时期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被认为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的优秀作品,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凝眸》,深入揭示了当代军人的人性乃至整个民族的心态,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主要作品:长篇小说《惩罚》、《在一个夏令营》(与人合作)、《炮群》、《醉太平》,中篇小说《引而不发》,短篇小说《轻轻地说》等,小说集《天圆地方》等。他的小说主要表现当代军人生活,具有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审美风范、地道规范的军人风骨和严谨稳健的写作风格。

《射天狼》是朱苏进颇具影响的一部中篇小说。载《昆仑》1982年第1期,后收入1983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同名小说集。小说集中笔墨描绘了军人袁翰在带兵和照顾家庭这“两扇感情磨盘”的碾压中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讴歌人民解放军具有时代特点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连长袁翰在部队实弹射击需要他临场指挥时,却超假未归。家庭经济困难,妻子性情软弱,两个新生婴儿急需照料使他难以脱身。回到部队,他被取消了实弹射击指挥权。但由于平时训练有方,连队在没有连长指挥的情况下,依然打出了好成绩。为严肃军纪,袁翰受了处分,他不申辩。妻子拍来电报,两女病重,他不能回去,从仅有的14元3角钱中寄回13元。野外训练归来,大女儿病亡,小女儿在病危中,又一封催归的电报撕裂着他的心。但他没有被痛苦压垮,而是更加顽强地指挥训练。半年里,后进连有了很大起色,上级给记了三等功。当上级调他到团里任职时,他坦率地讲出想转业的思想。“让我干多久,我就干多久。”这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平凡的日常训练,但凝重深沉,坚如磐石,闪耀着英雄主义光辉。作者直面人生,敢于正视军人生活矛盾,使作品给人沉甸甸的感觉。细节描写,出手不凡,连军中队列喊口令这种近乎机械性的动作都写得有声有色,显示出主人公的信心和意志。小说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不过,朱苏进更具影响从而进一步奠定他在军事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炮群》(1991年《昆仑》第2期推出)。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作家在较深的层次上完成了对主人公某炮兵部队中校苏子昂的形象塑造。比起此前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苏子昂的形象更具有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心怀高远理想的青年军官,他独道而颇具新鲜的治军思想与军队建设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使他经常在心理上打上鲜明的改革时代的烙印。如果说成功的话,首先是作者成功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关于我军的建军思想、方针、政策,关于现代化进程中暴露的种种痼疾予以宏观的思考和议论,使作品显得高屋建瓴和大气磅礴。其次是作品对今日中国军队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上至大军区副司令员,下至连队战士,大到一个炮群的集团行动,小到连队的零碎事,作品中几乎无不涉及,且写得有声有色,毫不敷衍。这在以往的作品中,是为数不多的。三是作品中涉猎的几位部队中高级指挥员,写得颇具阳刚之气和十足的军人风骨,对他们那种军人特有的气质和风骨,刻画得惟妙惟肖。

除了《射天狼》、《炮群》以外,朱苏进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醉太平》,以及中篇小说《引而不发》和短篇小说《轻轻地说》等等。在军旅小说家队伍里,朱苏进不仅是一个执著于军事文学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创作成果最为丰盛的作家。长期以来,他在军事文学领域艰难拓进,孜孜不倦,不管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和变化,不管有多少作家弃文从商,他都没有动摇过从事军旅小说的坚定信念。应该说,朱苏进是一位认真的有责任感的作家。他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他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及其理性与智慧,他的冷峻凝重的创作风格,使他在军事文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新时期以来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军事文学作家。

新时期的军事文学领域里,莫言是另一位颇有知名度的部队作家,他以中篇小说《红高粱》而被中外文学界所称道。后被电影界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在国际上获得大奖,从而使莫言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

莫言(1956—),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上过小学。“文革”开始后,辍学回乡,以放牛割草为业。1974年进入高密县棉油厂做临时工。1976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9年秋,调至总参谋部某训练大队,先后担任保密员、教员等职。1982年提干,任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干事。1984年秋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1977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河北保定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处女作《春夜雨霏霏》。1985年《中国作家》第2期起发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引起文坛关注。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进入鲁迅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先任总参创作室创作员,后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创作研究部工作,现已转业到地方工作。

莫言从小在农村长大,长期参加农业劳动,从里到外都打着农民的印记。其主要作品围绕着他的家——高密东北乡建立起一个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创作不拘一格,充满了“感觉的爆炸”,常常任由想像与感觉自由奔涌,不受理性的约束与强制。作品颇多,其中《红高粱》曾获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西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主要作品还有:短篇小说《丑兵》、《为了孩子》、《金色鲤鱼》、《凌乱战争印像》、《革命浪漫主义》、《罪过》、《马驹穿过沼泽》、《飞艇》、《怀抱鲜花的女人》、《小说二题》,中篇小说《雨中的河》、《金发婴儿》、《爆炸》、《欢乐》、《红蝗》、《球状婴儿》、《模式与原型》、《父亲在民夫连里》、《红耳朵》、《高密东北乡故事》、《战友重逢》,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十三步》,报告文学《美丽的自杀》、《高密之光》、《大音稀声》等。有《莫言文集》五卷出版。

《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载《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后收入1987年5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成为第1章。小说以抗日战争作为时代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山东高密东北乡以“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风莲和罗汉大爷为代表的一群人敢爱敢恨、敢生敢死,充满生命活力的故事。它把抬轿、野合、敬酒神、桥头伏击等作为主要情节,并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开去,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情调激昂、极富浪漫情愫的历史画卷。其中“我”爷爷、“我”奶奶和罗汉大爷的形象尤其光彩照人。在那一望无际的火红高粱地里,国民党政府无法控制,孔孟的教化也不曾扎根,余占鳌们完全听凭自己的生命意志和价值观念行事。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演出一幕历史活剧,既可悲可叹,又可歌可泣。小说叙事上颇具匠心。一个有着现代文化教养的“我”和一个土匪种的“我”父亲作为双重视角在故事中交叉出现,使叙述既潜在彼时彼地之中又超越其上。而感觉化的描写和色彩的运用使小说瑰丽多姿。

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特别关爱,这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学创作精神,他行文走笔,汪洋恣肆,信手拈来,给人一种独有的美感享受。在创作手法上,他采取多样性的创作手法,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的作品,几乎是一篇一个样,他不断地突破自己,在不断地突破自己中完成对一种新的形式的探索。另外,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莫言式”的语言特色。这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读者的关键之处,他摒弃了文学语言的传统模式,可以说新鲜传神而又变幻无穷,他既用相对欧化的长句式,也用精当的“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特别是有些语言的比喻大胆创新,时常令读者拍案叫绝。他的语言句式和表现意境,不仅在军旅文学的发展中具有创新意义,在中国小说史上也具有开拓意义。

朱春雨,原名朱子澄,满族,辽宁盖县人。195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专修班。后任场记、编辑。1966年下放长白山林区劳动,后到吉林松江河林业局任文工团编辑、党委宣传部干事。1978年调解放军第二炮兵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炮政治部创作室主任。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其主要成就在七八十年代。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业千秋》、《在人海里》、《山魂》、《沧桑小户》、《亚细亚瀑布》、《橄榄》、《听那创造的声音》、《陪乐》,散文集《莫斯科笔记》等。

在军旅作家队伍里,朱春雨应该属于学者型的作家一类。70年代末,虽然他刚穿上军装,便被南疆的枪声召唤到了前线,写出了诸如《中华瑰宝》、《朝着枪声走》、《特别记录》等作品。在前线的体验,使他发觉自己缺乏军队生活的历练,缺乏生活的积累和准备,转而,他把目光投向了和平环境下的现实生活。同样,他又感到自己是40来岁才入伍的作家,连军事生活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从头来进行摸爬滚打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他不得不折回头来,写自己熟悉的小镇风情、家族变迁和伦常冲突,并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巷尾的烟》、《兵与我》、《求医启示》、《一个远逝的夏天》等作品。然而,朱春雨毕竟是一位部队作家,强烈的军人队列意识使他认识到决不能远离军队生活。也就在这时,他从第二炮兵的生活体验中,发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也比较理想的“边缘题材”的生活基地——热核武器试验场。这里没有直线加方块的旋律,没有步枪准星、靶场和手榴弹投掷的轰轰烈烈的军营生活,但生活在这里的军人却都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朱春雨正是在对这样一些特殊的军人的了解中,发现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和道德追求,发现他们的崇高的奉献精神和博大的胸怀。曾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沙海的绿荫》,就是他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部作品。主人公沈巧,是一位道德贤善、灵魂优美的优秀女科学家。朱春雨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并没有把她置于特殊的军事生活的矛盾冲突之中,而是从日常生活入手,写沈巧婚姻恋爱的曲折。作品不仅展现了人物攻克科学堡垒的艰难步履,而且去展现人物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精神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用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和检查自己、鞭策自己的过程。作者正是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我军优秀女科学家的典型形象。后来,作者又创作了被称为《沙海的绿荫》的姐妹篇的《深深的井》,作者围绕导弹竖井被高温高速燃气流的热烧蚀和冲击力摧毁的事实,塑造了当代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写出了他们的友谊与理想,塑造了丰满的军人形象。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巧妙地避免了生硬地、粗糙地去描绘自己尚未熟悉的士兵生活,而是重在写我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着眼于对部队生活作纵深的立体的剖析。朱春雨的这种探索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用文学手段去弘扬人民军队从创建以来所具有的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者认为,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所培育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团结一致、前仆后继的忘我牺牲精神,依然是决定我们今天道德的主要东西。从一个对部队生活一无所知的作家,到对部队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为之进行热情的讴歌和礼赞,朱春雨一步步地走进军营。在长期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在军事文学领域可以说独树一帜,形成了深邃的哲理意蕴和浓郁的抒情色彩融为一体的风格特色。他1985年发表的《亚细亚瀑布》更见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作者的这部长篇小说以象征手法贯穿首尾,由一支边防部队的战争连结起对古文化的考察,形成恢宏阔大的立体交叉结构。古老的民歌和惊天动地的枪炮声,融成一派雄浑的交响,具有先声夺人的磅礴气势。小说对六连的军人们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歌颂了他们可贵的创造精神。小说写了六连的小伙子们与师长古占江的矛盾冲突,刚愎自用的古占江使六连蒙受了屈辱,更造成了陈隆华的无谓的牺牲。应该说,作为师级指挥员,古占江不是昏聩无能的,在他身上,毕竟有我们这个民族某些传统惰性的残余,这无形中成为优秀的民族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障碍。从当代军人的战争活动中勘探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的瑰宝,那像瀑布一样封堵不住的创造力,是《亚细亚瀑布》对军事文学的开拓和奉献。

王中才,曾用笔名闻涉、老宁、何山美。山东宁津人。196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河北财经学院。1961年入伍,历任战士、副班长、军政治部宣传干事、文化干事、秘书等职。1972年调《解放军文艺》社任散文组编辑、副组长,业余致力于散文和散文诗创作。1981年调沈阳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并任创作室主任。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其作品结集和出版的主要有:散文诗集《晓星集》、《光斑集》,散文集《何处觅天涯》、《黑色旅程》,中篇小说《龙凤砚》、《风雨夜酒话》等。短篇小说《三角梅》、《最后的堑壕》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三角梅》是王中才短篇小说代表作。载《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6期,后收入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选》。小说通过一个姑娘的眼睛把两个青年进行对比,讴歌了解放军战士美好的情怀。荔生到海边写生,误入军事禁区,被放哨的战士贺振木制止。姑娘报复一下战士的“无礼”,便把他画了下来,有意加宽了他的下巴。战士向她求画,并指出她的画追求现代派艺术,应画风景,特别是那紫色的三片包叶保护着的小花三角梅。荔生被战士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他对祖国一花一草的真挚感情打动了。回到家中提笔做画时,再也无法忘却战士那富有力感的形象,同时感到自己一直有好感的同学李贵的苍白肤浅。李贵得知荔生要出国便对她紧追不舍,甚至写匿名信诬告贺振木以达到破坏荔生同战士的友情的目的。在对比中,荔生看清了李贵的卑琐。她多方寻觅这位战士却未能见到。后来她来到军营,看到她送给战士的画成了自卫还击中舍身炸碉堡的烈士的遗物,读着贺振木的日记,荔生激情澎湃。作品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2.西北的“三李一唐”及其作品

军事题材文学在创作实践和艺术思想上的突破,使80年代以后的军事文学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新的作家、有影响的军事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成为80年代以后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许多作家的眼界大为开阔,他们对不少新领域的探索兴趣浓厚起来,对包含着新鲜特征事物的艺术感觉敏锐起来,对生活的切入角度和表现方式也摆脱了故有的拘谨之态,作家艺术思维的触角渐渐伸向更新更深的层次。多层次、多方位表现军人生活成为军事文学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

在80年代初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作家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西北的“三李一唐”及其作品。所谓“三李一唐”,即兰州军区的作家李镜、李斌奎、李本深和唐栋。这几位作家生于西北,长于西北,戍边于西北。大西北的荒凉和旷达给他们的作品以特有的边塞文学韵味,《冷的边山热的血》、《天山深处的“大兵”》、《兵车行》、《啊,昆仑山》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篇章。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当代西部军人精神的象征,为新时期的军旅小说平添了几分豪迈的气度。

李镜,山西万荣人。1964年中学毕业,先后任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团宣传队创作员、兰州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创作员、兰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1984年任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1991年起任该室主任。早期创作以诗和演出节目为主,新时期以来转小说创作,已发表中篇小说16部及短篇小说多篇。已出版小说集《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风流殇》、《辉煌时刻》,长篇报告文学《大迁徙》。有十几篇小说获省以上奖,其中《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重山》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冷的边山热的血》、《明天,还有一个太阳》获《昆仑》优秀作品奖,《辉煌时刻》获敦煌青年文学奖。

《冷的边山热的血》是李镜的代表作,后来该作品被总政话剧团改编为话剧《天边有一簇圣火》而名噪一时。《冷的边山热的血》中,作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蓝禾儿等一系列军人形象。在主人公蓝禾儿十年的军人生活中,命运之神曾向他微笑过,但更多的是奉献,是付出。不论历经多少苦难的折磨,也不论面对多少命运的不公,他都是坦然相对,都是那么地热爱边关。蓝禾儿的形象可以说是千万个当代军人形象的代表和化身。没有对边防生活的深刻体验,没有对大西北风土人情体察入微的了解,是写不出如此丰富感人的优秀作品的。作者李镜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作家,他文如其人,大西北给他朴实憨厚的性格,也给他的作品以生活的凝练与厚重,他从来认为那些自命不凡的“玩”文学者是对文学的亵渎。正如他在自己的作品集《辉煌时刻》中所说:“当文学被一些人很潇洒很浪漫地玩着的时候,真诚两个字被他们放逐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落,成了被讥讽被调笑的对象。这是文学的悲哀,尤其是军事文学的悲哀。”他后期虽然时有报告文学作品问世,但更多的更执著的是军旅小说的创作,在军旅小说家中,李镜是真正属于淡泊名利、潜心创作的一类。

李斌奎,陕西合阳人。在家乡读中学。1964年高中毕业后务农。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4年调新疆军区话剧团任创作员。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196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悬崖》、《北方的汉子南方的妹》、《生命在石头里》、《热谷》、《近的是雪,远的也是雪》、《不会走路的女儿》,长篇小说《啊,昆仑山!》、《欲壑》,多幕话剧《草原珍珠》、《天神》、《塔里木人》、《天山深处》(获全国优秀剧本奖)。其创作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当代军人生活,深刻揭示了当代军人丰富的感情世界。

《啊,昆仑山!》是李斌奎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小说反映了长期驻守在昆仑山上的军人的生活、爱情、理想及追求,揭示当代军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小说选择解放军护士鲍琪琪的视角来展开主要故事情节。鲍琪琪受上级指派,前往边防医疗站工作。在一次执勤途中,她目睹汽车兵们无私忘我的劳动情形,深为他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汽车连指导员向西行更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给鲍琪琪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遂使她心头暗萌爱慕之意。后来她在海拔5600米的冰峰上,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超出她的想像,使她内心受到极大震动,越来越意识到军人的责任以及他们人生价值的所在。后来她下山了,获得一次赴外地进修的机会,但她不愿做“逃兵”,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再次要求上山,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指导员向西行和战士黄沙遭遇暴风雪,俩人在冰山上困守四天后,战士黄沙不幸牺牲,向西行也冻成冰人,虽被送往医院救治,但身体已无法复原了。鲍琪琪在极端痛苦与矛盾的灵魂搏斗中,终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冲破世俗的偏见,来到了向西行的身边,奉献出她的爱情。秦兆阳在小说序《〈啊,昆仑山!〉读后感》中指出,小说“没有回避人物在感情上和物质上的需要,而且写出了这些需要面前的两种人物,两种态度,两种观念,因此,《啊,昆仑山!》是一部引人思索的作品。”

或许由于宣传的效果,或许源于作品本身的魅力,使李斌奎为更多读者熟悉和了解的,还是他的短篇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作者以洗炼的文笔为我们描绘了西北边防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作品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同样是兰州军区政治部专业作家的李本深,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就,他以《沙漠蜃楼》、《吼狮》等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青山伏魔记》、《悬崖上的闪电》、《要塞行动》等为文坛注目,他与李镜、李斌奎、唐栋一起,成为讴歌西北军人精神的“四重奏”,为80年代的中国军旅文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唐栋,原名唐世明,陕西岐山人。1967年入伍新疆某部服役,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1975年起发表小说,1976年调新疆军区政治部话剧团任编剧。1984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并加入中国作协和中国戏剧家协会。1986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同年调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组。其作品《兵车行》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并被搬上荧屏。话剧《天山深处》(与人合作)曾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短篇小说《雪线》、《黄昏的回忆》1985年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他的作品还有《大漠草青青》、《沉默的冰山》、《雪岛》,中篇小说《红鞋》,电视文学剧本《沉默的冰山》、《非编部队》等。

《兵车行》是唐栋的代表作,载《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后收入1984年1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同名小说集。小说通过一个女卫生员“我”的回忆,刻画了一个虽然没有正式出场,却生动活泼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战士形象,表现了战士身上那种不畏艰苦、乐观向上的精神。主人公上官星丰富的内心世界、高尚的精神,通过“我”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波动,由远及近,由淡到浓地显现出来。刘白羽在论及这篇小说时,说:“巧妙的艺术构思:通过一个女性的真挚感情,使作品获得意外的效果。小说的结局是出奇制胜的一笔。”这个结局是:“我”急不可耐地赶往哨卡,抢救上官星,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已牺牲。而“我”乘坐的军车上载的是他的遗体。他留下遗言,把遗体埋葬在他的“家”——哨卡的山岗上。小说如一首诗,淡淡的悲剧色彩烘托了主人公平凡而崇高的短暂一生。作品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3.“冻土文学”及其作家作品

军事文学自从诞生那天起,就不同程度地受着地域文化的影响,尽管军事文学以它独立的品格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但作家所处的地域文化都或多或少地渗透到其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当大西北的“三李一唐”以西北独有的地域文化而在其军事文学创作中加以展示并引起广大读者喝彩时,身处东北的几位作家也扯起了“冻土文学”的旗帜。其代表人物便是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刘兆林。所谓“冻土文学”,是以东北特有的地理环境下的军人生活为题材,反映生活在北大荒、大兴安岭及其边境线上的军人们的喜怒哀乐。老实说,对动辄扯起文学旗帜或自誉为某某流派的做法,我一向是不以为然的。然而,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衍变中,它毕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学现象,虽然这个现象是短暂的,但它也毕竟推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军事题材作品,因此,它也理应成为军事文学的一部分而载入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史册。

刘兆林,黑龙江巴彦人。1968年中学毕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等职。196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77年调沈阳军区文化部任干事,1979年任创作室创作员。1984年入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发表《雪国热闹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他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集《绿色的青春期》、《我是一个兵》,中短篇小说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黑土地》、《三角太阳》等。

《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是刘兆林的中篇小说代表作,载《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8期,后收入198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同名小说集。它反映了“文革”后部队生活和部队管理及思想工作的新问题,塑造了一个新型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者冼文弓的艺术形象。冼文弓来到三连,发现连长王自委心地狭隘,管理不当,连队人心涣散,各项工作落后。对战士心理学有深入研究的冼文弓在就职演说中就尊称自己上任路上遇到的两个战士刘天明、张久光为自己的老师。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他还饶有趣味地讲解了战士们感兴趣的扑克牌知识,并把它同部队工作联系起来。这一别开生面的就职演说一反政治训话的刻板,赢得了战士对他的好感。小说通过他发动全连战士对自己的工作提建议、用自荐公议的办法选拔侦察班长一系列情节表现了他讲民主、尊重人和善解人意的思想工作作风。因副军长要来视察,团长命令杀掉刘天明养的狍子,引起刘天明同连长王自委矛盾的大爆发。冼文弓劝阻了王自委,和刘天明上山打野味,意外地打到一头熊,冼文弓负了伤。王自委受到感动,亲自开车到山里接冼文弓。为给冼文弓做一张狍子褥,让他养伤,刘天明开枪打死他心爱的狍子。清脆的枪声在索伦河谷响起。小说语言生动活泼,情节曲折动人。作品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作为一个部队作家,刘兆林对军营生活有着敏锐的触角,举凡生活中的一人一事,他都熟记在心,并能演绎成动人的故事。他的另一篇名作《雪国热闹填》就是因为受一个偶然发生在边境线上的越境事件的启发而创作的。作者在风趣幽默的娓娓描述中,在作品中刻画了牛鸰、杜林这两个新老战士的鲜活形象。新战士牛鸰有文化知识,思想活跃,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由于缺乏严格的军营生活锻炼,也同样存在着政策纪律观念不强等弱点。只要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和耐心细致的教育,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边防战士。老班长杜林则不同,他脑子里有较多不合于新形势的陈旧观念,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牛鸰的言谈举止,把牛鸰爱读书、帮助哑女等行为,统统看做是惹事生非的行为。当牛鸰的“越境”事件发生后,杜林的猜疑心更重,直到事件的始末根由真相大白后,牛鸽纯真可爱的品质显露无遗,才使杜林有所反悔。作者通过对这对战士矛盾的描写,反映了真实的部队生活。一大批思想活跃有文化基础的新一代青年进入军营,给我们的思想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它从一个侧面提出了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在管兵带兵问题上如何消除“左”的影响,仍然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一点,也正是小说大胆触及现实生活矛盾,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原因所在。

刘兆林这种关注现实军营生活的创作态度,一直影响到后来生活在东北的几位部队作家。由基层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栾人学,自己本身就是带兵人,在90年代,他相继推出两部长篇小说《士兵今年十八九》、《尉官二十刚出头》,充满了浓郁的部队生活气息,语言也充满了当代士兵的气息。这两部小说出版后都相继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由作家杜守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沙盘》,更直接切入军营生活,并且是为数不多的涉及高科技战争的作品,因此,它一出版也受到读者的热情关注。

4.特区军旅文学现象及其作品

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不能不反映到作家创作中来。换句话说,作为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军队作家们,对身边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改革生活,不可能置若罔闻。对新时期改革生活的描写和触及,在这个阶段的军队作家的创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不过,作为较集中地反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生活,还当数广州军区的作家们,他们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得风气之先,最先感受到时代大潮的军营生活的冲击,在全国,他们最先亮起了“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帜,率先推出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优秀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反映改革开放军旅作家的一次“集团冲锋”。1991年前后的三年间,他们在《解放军文艺》、《广州文艺》、《萌芽》、《花城》、《特区文学》、《作品》等刊物上相继推出了“特区军旅文学”的专号或专辑,发表了一百余部作品。这些作品,直接触及改革开放的新生活,以全新的方式反映了变革时期当代军人心理上的困惑和变化。这些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何继青的《歌手》和《走过从前》、张波的《白纸船》、孙泱的《卡拉OK》、雷铎的《古剑》、范军昌的《明天从今夜开始》、张为的《永远的活细胞》等等。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基本是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军人们面临的种种反差、错位、调整和适应,尽管从语言及创作手法上还略显粗糙,并且在某种时候带有图解某种主题的生涩,但这毕竟是军旅作家们向现实生活的一次勇敢的冲刺。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冲击和诱惑,这批军旅作家们能够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冷静地观察周围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从而写出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军旅文学作家的自豪和骄傲。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真正直面改革生活这一时代主题的,当首推广州军区作家们的这批作品。受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大潮的感染,广州军区的作家们发扬了人民军队敢打硬仗、敢写大作品的精神,他们高扬“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帜,先是发起了“短篇小说的大会战”,后又发起了“中篇小说的大会战”。紧接着,他们又在“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帜下,进行“长篇小说大会战”,并且颇具成果,一次推出了七部长篇,它们全部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依次是何继青的《生命乐园》、赵江的《云泥百合》、崔洪昌的《戎马英豪》、范军昌的《明天突然来临》、节延华的《河湾旧事》、文新国的《冼夫人》、张波的《平常人家》。在当时的军旅作家面对这样那样的困惑,有的下海经商了,有的转而写颇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报告文学了,有的改弦搞影视剧了,而广州军区的作家们一下子推出这么多的长篇小说作品,这对整个军旅文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它又一次向社会昭示了军人作家的“队列意识”。他们的创作不仅亮起了“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帜,也在军旅作家的队伍里亮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他们率先而敏感地将自己的笔锋切入变革时代的军营生活,匡正了当时军事文学创作的某些思想上的弊端。他们的实践,向军旅作家们昭示:作为军人作家,你首先是军人,其次才是作家,这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密切关注国家和军队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的和创造性的实践,全身心地投入到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中去。这不仅因为生活提供了最为丰富也最为新鲜生动的表现内容,而且实践还为我们提供了陶冶性灵的天然课堂,让军旅作家先在这里完成自我教育。如果把生活与实践比喻为一座燃烧的熔炉,那么,一切置身于炉火中冶炼自己的作家,失去的只是自己心灵的杂质,获得的却是如钢似铁的军人意识。广州军区作家们的“集团冲锋”,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集团冲锋”,应该说对我军文学创作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90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热”,它的影响更是直接的。

5.其他作家及其作品

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军事文学值得骄傲的年代,对这个年代的创作作缜密而严格的考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完成,因此,对这样一个新人辈出、佳作不断的年代,我们只能作鸟瞰式的扫描,因此,大量的新人新作因篇幅限制我们不能不忍痛割爱。然而,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这短短的篇幅,我们足可感知军旅文学5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但是,一些对新时期的军事文学有着特殊贡献的小说家们,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简要提及。

刘亚洲,安徽人,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政治部干事等职。1972年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习。毕业后在首都机场、空军政治部联络部、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工作。1986年至198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系任客座教授。90年代先后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和北京军区空军某部任职。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陈胜》、《短剑忠魂》、《大山母山别墅》、《秦时月》、《两代风流》、《最后的歌》,中篇小说集《写给男儿们看的书》、《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攻击再攻击》等。另有报告文学集《恶魔导演的战争》、《女人的名字是弱者吗?》、《黄植诚少校》等。

《两代风流》是刘亚洲的代表作,这也是当时年轻作家中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它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中不仅仅通过军事和政治斗争,还从家庭、婚姻、爱情等多侧面塑造了大军区司令员李展等将领的形象,以及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青年军人。这部作品高屋建瓴,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刚健有力,出版后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

张廷竹,笔名阿西、廷竹。祖籍湖南安乡,生于香港九龙。父亲系国民党高级将领,本人自幼随母亲居住杭州。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出身不好”失去读书资格。1964年到农村插队。1972年回杭州,在造船厂历任工人、供销员、科长、厂长助理。1981年任《江南》杂志编辑。1984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特招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5年春赴云南老山前线任战地记者。1986年调济南军区政治部任创作员。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阿波罗踏着硝烟逝去》、《落日困惑》、《偷渡鬼》、《国与家》,中篇小说集《阿西门的笑》、《二妹子》、《五十四号墙门》、《第七个春天》、《警察、记者和诗人》,系列中篇《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等。其短篇小说《他在拂晓前死去》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在拂晓前死去》是张廷竹的代表作。载《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1期,后收入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小说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背景,描写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青年军人心理的变化和精神的自动升华。青年军人宋长庚的祖父是国民党将军,就要上前线打仗时让他激动不已,同时也想到了死亡。一次酒醉之后,他向女友吐露心事,他们应当有一个曾祖父和外公都是将军的后代。姑娘同意了,和他约定了时间、地点。但这事被连队指导员刘正发现了。刘正要宋长庚交出女友约定的房间的钥匙,遭到拒绝。刘正向上级汇报了,宋长庚被撤去了排长的职务,经过争取,才上了战场。在镇守高地的战斗中,连队伤亡惨重,长庚想战死,以洗刷耻辱。此刻敌人又进攻了,刘正负伤,连长牺牲,刘正让长庚代理指挥。长庚认为人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胜利才战斗的。他审时度势,命令战士撤到猫耳洞等待援兵。刘正对此十分愤怒,用刺刀刺伤了长庚的腿部,还让战士杀掉长庚,但战士不听这个按规程办事人的话。援兵到来,战士们冲出猫耳洞,长庚不幸牺牲。一贯刻板从事,从不向上级隐瞒任何事情的刘正,这次却瞒了上级,将长庚口袋里的钥匙掏出扔掉了。严酷的战争考验人也锻炼人、教育人。刘正终于转变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小说采取战事与心理交叉叙写的方式,二者相映成趣,是对当代军人人性美的一曲赞歌。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乔良,祖籍河南杞县。生于山西忻县。1970年初中毕业参加工作,当过铁路工人、气象预报员。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电影放映员、地勤机械员。1978年调兰州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调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任创作员,1984年到1988年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以诗歌为主,80年代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其中《灵旗》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大冰河》获第二届全军文艺小说奖。其他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远天的风》,中短篇小说集《戴头盔的人》,长篇报告文学《城市与老板的编年史》,长篇小说《末日之门》。

《灵旗》是乔良的代表作。载《解放军文艺》,后收入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作者在对红军长征路途进行实地考察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描绘了长征路上湘江大战前后发生在界首镇洪毛的一段惨烈悲壮的故事。红军内部的残酷斗争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青果丧失了信心,开小差回到家乡找恋人杜小翠,可杜小翠已嫁给了乡长、民团队长廖百钧。青果流浪街头,受尽屈辱。不久红白两军在界首拼杀。青果决心为红军复仇。谁用什么方法杀害了红军战士,不久他就神秘地死于同样的方法。廖百钧杀死过十几个红军伤员,他也被人砍去了脑袋,身子被快刀剐得一片片皮肉往外翻。村里人都说作恶的人遭报应,被鬼勾了魂。小翠知道,廖百钧是青果杀的。她怕青果身上的血腥味,不让青果上她的床。解放后,是是非非都有了个了结,惟有青果的报仇总是和开小差、闹鬼连在一起,讲不清楚。50年过去了,青果老了,小翠死后,他心灰意冷,独自在水牯岭承包了一片竹林,轻易不下山,将秘密永远埋在心底。小说借50年前的历史悲剧,表现生命的活力,思考人的命运和价值,它选择了三种视角:作者的视角对人命运的思考体味,青果老爹的视角以幻觉蒙太奇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二拐子的视角渲染战争氛围。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带来小说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和内容的新颖,发表后受到文学界好评。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雷铎,原名黄彦生。笔名雷厉、鲁伊多。广东潮州人。祖籍闽南。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68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76年调《诗刊》当“工农兵编辑”。1978年回部队,参加过1979年中越战争。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分配至广州军区政治部任创作员,从事专业创作。新时期发表过《从悬崖到坦途》、《中国铁路协奏曲》、《中国大走向》等报告文学作品。80年代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主要有:《男儿女儿踏着硝烟》、《国殇》、《卡拉OK》、《战争三章》、《尘寰》等。其中《男儿女儿踏着硝烟》曾获1982年《昆仑》优秀作品奖。90年代初发表过《武一震将军》等中短篇小说。

阎连科,当代小说家,河南嵩山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放过牛,种过地,做过工。197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秘书、宣传干事、创作员。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第二炮兵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1982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吉星高照》,此后陆续创作了短篇小说40余篇、中篇小说10余篇、长篇小说3部,计100余万字。作品主要有:小说集《两程故里》,收入1988年以前的作品“瑶沟系列”,包括《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婚幻》、《乡间故事》、《中士还乡》等作品;另外还有中篇新作《寻找土地》、《和平殇》,长篇小说《走向战争》、《情感狱》、《似水流年》,中篇小说集《和平寓言》等。

何继青,江苏常州人,生于南京。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侦察兵。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调广州军区政治部任专业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广东作协理事。迄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约300万字。出版的小说有:长篇小说《生命乐园》、中篇小说集《遥远的黎明》、中篇小说集《哭歌》。获各种文学奖数十种,其中中篇小说《兵道》获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本人获1995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1964年初中毕业到九江某农场务农。1972年调该县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工作。1977年调该县文艺研究所从事创作和研究工作至今。1982年参加中国作协。1985年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1987年毕业。他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第四届中国作协理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洲》、《裸体问题》,小说集《小镇上的将军》、《带海风的螺壳》、《天鹅湖畔》等。其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马车》获《小说选刊》优秀小说奖和江西省优秀文艺成果一等奖。其创作直面现实,平易质朴,力求有尽可能深入的哲理的思考,写出尽可能高些的人生境界。

《小镇上的将军》是陈世旭的代表作。载《十月》1979年第3期,后收入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写一位将军“文革”中被“发配”到小镇上来。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引起小镇上平头百姓的好奇心。小说即以小镇百姓的目光描写将军的日常生活,集中笔墨写将军在小镇上做有三件事:教育小兵,几乎棍打“镇长夫人”,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位身材矮小还跛着一条腿的将军以他关心百姓、无私无畏的精神赢得了小镇百姓由衷的关怀和爱戴,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人们对他的神秘感而成为小镇人的精神领袖。将军的葬礼是小说的高潮,也是小说最光彩的部分。受到将军形象教育和鼓舞的小镇人顶住了镇长的威压,以“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乡土风俗”为将军扬幡招魂,寄托哀思。小说文笔老到,格调沉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富于个性。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与刘亚洲的《两代风流》相映成趣的,是青年作家海波的长篇小说《铁床》。“铁床”刻画的是几个平常但并不普通的战士典型。在“铁床”这一独特的意象中灌注了作家对于军人本质的理解。作者长期在军队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工作,他的短篇小说《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母亲与遗像》等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简嘉,成都军区作家,他以其熟悉基层士兵生活而形成的独特创作风格而为读者及评论家称道,他的作品因富有幽默感而尤其受到基层官兵的欢迎。他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女炊事班长》,该作曾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他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拉岱大桥》、中篇小说《没有翅膀的鹰》、长篇小说《一夜风流》等。因为对基层战士生活有着较深的体验,简嘉小说语言有浓郁的兵味。

苗长水,济南军区作家,他以老区沂蒙山为自己的创作基地,先后推出了系列中篇小说《季节桥》、《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等,这些小说写的都是沂蒙老区人民的生活,文笔细腻且富有想像力,朴实而不平淡,从容而富有韵味。他的中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曾获1987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比较而言,北京军区张卫明、张惠生二位是相对执著于军旅小说创作的作家。多年来,二位作家始终置身基层,所写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华北地区部队特色。早在80年代,张卫明就以华北大演习为题材写出了“演习系列小说”。虽然此时的作品艺术上还略显粗糙,但却将笔触直接瞄向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在拓宽军事题材小说的表现领域方面,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的。进入9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及表现艺术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的中篇小说《英雄圈》和《双兔傍地走》都充满新意,反映了作者在和平时期对英雄主义精神的呼唤。这两篇作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比中分获不同的奖励。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总政系统的青年作家徐贵祥,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当代军营生活气息,在语言上具有军人特有的阳刚之美,在情节上吸收了我国传统小说艺术的优长,大多一波三折,读起来引人入胜,且构思精巧,不落俗套,他以中篇小说《潇洒行军》和《弹道无痕》而受到文学界的特别关注。前者以部队的百万大裁军为题材,写出了当代军人面对去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作品成功刻画了集团军军长赵河以及孟原、史颇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加农炮营是赵河的老部队,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英雄营队。然而,根据总体部署,加农炮营将被精简掉。面对上级的这一决定,凡是在加农炮营工作过的人,都有其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有某种失落感。作品成功在于描写这种心理骤变的过程中,作者没有简单化,更没有空洞的说教和一般化地去图解政策,而是逼真地展示了每个人十分微妙的心灵,展示了军人的阳刚之气。不论是在人物语言上,还是每个人的行动上,都给人以悲壮慷慨之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因为作者写出了人物思想及情感变化这些深层的东西,才使作品产生了特有的魅力,与《潇洒行军》相比,徐贵祥稍后发表的《弹道无痕》距离生活更近,现实感更强。作品写的是一群士兵从跨进军营直至退伍的完整过程。战士石平阳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这个出身铁匠之家的农村战士,从当上新兵与老兵扳手腕那场精彩表演开始,就让营长庄必川看准了是块绝好的“国防料子”。不到两年,他便当上了基准班班长,后来又当上了代理排长,在他身上,潜藏着十分丰富的军事指挥才能。遗憾的是,第一次院校招生,他已被确定为全连第一人选,但临宣布的头天晚上,领导却改变了主意,换了各方面都比他略逊一筹的王北风,理由简单得很:好苗子留作自己用,送院校很可能会流入外人田。第二次院校招生,上级又着意给了他一个机会,然而,却遭到曾被他批评过的一个刺头兵的诬告,等弄清真相后,却错过了时机。后来,等到他已经是十年的老兵时,他直接提干的报告因年龄限制未获批准,最终,他饱含热泪离开了他一往情深热爱着的军营。这个作品,通过石平阳这个人物,折射出了独具特色的80年代士兵心态图,讴歌了普通士兵对军队那种发自内心的挚爱。正是有了这种热爱之情,才有了爱军习武的高度热情,才有了对精湛的军事技术的孜孜以求。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现在军营生活的矛盾不是不能写,关键看你怎么去表现。在表现和揭露现实矛盾方面,这部作品的成功创作为我们开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部作品后来又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改名为同名电影,并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新时期的军旅小说,不仅在于开拓了一些未开垦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内容的一种再认识,并且不乏成功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刘林的《瞎老胡》。这个短篇作品由悼念一个普通的电影院看门人和过去的纵队文工队管理员开始,引出了对瞎老胡在战争年代言行品格的回顾。这位质朴干练的老战士,在日常琐细的生活中表现的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无私,对身边战友的深情挚爱,以致受到误解委屈也不改初衷的磊落胸怀,在战争环境中虽然也为人们敬重,但却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贵之处。随着岁月的流逝,尤其是十年动乱之后,当主人公忆起瞎老胡的往昔时,竟愈益分明地感受到那人品、精神的宝贵价值。小说借现实与历史的联系与比照,对老战士的革命精神品质,对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富有现实启迪意义的再发掘,使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深度。此外,成平的中篇小说《干杯,女兵们》也是一篇相类似的开拓意义的作品。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群复员女兵,在跨上人生第二阶梯以后不同的生活道路,她们有的不为环境所挫折,仍然顽强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有的遭生活变故却不丧失纯洁正直的品质,有的则为追逐物质享受的世俗之风所濡染而失去精神的充实。不过,艰苦而富于营养的军营生活的影响并未在多数女兵身上消褪。她们的血脉中还渗透着军营生活的乳养,这正是她们在面临人生抉择时所表现出的军人素养与特质。对军营生活价值的理解与珍惜,正是小说的深刻内蕴。

在较年轻的军旅小说作家中,创作成绩较为显著的,除了第二炮兵政治部的阎连科之外,还有几个特别值得提到的作家:陈怀国、赵琪、石钟山,他们都出生于60年代,小说创作较少传统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作品也各自有其自身特色。陈怀国的中篇系列《毛雪》、《无岸的海》等一面世就引起文学界的热情关注,被称为情感真挚、细节绵密、极具生活实感,能够催人泪下的好作品。广州军区作家赵琪虽然年轻,但作品却老辣而深邃,语言老到而富有韵味,他的中篇《琴师》、《穷阵》、《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作品,以意境的空蒙见长,其不少作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的评比中获得好评。石钟山以《兵舍三味》而为读者称道,他特别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兵情兵味,因而写出的作品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特别为基层官兵所喜爱。这些军旅作家的新秀,使发展中的军旅文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是军旅文学前进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新生力量。

此外,在新时期崛起的军旅作家队伍里,一批女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她们中间,虽然没有出现特别引人注意的热门作品,但作为一种军队女作家现象,却是新时期军旅文学队伍的重要一翼。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在我军军旅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80年代前半期,一批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女作者纷纷拿起笔,抒写自己军旅生活的感受,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去描摹她们眼中的军营,表达对军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较早出现的作品,如王海鸽的短篇小说《她们的路》,成平的中篇小说《干杯,女兵们》、刘宏伟的《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于劲的《绵亘红土地》、庞天舒的《秋天总有落叶》,稍后还有严歌苓的长篇《绿雪》和曹岩的中篇《棕色雪天》等。这些作品,从医院、通讯站、文艺宣传队等不同行业的生活感受出发,描写了五彩缤纷的军营生活,给军旅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遗憾的是,这道“亮丽的风景”如一现的昙花,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这支队伍中的作者们有的改写别的体裁,有的改变了自己的行业。到后来,只剩下沈阳军区的庞天舒、广州军区的赵江、总后勤部的曹岩、成都军区的裘山山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作家,她们虽然在小说这块土地上执著而辛勤的耕耘着,但毕竟形不成叫人赞叹的女性作家群体,八十年代初那种蔚为壮观的军旅女作家现象成为一页翻过去的历史。

6.几点回顾与反思

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着种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军事文学也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作为军队的作家,要想写出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品,首先作家本人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军队是具有高度思想觉悟、良好道德风尚、严格组织纪律的先进群体,历来对全社会有着很大的精神影响。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实践证明,凡是出优秀作家,出优秀作品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作家们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较好的时候,都是作家深入生活较好的时候。深入生活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就提出来了,现在尽管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深入生活依然是一个经常提起的老话题。

其次,我们军队作家要想写出有时代意义的精品佳作来,就要怀有大的抱负,不受眼前功名利禄的一时诱惑。艺术生产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要攀登艺术的高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历史上那些留下传世之作的大作家,都是付出了巨大的甚至毕生的精神劳动。搞小说创作需要有真才实学,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体验,羡慕那些过眼烟云的东西,追求急功近利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精品佳作的,“厚积而薄发”这个道理,越来越为广大作家们所认同。

第三,搞小说创作必须有一种持之以恒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是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小说家的。甘于奉献是军人的美德,军队的小说家更必须具有这种精神和美德。毋庸置疑,小说家在文学艺术队伍里,属于“清贫”的一族,比起那些唱一首歌动辄收入丰厚的“艺术家”,小说家付出的艰辛最多,而得到的报酬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思想品格的历练,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吃苦耐劳精神,舍此,如果朝秦暮楚,甚至把自己的写作完全受经济利益驱使,甚至只为了挣点钱去弄小说,那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两眼只盯着钱,见利忘义,不仅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也会损害自己的名誉,而且知名度越高,损害就越大,面对金钱、名利的诱惑,我们军队的小说家们应自觉抵制拜金主义的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淡泊明志,乐于奉献。这一点,也为越来越多的作家所认同。

第四,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是不行的。小说家应该是“通才”,成为通才就需要博学。而要博学,首先要尽可能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尽可能多地学习新的知识,尽可能多地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认识能力和文化修养。应该说,在这方面是我们军队作家的弱项,我们的作家队伍中还缺少那种学者型人才,还缺少扎实的理论功底。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军事题材小说精品大作不多的主要原因所在。

六90年代的“长篇热”

进入90年代,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首先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了“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迫切要求文化事业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劳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这一重要论断,对进一步繁荣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江泽民主席又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文艺家“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发进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正是在江泽民主席这一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军队作家纷纷深入生活,力争为广大官兵奉献具有时代意义的精品佳作。

90年代的良好的创作环境,给军事文学特别是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新时期军事文学发展史上,90年代创作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不仅从数量上是最多的,从质量上也具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综观90年代的小说创作,至少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动向,首先是长篇小说开始正面切入部队生活;其次,一批文学新人开始崭露头角;第三,艺术上渐趋成熟的一批中年作家开始逐渐转入长篇小说创作。另外,在这期间,一批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作品渐次产生,如《孙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韩静霆著)、《末日之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乔良著)、《穿越死亡》(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朱秀海著)、《兵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黄国荣著)、《美丽人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刘增新著)、《突出重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柳建伟著)、《走出硝烟的女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姜安著)等等。其中,有的作品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如《兵谣》、《美丽人生》),有的被作为向建国50周年的献礼作品(如《突出重围》、《走出硝烟的女神》)。这一切,都标志着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日趋走向成熟,并渐渐成为军事文学的主调。此外,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作品的出现呈现“集团冲锋”的态势,作品多数是以丛书的形式集团推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九五规划长篇小说重点丛书”,以及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军事题材长篇丛书。这标志着从领导机关到部队作家,都开始日益重视长篇的创作。长篇小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的重头戏。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学实绩的,往往是看其长篇小说的成就如何,它是一个民族文学繁荣的象征。可以说,进入90年代,军队的作家们对于这一点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也是90年代渐次形成军旅“长篇小说热”的主要原因所在。

80年代以来,随着南线战事的结束,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军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渐渐走入低谷。这与当时地方上非军事题材小说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军队作家们除了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多有斩获外,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颓势。究其原因,这首先应谈谈作家的整体创作队伍。进入90年代初,军队作家队伍从整体上看是不景气的,处在一个新老交替、分化组合的时期,一批七八十年代崛起的中青年作家,有的渐渐走上领导岗位,有的改弦易辙,开始从事其他体裁方面的文学创作,还有的干脆下海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当初这个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军事文学队伍的阵容已不复存在。即使他们中间有的人有东山再起的宏愿,但毕竟因为离开基层生活太久,过去的积累储蓄已经不多,所以,要他们写出七八十年代那样在全国叫得响的作品,也着实勉为其难。

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后来逐渐形成了军事文学的主力阵容,这一代作家是跨世纪军事文学发展进程中过渡的一代,他们的名字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之中。在他们身上虽有某些明显的弱点和不足,但中国军事文学的未来和希望毕竟寄托在他们身上,改变军事文学青黄不接的状况,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

1.《突出重围》和《走出硝烟的女神》

1999年10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隆重日子,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千余部长篇小说中,精选出10部作为向国庆50周年的献礼图书。在这10部图书中,有两部出自部队作家之手,一部是成都军区作家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另一部是兰州军区女作家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后也被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这两部作品,给中国军事文学园地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先说《突出重围》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推出的长篇军事题材长篇,从一出版就受到文学圈内人的关注。随着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原来出版者的预料之外。这部小说的作者通过一个甲种师和一个乙种师三次富于戏剧性的“准战争”形态的对抗演习,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中国军人形象。作者的审视点放在了军队具有多重意味的“突围”上,即对社会现实给军人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选择困扰的突围;对历史积淀而成的固有观念和思维模式在现实中遭遇挑战的突围。作品在描写上可以说是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令人荡气回肠。作品通过对人物的成功刻画,对问题的富有深度的揭示,促使读者对于我军如何打赢未来高技术战争给予极其深切的关注和思索。这部长篇的问世,恰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人们对高科技战争的关注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切,所以,这就更加扩大了这部著作的社会影响。当然,《突出重围》获得反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不可忽略的是,青年作家柳建伟在创作上所具有的过人胆魄和勇敢精神,特别是直面中国军队的现实处境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表现了一个作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作家拨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当然,对于一个青年作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刚入道不久的青年作家,过高的赞誉或不适当的褒奖是同样不负责任的。同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一样,《突出重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某些章节的语言还失之于粗糙,某些细节、情节还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但是,我们在军事文学处于低谷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求其完美,而是紧追时代步伐的呐喊。作为一部写重大题材的长篇小说,从一出版便呈一浪高过一浪之势,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军事文坛来说,这是可喜的。

《突出重围》之所以拥有较多的读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情节符合中国平民百姓的欣赏习惯,故事性强,很耐看。柳建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为了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他是认真研究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模式的,并且从中吸取了不少的营养。故事强烈的情节性和传奇色彩,章节上的大开大阖和起伏跌宕,正是中国军旅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因素。可以说,柳建伟在创造雅俗共赏的军旅小说上,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

与《突出重围》一齐作为军事文学的重头戏推向读者的,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女作家姜安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一支50余人的孕妇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战争的硝烟,使50名婴儿迎着新中国胜利的曙光顺利诞生,而保护孕妇队的警卫班战士为了新的生命却全部壮烈牺牲。小说以大量的生活细节和曲折的经历,经过壮烈的“死”和辉煌的“生”,象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所走过的艰苦卓绝、流血牺牲的战斗历程,预示了新中国生机勃勃的光明前景。

姜安作为一名女作家,她曾长期致力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就她文学的写作风格来说是朴实中见真淳。她长期生活奔波在生活的底层,对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早在她写作此书的数年前,笔者就曾经听她津津有味地谈及这个动人的题材故事,可以说,这部小说的成功,得益于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如冰姑大妞、水莲大姐、吴娘娘、梅子、小风、大脚婶、苦女等,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是一个以往的作家们很少涉足的领域,这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它的传奇性和悲剧色彩,便是作品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所在。

但也无可讳言,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同样也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情节的过于拖沓。作为献给50年国庆大典的作品,作者用50名孕妇,诞生50名新生的婴儿,并以此象征新中国的诞生,这种寓意本身好像无可指责,但细细琢磨,这样的象征意义因为缺乏诗情画意的语言铺垫,缺乏坚实可靠的生活依据,因此读起来未免让人觉得牵强附会之感。也许我的这种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于一位初涉长篇题材的女作家,要求显得有点过分。但是作品如果不是为了赶“献礼”的节日,再经过一番细心的打磨,章节篇幅上再压缩一下,肯定会比目前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厚重的分量。

2.《亮剑》和《仰角》

进入2000年,作为军事文学,首先成为文坛热门话题的,是由都梁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亮剑》。其实,早在此书出版之前,我就曾听该社社长程步涛同志介绍过该书的大致情节,应该说,当时我从介绍中,便被起伏跌宕、大开大阖、一波三折的生动故事吸引了。待读完该书,便完全为之陶醉了。准确地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题材小说,是一部真正称得上军人味的军事题材小说。然而作者都梁并不是军人,且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但他的《亮剑》,却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很好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作者以回溯的形式,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炮火硝烟和腥风血雨中,热情歌颂了集勇猛、刚强、正直、智慧于一身的中国军人的传奇历史。作者在《亮剑》中,刻画了许多的人物形象,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李云龙、赵刚二人。李云龙久经沙场,一身正气,称得上是功勋显赫的英雄了。赵刚与李云龙的不同,绝不止于一般的个性或气质形态。赵刚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上抗日战场,是战争把他锤炼成了职业军人。作为个性形象的光芒和冲击力,李云龙比赵刚给人的印象更深,也更让人难忘。同《突出重围》一样,《亮剑》之所以达到了出乎预料的效果,在于作者较多地借鉴了通俗文学的表现方法。诚如作者自己坦言:自己作为一个无名作者,一个文艺圈外的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能让素不相识的编辑编完此稿,以至出版发表。达到这一点,别无它法,就是努力把作品写得好看一些,让故事一环扣一环,让读者爱不释手。应该说,作者是实现了自己的预期希望的。

与《亮剑》相比,徐贵祥的《仰角》则在高歌英雄主义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徐贵祥的作品开初是以《弹道无痕》、《潇洒行军》等引起读者关注并确立了其文坛地位的,但此后他涉足长篇创作以后,便进一步地发挥他擅写军事题材,特别是在作品中贯注阳刚之气的优势,因此,他除了成功地完成了几部报告文学之外,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创作之中,《仰角》便可称为他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徐贵祥作品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作者在选材上都是军队变革时期的大背景。《仰角》的选材也正是这样。80年代初,在军队干部制度实行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保留最后一批军训骨干,以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需要,某军区从数千名老兵骨干中精挑细选了63名体能、智能、技能都非常优异的军官,作为这支部队战争准备的中坚力量。十几年以后,这63名军官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仰角》的故事正是围绕这63名军官命运的变化展开的。

《仰角》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着意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军官形象,通过这批军人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当代军人的战争观。它们表达的战争观,对军人来说,那就是军人只有战争,没有和平。所谓和平,只是在敌我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对峙阶段所出现的暂时的僵持,它同样是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平时的训练场上,也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同假想敌扳手腕;所谓和平,就是在“扳手腕”的过程中出现的短暂的局面——作为一个作家,用文学形式所传达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提法,我认为,就这个观点本身,足以引起我军事理论界的思考和统帅部门的关注。这表现的是一个作家对军事理论的深层思考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作品着意刻画的有这么几个人物,第一位是戎马一生的高级军官萧天芙。他对军官的职业化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那就是要让他手下的军官思想上的农民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彻底地脱胎换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我炮兵指挥员。这种要求虽近乎是理想化的,但却表达了这位高级指挥员的治军方略和高度使命感,在他看来,能打仗,能打胜仗,是对这支军队最起码的要求。因此,他对有些军官身为军官竟不知兵书不免大光其火,他认为这样的军官决不是真正的军官,连合格的军人都算不上,是在混天度日。萧天芙的治军方法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来说,是具有较为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第二位人物当属军事教官祝敬亚,这位军事教官对军官的理解更有其独到之处,他认为德才匹配才能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军官。正是这位军事教官,最后为保护他所钟爱的学员,献出了自己珍贵的生命。他以自己生命实践诠释了自己的理论内涵。

第三位人物当属被称为军官中的现代派人物韩陌阡。在他身上,既有老军人带兵的优良传统,又有对现代军人的生活充满现代意识的思考。他不认为被奉为兵圣的诞生于几千年前的先哲们的军事理论在未来战争中能指导我们百战百胜,他要求学员们密切关注世界军事革命的发展情况。应该说,韩陌阡这个人物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化的人物。

《仰角》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军旅作家应该时时盯着现实,瞄准生活,离开了现实的作家,创作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今天讲来似乎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其次,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应该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仰角》对军官这一职业的思考应该是全方位的,也是比较全面的。作品所提供的关于军官的境界,关于在未来战争中军官战斗力的思考,应该说颇具思想内涵的,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3.《兵谣》、《美丽人生》等作品

进入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越来越引起部队文艺领导机关的重视,特别是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成为部队文艺领导机关抓创作的重点。1997年前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兵谣》、《美丽人生》等6部长篇小说。同时,北岳文艺出版社也推出了《遍地葵花》等多部军旅长篇系列,海军推出了“金锚”长篇丛书。这些作品的相继推出,给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后来《突出重围》、《走出硝烟的女神》等优秀作品的推出以很好的铺垫和推动,部队作家“只能写报告文学”之类的舆论开始被打破。特别可喜的是,这批作品集中反映现实题材,集中表现部队基层官兵的生活。这是以往的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崭新气象。

这批作品从数量上不能算少,但真正给人印象较深的当首推《兵谣》(黄国荣著)和《美丽人生》(刘增新著)。《兵谣》所选取的题材,仍然与以往的“农家军歌”类似,以农村入伍的士兵为其主人公,但在其力度和深度上,明显与以往的“农家军歌”类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作品写了一个名叫古义宝的农村兵,这是一个个性鲜明又富有军人品格的人物形象,他的成长过程,从煞费苦心地为个人谋求出路到在思想上实现自我超越、直面现实和人生的心路历程,在今天的部队生活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古义宝是个农村入伍的战士,参军到部队寻找生活出路,实现“跳出农门”的人生梦,是他与以往“农家军歌”类的小说中描写的共同点,所不同的是,古义宝是一个很有理想且能不断实现思想上的自我完善的自觉战士,他把个人的前途和现实结合得很好。古义宝不是那种为了实现个人梦想而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人,他的目的是非常有限的,但他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并时时在思想上展开矛盾和斗争。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很能说明问题。古义宝为了能够做一个受到领导上重视的先进人物,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他买了许多本书给小学校送去,然而,他又在要不要留下送书人的痕迹上踌躇不决,后来,他又为良心所发现,为自己的表演感到愧悔,而这种愧悔又促使他费尽心机地为大家做好事。“入梦”和“出梦”是作家描写的着力点,也是完成古义宝这个人物形象的关键笔墨。古义宝这个人物形象是真实可信的,在荣誉和仕途的巅峰状态,他从赫赫有名的典型,一下子跌落到近乎罪犯的战士,被打发到一个犯错误的战士集中的农场去当场长,到了这样一个群体里,一切荣誉即与他无关,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一落千丈从此堕落的群体。然而,古义宝与众不同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自我超越。他重塑自我,实现了灵魂的净化和腾飞,从而成为全师后勤部门的先进典型。《兵谣》的成功和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弊端,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但这种揭露又不是有意展示我们工作的阴暗面,不是一种消极的披露,而是通过揭露提出了政治工作必须改革创新这样一个深刻的现实课题,正是在这个方面,作品扩大了自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丰富的思想意义。所以,这便成为作品为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进入2000年,这部作品被改为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引起了轰动效应。此前,作品还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创作新作品奖一等奖,被专家学者称为“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我想这应当是当之无愧的。

与《兵谣》同时受到读者关注的另一长篇即刘增新创作的《美丽人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它与《兵谣》同时被列为国家九五规划的重点图书。

《美丽人生》是一部描写基层官兵生活的书,这是一部很好读的书,全书似乎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然而读完之后,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诸如司马杰、高歌、李百婵、林玉环以及士兵朱和平,都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正如作者刘增新在创作谈中所述:“一部小说主要不是为了写故事,而是为了写人物,写人物的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比如,李百婵少年的许多故事描写,读起来似乎有些琐碎,但却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是人物生活历程和心灵历程的一部分,从局部看,故事似乎缺乏连贯性,但从整体看,它又是完整的,每个情节、细节,都与人物的成长有着必然的联系。”诚如作者所言,这也是《美丽人生》在创作上出新的地方,也是作品受到基层喜爱的原因所在。为了写这部小说,作者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官兵的喜怒哀乐,力求笔下的人物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纺织女工李百婵和上尉军官高歌的爱情故事是这本书的一条主线。李百婵和高歌相识恋爱,千里迢迢赶到那个南方小镇同他举行了婚礼。这种恋爱婚姻,在当今军营颇具代表意义。作品比较重视细节的真实性,比如,书中曾反复提到舟桥连墙壁上的那排消毒碗袋,作者好像特别看重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实际上是李百婵认识军营,认识军人,认识高歌的一个窗口。舟桥连饭堂墙壁上挂着长长一排消毒碗袋,每一个碗袋的上方都贴着一个士兵的名字。李百婵确实被这些消毒碗袋感动了。她看到了在人民解放军严格的生活背后的一个充满母爱的女性化的细节。正是从这个细节上她体察入微地看到了高歌热爱士兵的可贵品格。类似这样的细节,在书中还有许多,正是由这些众多细节的组合,构成了作品的感人色彩。

与《兵谣》、《美丽人生》同时推出的,还有简嘉的《兵家常事》、苗长水的《等待》、杜守林的《沙盘》、师永刚的《西北望》,这批小说,构成了和平年代的军营故事,它们以其强烈的现实性感染了读者。但是,这些作品又同时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某些弊端,那就是在重视生活细节的真实性的同时,对作品艺术上的“打磨”不够,有些作品带有“赶任务”的明显痕迹,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警示,文艺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命题作文”式的下达任务,往往会造成艺术上的不完善。这6部小说作为国家九五规划的长篇系列,有时为了赶时间,就难免缺少艺术上的精雕细刻,这也是其中有的作品反响不大或未能引起读者注意的原因所在。

此外,在这期间,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另一部长篇,是青年作家邓一光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是太阳》。作品通过一个军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浓缩了共和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写出了主人公关山林性格的复杂性、典型的军人特点。作家用以人带史的笔法写作,从解放战争写到建国以后几十年,前半生后半生反差非常之大,而这种反差之大的原因不在人物本身而在历史巨大的变动。当我们读这部小说时被紧紧吸引住的是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上许多场景令人感动。作品具有一种力度的美,为军事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饱满的军人形象。但是,严格来说,这部作品较之他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相比,缺陷也是明显的,比如在情节安排上有些平铺直叙。写得虽很流畅,也比较好读,人物比较鲜明,但感到作者写得过于匆忙,交待得不够细致。在结尾处提到了“我是太阳”这一主题思想,可理解将这一主题思想融入到整个作品之中。这是《我是太阳》读后给人不甚满足之处。

在地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首批如《遍地葵花》、《飞越盲区》、《无帆的海》、《风卷旗》、《准备离机》共5种。诚如老作家徐怀中所言:这套丛书的突出的特点是一个“新”字,首先是作者队伍新,陈怀国、石钟山、赵建国三位都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军旅小说新秀,徐锁荣、宿聚生两位虽然略为年长,但仍然属于新近“杀”出来的作家。他们以新人的阵容给军旅文坛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手笔和新的气象与生机。二是作品内容新,5部长篇不仅分别取材于陆军、海军、伞兵、飞行员和军队院校,显示了题材的多样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作品大都侧重写90年代的军营生活,展示当代军人新的追求、新的渴望、新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这批长篇小说的出版,标示着军事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全面走向繁荣的开始。

90年代,由于领导机关的倡导,军旅长篇小说的确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除了上边提到的作家作品之外,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的还有朱秀海的《波涛汹涌》、庞天舒的《生命河》、乔良的《末日之门》、韩静霆的《孙武》、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这几部作品,朱秀海以写现实题材继《穿越死亡》之后再次展示了自己的艺术功力,其作品无论在军队还是地方,无论是机关、文艺圈内还是基层读者,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作为海军一名执著于文学事业的作家,朱秀海是勤奋的,他的创作佳绩,无疑是90年代长篇小说繁荣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家不同,曾经以写战争题材为读者关注的空军作家韩静霆,在历史的长河里经过较长时间的徜徉之后,终于向读者奉献一部厚重的沉甸甸的大作《孙武》。司马迁的《史记》给韩静霆留下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素材也不过寥寥72个字,作家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冲刺点,无疑是给自己设置了一道难关。然而,作品不仅成功,而且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特别是后来同名电视连续剧的播出,给作品以更大的影响力。称其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部历史小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与军队所有作家不同,空军创作室的作家乔良既没有选择历史,又没有选择现实,他选择了对未来战争题材的开掘,他的《末日之门》的影响力,应该说远在他的其他作品之上,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在全国多家报刊转载。乔良在写这部书时,对电脑等高新技术并没有较深的研究,而作品的成功表明了作家驾驭大题材的能力和丰富的想像力。女作家项小米的《英雄无语》出版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的人为包装,但一面世便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英雄无语》的独到之处,在于作家某种意义上的突破性,作品塑造了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人物——爷爷。在突破“左”的“高、大、全”的框框之后,写正面人物之瑕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将主人公写成一个多重色彩的组合体,这在以往的创作中还不多见。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家表现了自己的机智和敏锐,也赋予作品非同凡响的生命力。作品出版后,在读者中曾引起一些争议,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一部写历史的作品都无法逃脱读者当代目光的注视,无论作家对历史采取多么“客观”、“公正”、“公允”的立场,实际上终将逃不脱以当代人的目光审视历史。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爷爷”的形象的确可以称为我们文学作品中性格独特的“这一个”,这便是作家项小米对军事文学的贡献。

回眸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应该说,军事题材的收获是颇丰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的长篇小说虽然从数量上不少,但好的作品不多,精品更少。我们的作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正如评论家张西南在评述这段历史时指出:前些年的军事文学提出对“三场”的超越,即官场、情场、市场,一些作品不是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军人与事业、与家庭、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是过分热衷于渲染仕途上的倾轧、第三者插足和酒绿灯红,虽然主要人物还穿着军装,却看不出军人的血脉和风骨,不仅没有任何题材的“超越”,相反丢失军事文学自我。90年代即使有几部为当代军人“照正面相”的力作,但对我们这支有着70年历史、有着250万官兵、有着从核武器到常规武器,从陆地到天空、海洋的现代化装备、高素质人才的威武文明之师来说,张西南的评价是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基于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为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应该不负我们的时代,不负广大官兵对我们寄予的厚望,努力奉献为广大官兵喜闻乐见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精品佳作来。

七关于军事题材小说的讨论

在军旅小说成长发展的50年历史上,同时也伴随着理论上的讨论和论争,这些论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部队,或者涉及到部队的作家和作品。如1951年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50年代以来“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50至6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1956年关于“干预生活”的论争,60年初开始的“中间人物论”的论争,70年代“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论争,80年代的“文学主体性论争”,等等,这些讨论和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部队文学创作上来。下面,我们只能选择与部队创作关系较为密切者加以阐述。

1.关于茹志鹃小说创作的讨论

茹志鹃,是我新四军的一名老战士,她1943年投身革命事业。作为一名女作家,她从1950年致力于文学创作,并以1958年创作短篇小说《百合花》而著称文坛,在深受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有关文学风格化的较大争论。因为《百合花》是一篇优秀的军事题材短篇小说,因此,这场争论在部队文艺队伍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关于茹志鹃小说风格的讨论,始于50年代末,即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正在文坛“走红”的时候。率先引发讨论的是《上海文学》杂志1959年第10期发表的欧阳文彬的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对茹志鹃的小说的优点和不足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文艺界组织座谈会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报刊上也同时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有代表性的有:侯金镜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细言的《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魏金枝的《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担负文艺领导职务的茅盾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他散见于其他文章中对茹志鹃小说的评析也代表一种重要意见。对于茹志鹃以短篇小说《百合花》为代表的作品的风格,评论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百合花》是不可多得的力作,也有的则认为这并非是她成熟的作品。综合所有的评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思想性格处于发展状态的普通的、平凡的人,即使写到先进、英雄人物,也着眼于其普通、平凡的一面。二是描写人物的成长,一般不放到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加以表现。三是人物性格较为单纯。作者往往抓住人物情感、心灵中某一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开掘。因此,其小说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色彩雅致,香气清出,韵味深长,清新俊逸。然而,对茹志鹃这一创作风格,理论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茹志鹃的创作风格虽有长处,但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是作家对普通人物、小人物的兴趣超过了对突出人物、英雄人物的兴趣;其二是没有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中去表现,这样就把创作限制在狭小的圈子里,不能表现伟大时代的精神风貌。另一种意见认为,写英雄人物与写小人物,写社会主要矛盾和不正面、直接表现这种矛盾不存在长短高下之分,茹志鹃的风格是其特点而非缺点,应当坚持下去。第三种意见在肯定茹志鹃风格的前提下指出,不能说其创作已经成熟了,已经和当代那些最好的作家、作品并驾齐驱了。应当把其创作和生活分开,要求其生活更开阔,更扎实,她的创作随其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总起来看,这种讨论是和风细雨的,是平心静气的,这次讨论,对创作风格的多样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讨论后不久,军旅文坛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以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涌现,这与关于茹志鹃创作风格讨论的推动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

2.关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讨论

中国军旅小说,是伴随着其他题材的小说一同前进的,因此,当代文艺思潮和论争,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上来,并对军旅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1960年关于现实主义深化论的讨论,就能说明这一点。1960年,著名评论家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的主张。196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在总结发言时对这一观点作了更明确的阐发。他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中不敢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敢揭示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粉饰生活,宣扬廉价的浪漫乐观情绪的倾向,强调现实主义的深化。他是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一角度进行说明的,“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指出,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要深刻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更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作家的新任务。邵荃麟的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纠正当时“假、大、空”的文学状况,恢复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文艺报》1964年第八、九期合刊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指责“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曲解了“两结合”这个最好的创作方法,认为邵荃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将“现实主义深化”判定为“黑八论”之一。直至“文革”结束后,这一主张才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尽管这一讨论后来遭到了粗暴的压制,但开始阶段,确实给部队文学创作带来了较好的影响,其表现是,在这个阶段集中出现了一批表现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诸如《欧阳海之歌》就是这个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无论怎么说,由于接连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军事文学创作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此之前,军事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的“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以及军事题材的小说一度在整个文学创作中独领风骚的大好形象,被暂时地扼杀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军事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走向萧条,一些优秀的作品遭到无端批判,一批优秀的作家遭到打击和迫害,文艺园地出现了百花凋零的局面。

3.关于小说《关连长》的讨论

短篇小说《关连长》是由朱定创作,最早载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小说发表后,曾被改编为电影,从而引发了对作品的批评和讨论。这也是建国以后对军事题材小说的第一次讨论。

《关连长》的内容是关连长率领连队去摧毁负隅顽抗的敌人,却发现敌人以一群孩子做掩护。他果断地改变作战方案,变摧毁目标为近战夺取目标。结果关连长牺牲,连队伤亡很大,却换取了这群儿童的生命。小说塑造了一个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祖国下一代的军人形象,表现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的主题。就小说本身来说立意是好的,人物描写也是丰富多彩的。然而,1951年当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却招致了理论界及群众的批评,自然而然地波及到小说作品。1951年6、7月间《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小说和电影宣扬了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严重歪曲了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这个观点得到了批评界、理论界及大多数读者观众的认同。实际上,小说受到了电影的拖累,在电影里,关连长是个鲁莽、粗野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电影编导为片面追求剧情效果所致。但这一特点在小说里表现得并不突出。因此,与其说这次批评是针对小说的,倒不如说是针对电影的。对这次批评,也同样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曾撰文认为这是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但这种反批评过于微弱,没能引起读者的重视和注意。其实,这次批评,是50年代至60年代,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组成部分。中国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倡导“人道主义”。建国以后这一思想一直受到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巴人《论人情》、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等。这一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胡乔木、陆梅林等人都有专论发表。这一讨论涉及哲学、文艺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许多学科,对文学创作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

4.关于“农家军歌”类小说的讨论

军旅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一批作品以描写农民出身的军人生活而见长,侧重于刻画他们与命运抗争和为了摆脱农民出身的命运而进行的顽强奋斗。新时期以来,由于大学的重新开办,各种就业问题的普遍增加,给农村出身的青年虽然留下了闯荡世界的广阔空间,但实际上,就大的方面来说,无非是三条路,一是考大学,二是参军,三是仍然继续当农民。其中一大批高考落榜者,又不愿意像祖辈那样继续与土地打交道的青年,参军入伍便成了他们的最好选择。这类青年的大量涌入军营,便自然在军事文学上有了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农家军歌”类小说呈一时之盛的基础。称它是“农家军歌”,这主要是因为一篇由作家陈怀国写的同名小说使然,更准确地说,这是写农村军人的小说。

在这批作家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阎连科的《中士还乡》、《寻找土地》、《和平雪》及其瑶沟系列中篇,以及陶纯、焦景周、毛建福、何况、郭木、老姜、简直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一大批作品的相继问世,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及广大读者的关注。有不少评论者认为(如朱向前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批作品作为“农家军歌”现象出现于中国军旅文坛,至少是更真实的农民军人登上了军旅文坛,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得到了较有深度的延续和推进,并且给我们重新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提供了可能性。另外,以朱向前为主的一些评论家还对陈怀国、阎连科等作家作品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无论这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类作品在军旅文坛的出现,无疑丰富了军事文学的表现范畴,对中国军人从文学的角度作理性的深层分析,对我们正确认识我们的军队以至改进或改造我们的思想工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论者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是真实的,无矫揉造作之感,无哗众取宠之意,因此,这些作品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民出身的军人读者的普遍欢迎。

但是,对这类作品,同样也有不同意见,其批评观点散见于一批理论著作或评论文章中,即使一些赞扬或褒奖这类作品的评论中,也同时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不足。

概括起来,对这类作品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过分渲染了农民出身的军人为摆脱农家命运的挣扎的灰色心理。比如代表性的作品《农家军歌》里有这样一段话:“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在有的作品中,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当兵提干,能混个家属随军,能用上只有城里才用的卫生纸,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描写也许是真实的,因为它毕竟真正代表了一部分农民出身的军人较为普遍的心理。批评家认为,对这种农民出身的军人的这种心理到底怎么看,应该不应该成为军人作家笔下的主要内容从而加以淋漓尽致地描写,这就是作家的责任感和看问题的价值观念了。过分渲染这种为摆脱农家命运的挣扎苦斗和“向上爬”的心理,其作用无疑是消极的。二是它脱离了当前部队生活的主流,只注意部队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论者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军队,正在向现代化迅速迈进,科技练兵、科技兴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是部队生活的主流,如果置这些于不顾,抓住某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大加渲染,显然也是违背生活真实的。文艺是催人奋进的精神号角,如果这个号角只能助长或使人滋长灰色阴暗心理,那么,这类作品就不能称其为成功之作,更谈不上是优秀之作。

这些批评,多是商榷的,讨论式的,更不是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上线,应该说是积极的、健康的、进步的。有材料可以证明的是,原来写“农家军歌”类小说的作家,大多开始把自己的笔触指向火热的军营和沸腾的现实生活,一些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文艺作品开始日益成为军旅文学的主潮。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突出重围》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品的相继问世,大大改变了由于“农家军歌”类小说给读者对军人生活的模糊认识,一些昂扬向上的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的作品不断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当代军人正在朝着知识型、科技型的新型人才迅速迈进,军队的现代化正在要求其人员素质发生革命性变化,今日军人决非是昨日军人。应该说,90年代中后期军事文学的这种变化是积极向上的,这种真正切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正在伴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向更深入的方向不断发展,正是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军事文学的作家们变得更清醒,更理智,更能自觉清除自己对生活上的某些偏见,一个真正涌现文学精品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附参考书目:

1.《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华艺出版社出版

2.《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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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革命气节:文艺工作者的必备品格


江泽民总书记在基层视察工作时,曾就革命气节问题作过重要讲话。江主席指出,气节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人格品质;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就是国格。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一支革命军队,必须有一股浩然正气,有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没有这股正气,这种精神,党和军队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

江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不仅是对广大领导干部说的,同样也适用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当今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面对着五光十色的多种诱惑的情况下,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江主席的这个重要讲话,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错误思想面前,为什么我们有些人经不起考验,蜕化变质,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丧失了政治立场。这类问题,从事政治、经济等部门工作的人中有,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中也同样有。有些人惟“钱”是图,只要给钱,就可以出卖作家、艺术家的良心,写出那些低级庸俗不堪入目的坏作品;只要给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就可以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面前,甘当人家的俘虏。近几年来,一些低级庸俗、格调低下甚至于有严重错误倾向的坏作品之所以屡禁不止,而一些格调高尚的精品之作又常常为一些人不屑一顾,这中间恐怕不能不谈到“气节”问题。

“气节”,是一个作家艺术家人格高下的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气节的。从古到今,都有许许多多铁骨铮铮、一身正气的英雄志士,他们受人民敬仰,成为鼓舞人民自强不息的楷模。我们的先哲孟子把气节概括为三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很多文人志士的革命气节,在人民中口传心授,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赞颂。杰出的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抗战时期宁可挨冻,也决不领日本人发给他的配给煤。一次国民党伪军的一个警察局长向他索画,他一拒再拒,当实在推拖不过时,他当着众人的面,挥笔而就画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正当国民党一些要员们为他的画艺击节赞叹时,他挥笔题款:“看你横行到几时!”清华大学当年的知名教授朱自清,1948年患严重胃病,却无钱医治,因为他那点薪水,全家十二口人连吃饭都不够。有一天,吴晗代表一批教授来请他签名,展开一看,一行醒目大字: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领美援面粉。吴晗看朱自清太贫困了,便不想让他再签名了,他推开吴晗的手说:“我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美国人这种污辱性的施舍。”然后,一丝不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件事,后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气节,是人格,也同样是国格。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当年去美国考察,在邮局邮包裹,受到美国人的藐视,同行的人有人劝他,“你为什么说你是中国人呢?你可以说是日本人么!”吉鸿昌听后怒不可遏,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大声质问:“你觉得做一个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吉鸿昌誓死不当洋奴。”他满怀激愤地回到住处,立刻找来木板,做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了五个大字:“我是中国人!”从此以后,他每当出门时,都把木牌戴在胸前,昂首阔步地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这样的例子,在古代更是举不胜举,南宋丞相文天祥率兵在五坡岭与元军交战,因众寡悬殊,兵败被俘。敌人派人来劝降时,他严辞以对,来人“嗖”地抽出寒气逼人的宝剑对文天祥说:“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没想到文天祥神色坦然,大步向剑尖上撞去,吓得那人连连退步,继续劝降说:“文丞相,何必轻生呢,我不过是让你给你的将领张世杰写封信嘛,劝他不要再抵抗了!免得生灵涂炭,也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啊!”文天祥正气凛然命道:“拿纸笔来!”来人信以为真,赶紧递上纸笔,只见文天祥挥笔疾书:“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文天祥留给后人的著名的《正气歌》。据史料载,临到刑场上,监斩官还继续劝降说:“文丞相,你现在回心转意,我去奏明圣上,不但免你一死,还依然让你当丞相。”文天祥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然后,把身子转向南方,把未向敌人屈服的双腿齐齐跪下,往南方空中拜了几拜,拜别宋朝死难将士,拜别被蹂躏的国土和人民。然后断喝刽子手:“快动手吧!”

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我之所以一连串讲了这些个故事,意在说明从古至今,气节所表现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这是古人集历代英雄史迹所作的高度概括。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革命气节,其基本精神虽与古人相通,因为都是民族美德的生动体现,但其内容却有了变化。今天我们讲要保持革命气节,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定不移地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用艺术的精品回报人民。特别是在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中,要勇于坚持真理,坚决维护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做一个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当然,一个文艺工作者的革命气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我们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和思想修炼,需要我们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理论是非辩明了,思想境界提高了,才可能在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培养我们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革命气节。一个作家艺术家,也只有在具备了革命气节的前提下,才可能写出具有革命气节的精品之作。缺乏革命气节的作家,也只能写些庸俗低级之作。说到这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本世纪初的岁月。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具有高风亮节的伟大先驱,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开创了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精神的新文学,点燃了民族精神的火炬。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正是在有鲁迅这样的富有革命气节的文学旗手的倡导和率领下,中国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个群星灿烂的辉煌历史时期,产生了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师级的文学家,出现了一大批足以影响几代人的优秀经典之作。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完成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的任务,开创了20世纪文学的辉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至整个新中国文学时期,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大批富有革命气节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前线,投入火热的生活,他们自觉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诸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等等,足以成为中国文学的骄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回顾我们的军事文学走过的历程,同样,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高风亮节的体现,都是他们革命气节的展示。我们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新时期以来产生的《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在全国叫响的优秀作品,都是作家们深入生活第一线,以高尚的革命气节,呕心沥血完成的。应该说,坚定的革命气节,是创作好作品的基础,是一个合格的作家、艺术家必备的美德。只有在革命气节融汇于作家的创作过程之中的时候,其作品才能表现出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浩然正气。而这种浩然正气,正是鼓舞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革命气节,在军事文学创作中,比起其他题材的创作来,有着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体现。因此,创作高品位的具有高尚革命气节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是对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更严格的要求。艰苦复杂的斗争,对于锤炼我们的革命气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国际斗争、国内建设,还是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面临困难和矛盾的时候,都在考验着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的意志和品质。时代需要我们奉献优秀之作,党和人民需要我们永远保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高尚气节。

20世纪即将结束,为本世纪的文学画上一个句号的光荣任务,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作家身上。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我们新老作家为我们的军事文学做出奉献的最好时机,也是本世纪文学画上圆满句号的最后时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历史的重任,为新世纪的到来奉献更多的高质量的精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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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生活永远是军事文学的沃土


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对“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全面深入的阐述,明确指出“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建党纲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党的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是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繁荣文艺是文化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贯穿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的一条红线,是将文艺导向繁荣的引擎。

对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学习、领会和认真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就更显得重要。江泽民主席曾多次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军队要走在前面,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对军队的信任和厚望,而文化建设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火热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老一辈的文艺战士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正是他们以笔为枪,以诗做旗,在血与火中开创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他们的作品成为鼓舞人民同敌人作斗争的精神号角。在建立新中国和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事业中,革命文艺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永不可磨灭的。新时期以来,文艺事业蓬勃发展,适应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军队文艺工作者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了。

大量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的涌现,是军事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优秀作品的内在底蕴。要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对深入生活,有人认为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旧话题,其实不然,这既是一个老话题,同时又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新话题。因为不断变化了的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内容丰富的创作素材,你要收集和了解这些素材,就必须深入到生活的第一线去,去把握生活的脉搏,谛听生活大潮的涛声。比如,最近为广大读者和观众看好的长篇小说《突出重围》和同名电视剧,就其文学性来说,或许有诸多不足,但读者和观众并没有因为这些不足而摒弃对它的喜爱,原因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因为它近距离地反映了生活,是当代最新的部队生活的折射,因此读起来亲、近、实。古话讲:“文变染乎世情”,而决定世情的终极力量是什么?是社会生产力。反映了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就反映了时代本质的要求,这是产生好作品的最深刻的动因。人民群众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火热的生活,是实现文学艺术繁荣的真正沃土。从这个意义上,深入生活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落实到实践中的必然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讲的“三个代表”是有其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广大官兵及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带动了文艺的发展,而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反映,又会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繁荣,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良性的链条。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之中。文艺创作离开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什么人民群众对时下的有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远离了生活,脱离了实际,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些作品,是几个人坐在屋里侃出来的,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赢得读者的。

我们承认文艺作品离不开经济效益的支持,但是,不论在任何时候,社会效益都是首要的,都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否则,就会偏离我们党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分析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不愿意深入生活,很重要的原因,是深入生活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还要经历艰苦生活的磨炼及体验,这与那些“闭门造车”,脱离生活所拿出的有经济效益、无社会效益的作品来,要艰苦得多,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但是,真正能在人民大众中流传开来的,还是这类有社会效益的作品,而决不是那些胡编乱造的庸俗之作。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过文艺界“一切向钱看”的不良倾向,指出:“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人简直成了惟利是图的商人。”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过,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教育人、陶冶人、愉悦人的作用,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以盈利为目的商品。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心里一定要有观众和读者,一定要在内容和艺术上下功夫,一定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奉献自己的精品力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别无他途,就是要在深入生活上多下功夫,坚持在生活的第一线磨炼自己、摔打自己,体验普通人民群众的感情,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熟悉他们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我们所创作的作品才能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也才能真正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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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革命历史:军事文学创作的丰富宝库


有机会较为集中地阅读了近些年出版的反映党和军队历史的军事文学作品,由此,引起我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些思考。

我以为,进入新时期以来,以长篇报告文学为主体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丰富了军事文学的宝库,成为新时期文学成就的一个方面。但同时也不应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与我们辉煌无比的革命历史比,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要求比,总觉得未臻人意。因此,繁荣发展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仍然是摆在军内外作家面前的共同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烛照一个民族的过去,同时又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审视更好地把握一个民族的未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的。珍视历史,并把它尽可能地广为传扬,以证明这个民族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还要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做法。正是基于此,历史便成为作家们关注和表现的母题。这一点,对于一个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因为以弘扬民族精神,表现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的革命历史文学,对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人民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崇高的目标而奋发努力,永远具有其他方式和手段所不可替代的现实的功利作用。或许正因为如此,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在建国之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代军事文学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诸如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以及峻青、王愿坚等各呈异彩的短篇小说,还有代表戏剧与电影方面军事文学突出成就的《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钢铁战士》等作品,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主潮,影响了我国一两代青年的成长进步。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及其在促进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是我们军事文学发展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进入新时期以来,一些曾经有过战争经历的作家们再度涉足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写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诸如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东方》、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的《淮海大战》以及一大批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打破了因十年动乱所一度形成的军事文学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生机凋敝的局面。这些作品以新锐的思想意蕴和新颖的艺术风貌,刷新了人们的耳目,给军事文学园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然而,我们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与五六十年代我国军事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比,与新时期其他题材的文学的长足发展比,这个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整个文学领域还只能算是弱项。这主要表现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少,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可以称得上是“名著”的鸿篇巨制则更少。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大潮中,革命历史题材甚至一度置于被遗忘的角落。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作家这方面看,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该写的已经写了,现在已经没啥内容可写的了。实际上,这是对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的一种偏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同苏联作个横向的比较。从1941年到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仅仅打了三年,然而,反映这一战争的军事文学作品却一直绵延不衰,成为苏联军事文学的主体,至今每年都有多部长篇巨著问世。曾产生过《青年近卫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载入世界文学史的优秀篇章。比起苏联卫国战争来,我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要辉煌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我们有28年的革命战争史。历史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的丰富性;英雄的历史,决定了文学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就是一首伟大的史诗。我们的长征,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我们所进行的百团大战及三大战役,也是可以同苏联卫国战争的任何一次战役相提并论。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创作却一直不尽人意。我们的革命历史其本身所具有的迷人的魅力,连西方的作家们也为之惊羡,甚而倾倒,美国那位白发皓首的老作家索尔兹伯里,来中国采访后写出了世界畅销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个本来可以产生史诗作品的大题材,在一个外国老翁的手里放射出了光彩。中国的革命历史,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含量丰富的矿床,还有许许多多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开掘。即使其中那些已经被人写过的题材,只要我们去努力开掘、提炼,同样能有新的发现,能得到灿烂的黄金。

在对待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也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作家绝大多数没有战争的经历,让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写革命历史文学,自然难以写出具有轰动效应的鸿篇巨著。其实,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一种偏见,有过战争经历的人写战争,参加过长征的人写长征,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经历或者后来的人就无法写,那是完全错误的。历史是后人写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样也多是后人写的。司马迁著《史记》,上起轩辕皇帝,下至两汉时期,其中不少篇章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的瑰宝。然而,司马迁却没有经历过他笔下的那些战争。《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光照古今的军事文学巨著,作者与他所写的战争年代相距更远。拿破仑进攻俄国是1812年,那年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他写《战争与和平》,是那场战争过去52年以后的事了。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些人自然不能写这些作品了。当然,让没有直接生活体验的人写好革命历史,也难免会遇到个人生活的局限性与历史的无比丰富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然离不开对历史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一个人不可能经历或体验感受所有的事情,要善于从多方面了解革命历史的无比丰富性,不断加深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即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也同样有个站在高处再认识的问题。只有感觉了的东西,才能较深刻地认识它;只有深刻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只有在对生活的不断开掘中,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更好地体察生活的内涵,捕捉你要描写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东西,写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优秀篇章。

有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少,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有的作家缺少文艺创作上的严肃态度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纵观这几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有关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远远高于小说及其他文学体裁之上。像《志愿军战俘纪事》、《元帅外交家》等,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但是,像这样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佳作,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反,在纪实文学大潮中,那些内容平平、艺术上没啥特色可言的作品居多。有些作家为迎合读者口味,急功近利,专门寻找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热门题材,然后去简单地描述事件的过程,而不注重在艺术上的执著追求和探索。这样的作品,往往只重视历史的外在形态和认识价值,而放弃了对其内在精神的开掘,忽视了对人的思想历程的展现。于是,作品自然便陷入一般化的境地。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上,便出现了写历史事件一般过程的作品多,深入历史、深入时代,特别是深入人的灵魂的作品少的情况。文学是人学,人是历史的主体,站在历史中心的应该是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着重在于刻画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欢离合。这是我们应当时刻牢记的。在这方面,我以为《战争与和平》应永远值得我们借鉴。托尔斯泰如果只写库图佐夫和拿破仑的两军对垒,而不将安德列等家族的命运贯穿其中,那他就不可能写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及其时代精神。坚持从写人出发,把人作为作家注视的中心,应该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正路。比较起来,历史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怎么注意普通人的命运,而文学则关注任何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人。简单地描摹事件或介绍过程,要比写人来得容易些。然而,带点某些文学色彩的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真正的革命历史文学。因为前者给人的仅仅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而后者给人的恰恰是文学作品必备的审美和鉴赏趣味。

或许有人会说,历史题材的作品要关注人,一般的事件还可以,写大作品、大题材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它是辩证统一的,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认识。军委有关领导在一次关于创作问题的讲话中,曾鼓励军队作家们要树立雄心壮志,要有大气魄,敢写大作品,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这无疑是对部队作家们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个“大作品”、“大题材”,我以为它理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题材在革命历史上是重大的;二是在文学艺术上也同样是重大的。在实际创作实践中,我们有些同志常常犯有这样的弊病,把一段历史过程当成题材,在事件与题材之间画了等号。重大事件或战役战斗既然是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这理应在创作中得以反映。然而事件可以成为题材,并不等于就是题材。因为如果不注意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只着眼事件本身的意义,只简单叙述一般过程,即使事件本身是重大的,题材也确实是大题材,但也很难写出真正有强大感染力的“大作品”。这也正是以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有些作品能轰动一时,却不能传之久远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强调艺术上是重大的同时,也决不否认题材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制约,否认题材有大小差别。革命历史生活有许多丰富的侧面,题材也确有大小不同。创作人员应该从历史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去观察和反映生活,努力去发现那些在生活里重大、在文学上也同样是重大的东西,去表现革命战争的巨大的历史规模和宏伟气势,表现历史固有的广阔性。写大作品,写大题材,许多老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老作家魏巍的《东方》,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说是重大题材,但作家并没有一般地叙述战争过程,而是着力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最可爱的人”和军人哺育者的形象,写出了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所特有的精神风貌。这应该是一部值得称道的“大作品”。肖克将军历经半个世纪完成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题材不算小,写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但作者着眼的仍然是战争中的人,塑造了一群真实可爱的红军战士的形象。即使是直接描写大事件、大场面的作品如“三大战役”,也同样要写人,写人的思想历程及内在精神。只有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才有可能写出不朽之作。

此外,即使掌握了写大题材的丰富史料,也未必就能写出有影响的“大作品”,这除了作家本身的艺术造诣之外,还有一个怎样对待革命历史的态度问题。在这方面,前些年我们确实是有教训的。一段时间内,在有些所谓写实的作品中,我们所崇尚的阳刚、壮美、崇高的悲剧精神,非但没有得到应有艺术表现,相反,一些昭示历史前途和人民意愿的东西反成了被奚落和嘲笑的对象。有的作品热衷于写我们党的失误,写我们军队历史上的悲剧,若论题材有些的确是重大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对历史的严谨的科学态度,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往往夸大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名为对历史反思,其实是单纯追求轰动效应和经济效益,视历史为儿戏,以展览疮疤为时髦。像这类格调不高、文风浅露浮躁的作品,不仅损害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损害了读者的审美能力,将读者的阅读心理导向猎奇窥秘,助长庸俗浅薄的阅读趣味。特别是对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其危害更明显,还以为历史就是这么回事,从而影响对我们事业的信心。所以,歌颂什么,暴露什么,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是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在我们党和军队漫长的革命历史上,我们既有“过五关”的经验,同时又有“走麦城”的教训,我们强调写正面为主,不是说对“走麦城”的东西,对历史上的失误不能触及、不能反映,关键是在创作中把现象和本质、支流和主流区别开来。即便是写失误,也要着眼于给读者以启示,使人看见光明,增强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把握好了这个尺度,再加上我们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在艺术上进行执著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和民族特征的优秀作品,这样,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我们就一定会有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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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名人录”之“名”


随着出版工作的日趋活跃,这几年,名目繁多的“名人录”一时成为出版热点。诸如《当代小说界名人》、《当代戏剧界名人》、《当代诗坛名人》、《中国体育界名人》等等;此外,还有“企业名人”、“商业名人”、“烹调技术名人”、“集邮名人”及著名歌星、影星荟萃之类;分得更细的,还有“某地知青名人”、“某省个体户名人”、“某地身怀绝技的名人”等等。有关名人的书之多,分类之细,在中国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

名人,乃享有社会盛誉,各行各业出类拔萃者也。为其扬名,让其入书,使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业绩,光大他们的精神,这自然是件功德无量和极有意义的事儿。有价值的名人录历来为读者所珍爱,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将帅名录》,在世界上都广受赞誉。然而,凡事最怕“滥”,一滥便会出现诸多弊端,往往适得其反,收到不良的社会效果。眼下的“名人录热”,便已略现端倪。笔者有两位颇有名气的诗人朋友,谈起“名人录热”来,颇有微词。两位诗人在半年内,曾先后收到十几封乃至几十封不同出版单位的信,通知其被列为诗界名人并将入书出版。尽管出版单位及书之名称不同,但有一条却是不谋而合,那便是所有出版单位都要求列为书中名人者,除附一份数百字的个人小传外,必须交纳十几元、几十元乃至上百元的“入选费”。除此,有的还要“名人们”在图书出版后包销十几本数十本书不等。百八十块钱,对今天的为文者来说,或许算不得什么,激情来时,熬它三两个晚上,所得稿酬便足以应付。然而,面对这种“殊荣”,两位诗人朋友不仅毫无兴致,而且“固执”得很,我眼见他们一个将此类信件撕个粉碎,扔进纸篓;另一个则干脆付之一炬。照二位朋友的话说,干这种花钱买名的营生,实乃自己糟践自己,宁可一辈子默默无名,也决不花钞票捐个虚名。

有人说,爱面子,重名声,乃文人之通病。这话要看怎么说,我以为像上边两位诗人珍爱面子,看重名声的做法就没有什么不好,且非常值得称道。其实,有名者无需“买”名,无名者即使花钱买了名仍照样无名,这是世人皆知的道理。你是名人不是名人,社会自有一杆公平的秤,关键要看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有没有为社会称道的叫得响的“真货色”。茅盾、巴金、老舍、魏巍、刘白羽等等,以及一大批新时期涌现的文学新秀们,不管你的名人录列与不列他们的名字,恐怕都无碍其名人之地位。因为人家有传世的优秀作品在,有文学地位在,有社会公正评价在。你若既于文学无贡献,亦无作品,本属于“阿猫阿狗”之类,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花钱买个名。我想,其结果也无非将自己的名字由钢笔字变成了铅字,自得其乐而已。不过那叫欺人之名。

在某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中国诗人名录”里,我就见识过这样的“阿猫阿狗”们。其中有一位仅在地市级小报上写过三五首短诗,竟然也在书中戴上了“中国当代诗界名人”之冠。诧异之余,笔者细作探究,方知此公并非诗人,而是一个当代时兴的“活动家”。他善辞令,会交际,凭如簧巧舌,竟说动二三十个真正的诗人自愿交费入书立名,而此书出版前有“征稿启事”在先:凡能游说20人以上入书且本人有作品者,可考虑于书中立名。这样,“阿猫阿狗”获名诗人殊荣,便也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当然,此类书到底有多大权威性,自另当别论。尽管你入了名人录的书,在群众的心理天平上,你仍然不是名人,还是属于“阿猫阿狗”之列。

对这样的“名人录”,读者群众腻烦得很,称其为“玩猫腻”赚钱术。所以,此类书很少有人购买,多是名人自己花钱包销。或许有的朋友会问,出版社都是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出版社,难道对名人是非界限都不清楚吗?其实,他们心里不仅清楚,而且明镜儿似的。这里,他们所迷恋的,并非是名人,而是名人的腰包——孔方兄。于你算是花钱扬了名,于我算是生财有道,搞“活”了出版,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一些出版社的如此做法,不能不令人忧虑。这些年,有些从文的人,其“商品意识”看涨,什么能捞干什么,怎么赚钱怎么干。他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生哲学,把能捞会骗视为能干,这大大败坏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其实,经营此类营生的,又何止出版部门,一些五花八门的“大奖赛”,不同样如此?有的地区级甚至县级小报,竟也堂而皇之地举办“全国诗歌大奖赛”、“全国短篇小说大奖赛”、“当代人写情书大赛”等等,广告如飘展的酒旗,在报刊招人眼目。这类大赛不知到底有多大效力?也不知是否经过了法律部门的公证?但有一条是明白无疑的,每个参赛者几十元的参赛费,如流水般涌进了主办者的腰包。诸如此类种种怪事,我以为实乃文坛书坛之悲哀。

作为社会主义的出版业和一个愿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面对商品大潮的冲击,我以为既要正视金钱的需要和诱惑,同时,更要珍视社会主义出版业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名誉。见钱眼开,取利忘义,视“铜臭意识”为“现代意识”,是一切有良知的出版工作者及作家、艺术家所不齿的。说到这里,我还要奉劝诸如已经成名或渴望成名的朋友。要立身扬名,不仿扎扎实实从一点一滴于人民有益的小事做起,只要你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成就显著,你的名字自然而然便为人所铭记不忘。至于遇到那些盯着你的腰包“促”你“成名”者,我看不妨学一学前边提到的那两位诗人朋友的做法——或置之不理,或付之一炬。大家如果都照此做法,那些欺世盗名的“名人录”成了无源之水,我想渐渐会销声匿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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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棒杀、捧杀及其他


说到文艺批评,人们对过去那种“棍棒式”的批评仍记忆犹新。打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几乎每隔三两年就来一次批判运动。到了十年“文革”,更是变本加厉,文艺批评成了文化专制的工具。这样的“批评”有个特点,叫先定调子,后找例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其结果往往是把香花当毒草,把同志当敌人,许多作家甚至罹难致死。所以,人们管这样的文艺批评称之为“棒杀”。

眼下,随着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文坛上的“棒杀”现象已不多了。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捧杀”。不信你看,一部作品刚刚问世,各种庸俗的捧场文章,五花八门的“标签”便接踵而至。即使对于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也常常被冠以“成功的典型”、“独到的风格”等甚或有点肉麻的美誉。相反,对于那些质量低劣甚至是宣扬性文学及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坏作品,却极少见到一纸批评文章。对文坛上这种爱吹不爱批的现象,群众是极为反感的,称之为廉价的喝彩和广告式的“批评”。其实,认真说来,这种庸俗的“捧场”批评不仅损害了文艺批评的声誉,而且也害了作者自己。笔者就认识那么一位青年作家,写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在“哥们儿”、“姐们儿”的廉价赞词中浑浑然飘飘然起来,渐渐变得目空一切,谁都被他瞧不起,谁都可以被他贬损一通,甚至连鲁迅、郭沫若、曹禺等都成了他随意贬斥的对象。觉得还骂得不过瘾,干脆上溯祖宗,骂李白、损杜甫、贬屈原。骂来骂去,结果如何呢?骂得他自己成了不齿于文坛的小丑,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这固然有其世界观起作用的内在因素,但如果这位作家在起步之初没那么多人给予廉价的吹捧,我想他会不至于此的。所以将那些庸俗的“捧场”式批评称之为“捧杀”,我看恰如其分。

“捧杀”之于文坛,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坛确有那么一些同志老虎屁股摸不得,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有一股骄气和傲气。他写了坏作品,根本听不进批评的话,你一批评他就说你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极“左”,是“棒杀”文艺。与这种情况相应的是,设若一受到批评,就有那么一些人不问是非曲直就同情谁,谁的作品就吃香。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由来已久矣。其二,便是文坛上的哥们儿姐们儿帮在作怪,时下确有那么一些同志,不信真理认哥们儿。只要是哥们儿的作品,拿来便是,坏的可说成好的,扁的可说成圆的。群众之所以对评论家吹得天花乱坠,而一看作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作品怨声载道,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几年,昧着良心去写胡吹乱捧文章的作者已不是个别的。应该说,这种状况不加以纠正,势必会影响文艺的健康发展。

文艺批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应该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褒贬合宜,评价适当。胡批乱斗的“棒杀”是反科学的,胡吹乱拍的“捧杀”也是反科学的。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与作家果戈理之间的一段往事。别林斯基开展文艺批评非常注重实事求是。果戈理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黑暗,显露了现实主义的才华,可是却遭到了反动批评家的围攻。这时,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秉笔战群雄,据理驳斥了那些贬损果戈理的谬论,对果戈理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他是“现实生活的诗人”、“文坛盟主”。当果戈理侨居国外以后,思想产生消退,甚至否定了自己走过的现实主义道路,转而歌颂封建专制和教会。别林斯基立即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他进行了尖锐的甚至是充满愤怒的批评。别林斯基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态度,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这应该成为我们开展文学批评的榜样。

创作没有批评就缺乏生气,创作中的问题需要批评来解决。对于文艺界来说,众人互唱赞歌决非是一种好现象,它只会影响文艺的发展与繁荣。至于批评中的问题,可以用反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5卷444页)。我们呼唤创作繁荣,也同样离不开批评的繁荣。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创作批评的规律,我们的创作批评便会一同前进。那种“捧杀”或“棒杀”将最终从文坛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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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批评的媚态与媚态的批评


朋友介绍这样一件怪事:某人写得一篇质量二流的中篇小说,连投三家刊物,编辑部都写信让其修改。此公自觉才思枯竭,便不愿付出更艰苦的劳动,于是便急生一智,将退稿署上某著名作家的名字寄给了某刊物。不曾想这一招还真灵,不仅发表了,而且上了头题,且标题上了封面。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捧场文字接踵而至,什么“史诗性作品”呀,“大手笔”呀,“瑰奇雄姿的妙文”呀,如此等等,一些人几欲搜尽天下赞美之词予以赞美,仿佛作品真的达到了“千古绝唱”的境界。

正当小说作者窃喜之际,那位被冒了名的作家寻上门来,要以“侵犯姓名权”问罪。冒名者自然也有词可对:“你的名字叫A,我的笔名为何就不能叫A呢?我用A的笔名发表作品侵犯你‘姓名权’,你用‘A’发表文章不同样也是侵犯了我的‘笔名权’吗?”如此一来,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官司打了下去。

文坛上演的这出活剧,听起来是一则笑话,可它所反映的却是文坛上似乎带普遍性的一个问题,那便是由“崇名心理”导致的“趋光性”。这种“趋光性”,一是表现在掌握作品生杀之权的编辑部,不论你作品质量如何,有名则灵,是名人即可发表。二是表现在某些评论作者,凡是名人之作问世,不问其社会效果和艺术质量究竟怎样,一哄而起,争着曲意奉承,溢美称赞。于是,便产生了如前边所述那类让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相比之下,这后一种现象在文坛上似乎表现更甚。我以为很有加以针砭之必要。

批评贵在真诚,没有真诚便会失去文学批评的生命。在少数批评家那里,所缺少的恰恰是“真诚”二字。“批评”这一具有崇高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事业,在他们那里往往成了替人吹喇叭抬轿子之类的行当。当然这类事也并非是不加选择。细作分析,便会发现有两种人是被“吹”被“抬”的基本对象,一是名人,二是女人。大凡有名人作品问世,总有那么一些人群起而“吹”之,很有争先恐后之状。有些作品虽出自名家之手,可在作家本人及名流大家眼里,却算不得佳作,有的甚至是失败之作。然而,却照样能赢得一片喝彩声。有位名人写了篇意识流小说,可以说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在社会上一片非议中,此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这篇作品“内容上是有问题的,艺术上是失败的”。即使这样,有些人还在那儿费尽心思著文,洋洋洒洒地加以赞扬。仿佛世人皆糊涂,惟有他清楚。自然,云山雾罩的作品,任你作怎样的吹捧,也吹不出柳暗花明的效果来的。其结果,只会现出一些俗气十足的批评家的媚态。

其次是对女人。女性作家队伍的壮大,无疑是近些年文坛上值得称道的好现象。然而,对一些女性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读之却常常使人生出几分腻味来。这丝毫不是因为笔者有什么与时代不合的“男尊女卑”心理,实乃某些批评文章的满脸“媚相”让人作呕。与对名人作品的大吹大捧不同,一些人评论女性作家作品,言语中那亲切的夸张往往是透过语调、语态来表达的。诚如一位朋友所言,阅读这类文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位热恋中的男子向女方眉目传情的媚态”。评论女作家,甚至专事女作家研究,都是评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若把日常生活中取悦异性的心理和做法,借文学评论加以展示和挥发,则总显得有些失重。文坛上这种媚态的批评和批评的媚态多了,那自然是件值得忧虑的事。因为那样一来,批评会因其成为眉目传情的工具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无论是向名人献媚也好,向女人取悦也好,都是一切正直的批评家所不为的。要想做一个真正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我看还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即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论你是名人还是女人,就作品说作品,以作品论是非,由此写出令人信服的批评文章来。这样做,无论是建立批评的权威性,还是真正实现批评的繁荣,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但愿文坛有更多这样的批评家,希望社会少一些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类恶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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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卷(ZC) §多一点“大家风度”


近读宋代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程史》,其中有内容谈到了辛弃疾。辛弃疾是著名词人,又是著名的抗战派,少年便参加抗金起义军,一生忧国忧民,为收复国土呕尽了心血。其作品和人品可谓冠绝当时,照耀古今。在镇守镇江时,辛弃疾有一次在宴会上让歌姬演唱他的旧作《贺新郎》,接着又让演唱他新近创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唱后问遍宾客,希望能指出其瑕疵。座中人一片赞扬声,只有个别人勉强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辛弃疾似觉不正常,环顾四周,目光盯在坐于席侧的少年岳珂,鼓励他大胆发表意见。岳珂毫无顾忌,认为前篇《贺新郎》首尾两个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同意有些重复,句式也缺少变化。而新作《永遇乐》,一连用了四个典故,用典太多,便给人“掉书袋”的感觉。辛弃疾听罢大喜,当众肯定了岳珂的意见。

岳珂的具体意见是否可取,词家自可讨论。但作为一代词宗辛弃疾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虚心听取无名小辈意见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论是为文还是为人,其“大家风度”都很值得人们效法。纵观中外古今,举凡那些成就卓著的名人大家,无不把善于听取他人批评视作为文的美德。苏联高尔基创作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出版后,一青年指出其作品结构上的弊端,高尔基听后认为可取,立即作了较大修改重新出版;著名作家果戈理每当有新作问世,首先是向各方朋友寻求最严厉最坦率的批评;我国知名作家赵树理、柳青,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每当他们新作问世之前,总喜欢将手稿给农民群众朗诵,然后根据农民的意见加以认真修改,直到农民朋友“听得懂”和“喜欢”为止。这里,不仅表现了作家们虚怀若谷的“大家风度”,而且也说明这些作家们所具有的高度的群众观念。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高度的群众观念,有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可贵品格,所以,他们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建树,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永放异彩的不朽之作。

“大家风度”,道理讲起来并不复杂,可要真正实践起来,将自己的作品公开亮相,让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接受最严厉而尖刻的批评,那着实是不太容易的。如果说在未成名之前尚能做到,那么成名之后便会困难得多了。因为成名之前,无包袱可背,任你批评的言语多么尖刻,我都可以视作“良言苦药”,脖子一伸便可咽下。成名之后便不同了,有了“名”的包袱,便会百倍珍重“面子”,甚至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日前,几位在报社工作的同行闲聊,谈起编发这类人撰写的文章来,大家有诸多苦衷。有些人对自己的作品视若家珍,“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改动他一字一句,都很可能带来很大的不愉快。一位朋友接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来稿,因急于刊发,来不及与作者商量便作了小小修改。不曾想此作家以为大丢其面,又是来信要求更正,又是撰文指名道姓地批评编者。后来,有关部门调阅了原稿及发表后的稿件加以对照,证明编者的改动不仅有“锦上添花”之效,而且对两个原则问题的提法错误把了关。我想,这位作家若平心而论,不能不叹服编者的改动。然而,他明知自己的争辩是强词夺理,却要无理争三分。说穿了,他要争的不是是非真伪,而是两个字:“面子”。这样的人,不要说“大家风度”连“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也没有。更有甚者,极少数人甚至公开宣称,他的作品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动不得的,若要改动,则干脆索回原稿。文学界此类人多了,实乃是文坛的不幸。

事实上,如同没有无缺点的人一样,世上决没有至善至美无瑕疵可言的文章,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正视自我的决心和勇气,有没有真正艺术家所具有的“大家风度”。国外一位寓言家有句名言说:“聪明的蠢才就是这样的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名满天下,恍然大悟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名声仅仅限于蚁冢的范围。”但愿已成“大家”或有希望成为“大家”的朋友,不为这“蚁冢的范围”而沾沾自喜,不断地解剖别人,又不断地解剖自己且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解剖,这样的人多了,将是文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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