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血色浪漫(出版)(书号:12264)》钟跃民,马丁·路德·金完整版免费阅读

小说:血色浪漫(出版)(书号:12264)
分类:其他小说
作者:钟跃民
简介:简介:血色浪漫 都梁
角色:钟跃民,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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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浪漫(出版)(书号:12264)》免费试读免费阅读


引子


在钟跃民的记忆深处,1968年的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情显得格外清晰,那年冬天他差点儿卷入一场杀人案,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1968年是个闹哄哄的年头儿,钟跃民记忆中的背景是红色的,当时北京的大街小巷都用红油漆覆盖起来,上面写满了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的是红旗、红色的语录本、红袖章……总之,红色成了当时的主色调,连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红色的希望。

钟跃民至今也没闹清,为什么在1968年的某一天,他和他的同伴们,包括北京机关大院、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突然像是中了邪,肾上腺素激增,一种青春激情和邪恶的混合物犹如一枚炸弹在体内爆炸,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下,骤然产生一股凶猛的红色冲击波,以猛烈的力量向四周扩散。令人惊异的是,这股红色冲击波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才发现,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地球像一只充满氢气的气球,很危险地膨胀着、躁动着,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引起爆炸……

这年春天,苏联老大哥终于被小兄弟捷克斯洛伐克惹烦了,它认为这个小兄弟再不管教管教就该上房揭瓦了。于是苏联大批空降部队和装甲部队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理论的指导下,长驱直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世界为之一惊,随之舆论大哗。

3月,那个总爱唠叨“我有一个梦想”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全世界又是一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内几乎引起骚动。马丁·路德·金作为名人被载入史册,他那极富人情味的讲演和那浑厚且带有磁性的男中音从此成为绝唱。

这年5月,浪漫的法国青年也闹起事来,起因竟然是青年和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的一句对话。这位部长先生去巴黎的农泰尔大学为一个新建成的游泳池剪彩,碰巧该校社会学系的德裔学生丹尼·科恩-邦迪也是个类似钟跃民之流的捣蛋鬼,他向部长先生提问为什么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只字不提学生们在性方面的问题。部长先生的回答很不中听,用咱中国人的说法,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他建议科恩-邦迪在欲火中烧时可以跳到水中败败火。部长的建议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闹起事来。

这年5月,巴黎的学生们终于起来革命了,他们攻击当权者,要求摧毁“旧秩序”。巴黎的拉丁区一时成了古希腊论坛,人人都在抗议,而抗议的对象可谓多样化,从大学的清规戒律、阶级差异到越南战争。

5月3日,警察清理巴黎大学,引起了拉丁区更剧烈的反应。

许多地方被群众自发性地接管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激进的医生们占领了医学会,演员们关闭了剧院,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宣布他们“革命”了。忠于职守的警察则使拉丁区充满催泪弹的气味,戴高乐总统终于扛不住了,他从后门溜出爱丽舍宫,去了他的家乡科隆贝。这个消息使学生们有些晕乎了,他们相信“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

巴黎的五月风暴使世界为之震惊,整个西方世界差不多都兴奋起来了。对于法兰西人来说,他们几乎个个都算得上是老革命了,他们的革命传统至少能上溯到1789年,那一年巴黎的市民们起哄般地冲进了巴士底狱,愣是把一个偌大的王朝给灭了,他们才是革命的先驱。

此时,巴黎的大学生正沿着中国红卫兵走过的路,热火朝天地筑起街垒,高举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巴黎公社的旗帜在大街上冲杀,雄心勃勃地要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吃上帝饭的神职人员也要造反,伟大的哲学家萨特先生也跟着胡闹了一把,这个世界真是乱套了。

然而,世上什么事总要有个完结。

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回到巴黎,在电台发表了讲演,他号召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总统先生只是简单地告诉人民,再这么闹下去,大家就应该作好心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物质匮乏。这句大实话比什么莫测高深的理论都管用,要是革命了半天,革得饭都没得吃了,那么这革命就没意思了,更何况大多数老百姓已厌倦了大街上的喧嚣。于是他们响应了总统先生的号召,把一批继续在街垒里胡闹的孩子拎着耳朵带回家,巴黎的五月风暴算是落下了帷幕。

成年后的钟跃民算是明白了,难怪当年他像中了邪一样,敢情是谁也没闲着,巴黎的学生们也不是省油的灯,真折腾起来也是爱谁谁。早知如此,当年“联动”的弟兄们就该派出联络员和巴黎这边的哥们儿串联一下,东西方一联手,兴许世界革命就成功了。不过,北京的学生和巴黎的学生在同一时刻喊出的口号却大相径庭。北京这边的口号暴力倾向重了点儿,不是打算油炸谁,就是要砸烂谁的狗头,人家那边却弥漫着一股浪漫气息:

不为面包,为蔷薇……

要做爱,不要作战……

听听,玩着玩着就捎带着把革命干了,真他妈的过瘾。

不过,1968年的钟跃民对法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且活得很愉快。当巴黎的学生们从街垒里玩够了回家时,钟跃民一伙才刚刚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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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几个小子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正想办法寻开心。

钟跃民头上戴了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自行车车把,一条腿跷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住地面。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骄横之气。

袁军站在一旁,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马裤呢军大衣,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穿着一身蓝制服,双手插在裤兜里。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开始融化,原本雪白光洁的路面被车轮和脚印搞得很脏乱。他们肆无忌惮地起着哄,用手在指指点点,眼睛盯着两个从街对面一家食品店里走出来的漂亮姑娘。

袁军用手捅捅钟跃民,坏笑着朝街对面努努嘴道:“跃民,这回可看你的啦。”

钟跃民笑着摇摇头:“你丫别净招我犯错误。”

郑桐挖苦道:“色大胆小了吧?”

同伴们一拥而上,起着哄地对他推推搡搡。钟跃民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些下不了台,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向街对面走去。

周晓白是和好朋友罗芸一起出来的,她们本来想逛逛街,因为在家里待着实在无聊。

今天周晓白的情绪很恶劣,就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她们连续遭到两伙男孩子的纠缠。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就算你有心追求女孩子,也该有点儿礼貌,上来就直愣愣地一句“嗨,交个朋友怎么样”,这不是找骂吗?周晓白终于忍不住了,把刚买的一盒冰激凌摔在一个家伙的脸上,那家伙没想到这小妞儿这么大脾气,竟愣在那里,周晓白拉着罗芸转身出了食品店。

谁知刚出虎口,又入了狼窝,钟跃民正在外边等着呢。他满脸灿烂的笑容,张嘴就是一句:“哎哟,这不是表妹吗,怎么在这儿碰上啦?得有两年没见了,姨和姨夫好吗?”

周晓白和罗芸都愣了,心说,这人有病是怎么着,张嘴就叫表妹,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看清楚了,谁是你表妹?”

钟跃民面不改色,一脸真诚:“表妹,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表哥啊,你再仔细看看。真是女大十八变,才两年工夫,我都认不出来了。”

钟跃民的真诚还真把周晓白给唬住了,这人还真不像坏人,也许他是认错人了。

周晓白的口气缓和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表妹,我也没有表哥。”

钟跃民很执拗:“别跟你哥开玩笑,你就是我表妹王小红。”

“我再和你说一遍,我不叫王小红,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不对吧?你真的不是王小红,那你叫什么?”

“我叫周晓白,这下你明白了吧?”

得,钟跃民等的就是这个,才几句就把这小妞儿的名字给套出来了,看来今天有戏。钟跃民一拍脑门:“哟,看来我还真认错人了,对不起,您瞧我这老眼昏花的,实在不好意思。”

周晓白问:“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我们走了。”

“周晓白同学,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吧?这真是缘分,要不是我认错了人,咱们今天就失之交臂了,那还不遗恨终生?你们现在去哪儿?我送送你们。”

周晓白突然沉下脸:“我明白了,什么认错了人,闹了半天还是又碰上流氓了,罗芸,咱们走。”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拦住她们:“哟,怎么说着说着就翻脸啦?周晓白,你一生气还真像我表妹,不行,不管你是不是,今天我还就认你这个妹妹啦。”

周晓白和罗芸不说话,只是厌恶地躲开钟跃民继续走路。

钟跃民讨了个没趣,他回头望望同伴们,袁军一伙儿正乐得前仰后合,轻佻地起着哄。

钟跃民又绕到姑娘们的前面继续纠缠着。

一伙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这儿经过,为首的是张海洋,他戴着一顶羊剪绒皮帽,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个子有1.8米,与钟跃民同样是一脸骄横之气。他的同伴们都穿着军装,但显得很杂乱,好像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有。这显然是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见钟跃民正在纠缠姑娘,便纷纷停下车。

一个青年认出了周晓白:“海洋,那不是咱们大院的周晓白吗,周副司令的女儿,住将军楼的那个妞儿。”

张海洋把烟头一扔:“嘿,这帮孙子是哪儿的,敢拍咱们院儿的人?走,过去看看。”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钟跃民的衣领,开口便骂:“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儿的人?”

钟跃民并不示弱,他冷笑一声:“嗬,想碴架是怎么着?找死呢?”他话音没落,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已经呼啸而出,弹簧锁猛地抽在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羊剪绒皮帽被打飞了。

张海洋的同伙们纷纷掏出家伙扑了上来。

街对面的袁军一伙儿见这里风云突变,立刻扔掉手中的香烟,纷纷亮出弹簧锁冲过马路,双方在街头激烈地对打起来。

一个青年捡起半块砖向袁军劈面砸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橱窗玻璃“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

郑桐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刚一交手,眼镜就被对方一拳打飞,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愤怒,便急于报复,忙乱中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狠狠地将半块砖头拍在树上。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张海洋一把抢走拐杖,老人跌了一跤,他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破口大骂,而那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狠狠地敲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断成两截。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上去。

袁军冲进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放消防栓的玻璃门,拿出消防斧冲出门。

张海洋一伙儿见袁军来势凶猛,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这时,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这儿路过,见此情景忙下车制止。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作鸟兽散。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追去……

一部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老式电唱机中飘出了《山楂树》的歌声,钟跃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他半合着眼在欣赏歌曲,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袁军、郑桐等人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他们一见钟跃民头上的纱布,便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说:“跃民,让人花啦?”

钟跃民摸摸脑袋,不在意地说:“没事,蹭破点儿皮,你不看看咱哥们儿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儿都断成两截了,这可是正宗铁布衫功夫。”

“你丫就吹吧。”

袁军笑道:“你丫怎么跑得这么快?哥儿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一找你,连他妈影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钟跃民不爱听了,他回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没瞧见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你说他眼神儿怎么这么好?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袁军说:“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儿几个立马儿一块儿揭发你,就说你是咱这流氓团伙的头儿,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跃民这孙子净教我们使坏,我们属于受蒙蔽。郑桐,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郑桐严肃地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家附和着:“没错,没错,该毙了钟跃民这孙子。”

钟跃民一扭头,见郑桐的眼镜已经裂开了花,想起打架时似乎没见他的身影,便问道:“郑桐,刚才打架时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郑桐有些不好意思:“有个大个子一巴掌把我眼镜打飞了,我当时就怒了,一板砖拍过去,觉着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儿赶紧找眼镜戴上,又拎起板砖照着一个人准备拍,定眼一瞧,我操,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没命地跑了。”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是部里的高级工程师,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不像钟跃民、袁军等人的老爹,都有战争背景。郑天宇是个厌恶暴力的人,郑桐从小受此影响,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这些日子,在钟跃民和袁军等人的怂恿下,郑桐也学会了打架抄砖头。但他天生不是个打架的料,每次打架他只要发现对方比己方人多,总是先没了底气,第一个逃跑。所以,这成了郑桐的短处,被袁军牢牢地捏着,动不动就把此事拎出来嘲笑郑桐,郑桐自己也认为这是件很丢脸的事,谁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偏偏此时袁军又一脸不屑地说:“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个一臭知识分子。”

郑桐拉下脸:“知识分子怎么啦?”

袁军嘿嘿一乐:“酸呗,一身的酸气。”

郑桐立刻反唇相讥:“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在部队扫的盲吧?哥儿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

众人一听,来了情绪,纷纷怂恿郑桐快讲。

“话说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个僻静处去方便,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回来了,你们猜怎么回事?”

钟跃民问:“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啦?”

郑桐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这帮人太缺乏想象力。原来是有一截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掏出‘老二’对着电线就尿,只听‘咣’的一声,袁局长捂着‘老二’蹦了起来,只觉得裆下麻酥酥的,像是被净了身……”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钟跃民从沙发上滚到地上,乐得直不起腰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就麻烦啦,把袁局长的‘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袁军恼羞成怒,他不敢和钟跃民翻脸,却敢惹郑桐,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我花了你丫的。”

郑桐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你敢!”

众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钟跃民正色道:“哥儿几个,咱们聊点正事,我听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卖票。”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这两年的娱乐少得可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别说芭蕾舞,连电影也没演过几部,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

郑桐一听,顿时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我操,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咱们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吧,等到了星期六早上再去买票黄瓜菜都凉了。”

袁军摩拳擦掌地说:“跃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顽主都得来,咱们得多去点儿人,还得带上家伙。”

钟跃民点点头:“我把李奎勇叫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袁军说:“又是那个李奎勇,你找他来也不觉着丢份儿?”

钟跃民有些不悦:“袁军,论打架你差得远了,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出手又快又黑,要说单打独斗,咱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袁军对钟跃民赞赏李奎勇颇不以为然,嘟哝着:“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他能扛住菜刀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钟跃民拉下脸:“怎么着,要不你先跟我练练?”

袁军这才不吭声了。

当年钟跃民随父亲从南京调入北京工作,由于是半途插班,一些专收干部子弟的小学制度较严,无法安插,钟跃民只好暂时被安插到一所普通小学。在那里钟跃民认识了李奎勇,他俩在一个班里上了半个学期课,两人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儿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里打架不要命似的,没人敢惹。那时的钟跃民还不像现在这样胆大包天,对李奎勇的摔跤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钟跃民就转学到了育英学校,不过,他和李奎勇一直保持着来往。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桐竖起大衣领子挡着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探视之前,照例要先接受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训话。王占英在“文革”以前是个科长,是部里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干部。此人还算正派,就是观点太激进,他真诚地认为钟跃民等人的父亲罪大恶极,枪毙了他们都不过分。至于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是属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走资派,儿子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流氓。

王主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训诫着:“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的走资派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对他们的挽救。咦?钟跃民,你怎么站着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子成三道弯儿,一条腿还晃着,你摆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给谁看呢?”

钟跃民显得很委屈:“王主任,您冤枉我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一腿长一腿短,就因为这点儿生理缺陷,袁军他们老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地不平’。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成这样又不是我的错误,干吗老欺负我们残疾人……”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王主任,您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我太了解钟跃民啦,他身上那点儿零件都是可长可短。上次在澡堂洗澡,他把两腿一叉,两条胳膊一伸,还问我,猜吧,这是什么字?我说这还用猜?这是‘大’呀。您猜他说什么?他愣说是‘太’字,我说为什么是‘太’呢?他说,你没看见我那儿还有一个点儿呢?我再一看,可不是,他两腿之间还真有个点儿,刚才我没留神,所以我给看成‘大’了,谁知就这么会儿工夫他那儿忽然直了,于是就成了‘太’。我说,要是那东西也算,那我也会,我一个立正,就成了‘卜’字……”

郑桐连忙插话:“我证明,钟跃民的确是两条腿不一边齐,我们班有个同学还给他写过一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远看金鸡独立,近看骏马缺蹄。跑似风摆荷叶,躺在炕上不一边齐’。”

钟跃民笑道:“郑桐,你丫就挤对我吧,我操你大爷……”

王主任一拍桌子:“住嘴,说你们是小流氓我看一点儿都没冤枉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学得这么坏?咱们这大院有不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人家就不像你们这么坏?”

钟跃民说:“王主任,您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爸是走资派,所以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王主任挠了挠头,不知他这么说是何意,只好说:“这么理解是可以的,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不要叫他们‘黑帮子女’,应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钟跃民一听主任上了套,立刻来了劲儿,振振有词地说:“那么您是革委会主任,您的孩子该怎么称呼?显然是和我们有区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反义词应该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主任火了,他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钟跃民,你不要胡搅蛮缠,再胡闹我就取消你今天的探视资格。”

王主任确实小看他们了,这几个小子一肚子坏水,而且配合默契。钟跃民激怒了王主任,袁军便忙着打岔,以分散王主任的注意力:“主任,我们每月发的15元生活费太少了,党和人民能不能再给我们增加点儿?上个月还不到20号,我就没钱吃饭了,全靠着东要点儿、西蹭点儿过来的。我还去饭馆捡过人家吃剩的东西,您瞧我这脸色,是不是发绿?这是饿的,老这么下去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呀,您说是不是?”

郑桐也添油加醋地附和着:“主任,我们可都是祖国的花朵,是花儿就得常浇水,不然就旱死了。”

“就是,我们简直连花儿都算不上,还是花骨朵呢,不给我们浇水,我们怎么含苞欲放?您可别忘了,毛主席说,埋葬‘帝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儿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了。”钟跃民补充道。

王主任一脸不耐烦地说:“到底是走资派子女,嘴儿都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被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15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多一分也不行。”

钟跃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操,我算是看出来了,把我们饿死,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之一……”

王主任一瞪眼:“钟跃民,你说什么呢,你敢再说一遍?你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郑桐连忙打岔:“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他老是欺负我。”

王主任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这次又上了郑桐的当:“是吗,我们老三怎么欺负你了?”

郑桐一脸委屈地说:“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解决,打架斗殴是不对的。老三,你爸爸好歹也是个17级的科长,凑凑合合地也算是个革命干部吧?你身为干部子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志起点模范带头作用呢?’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们家老三二话没说就给我一个嘴巴,抽得我两个眼睛里冒出了很多小星星,金灿灿的,我感到天旋地转……”

王主任的三儿子王跃进是个弱智的孩子,偏偏郑桐和袁军见着人就搂不住火,王老三没少受他们欺负,现在郑桐居然倒打一耙。

王主任有些疑惑:“我家老三,不会吧?他是个老实孩子,净受别人欺负,他没这个胆子欺负人呀?”

袁军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可一出了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也是这样。”

王主任哼了一声:“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要是你小子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郑桐道:“算了吧,您问也是白问,这年头儿谁干了坏事还认账呀?袁军上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撒尿,让人家管理员把‘老二’都攥住了,这孙子还一口咬定没尿呢。”

袁军不爱听了:“去你大爷的,你丫才在舞台上撒尿呢。”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8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8号房,钟跃民推开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经常在报刊上和钟山岳较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地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都还像个绅士,辩论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辞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小说,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

钟山岳听说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两只眼睛像雷达似的到处扫描,结果碰上了罗荣桓政委,罗政委说:“小钟,你鬼鬼祟祟地找什么呢?”

钟山岳张嘴话就来:“我来看看罗政委。”

罗政委笑道:“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我有这么大面子吗?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钟山岳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萍,姚萍当时正在洗衣服,钟山岳牵着马走到姚萍面前:“你就是姚萍?”

姑娘点点头。

钟山岳又说:“我是五纵二师师长钟山岳,你仔细看清楚了。”

姚萍还真抬头仔细看了看他。

钟山岳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名贵的象牙柄左轮手枪。

姚萍当时有些蒙了,她言不达意地问:“您有事吗?”

钟山岳说:“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他说完就蹿上了战马,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

姚萍愣在那里足有半个时辰没缓过劲儿来。

钟山岳和姚萍结婚后,钟山岳问姚萍:“当时有那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

姚萍反问道:“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

姚萍命薄,1952年生下钟跃民后,她就因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因此,钟跃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跃民10岁那年,姚萍患肝癌去世。

钟山岳从此没有再娶,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

钟山岳性格复杂,他早年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喜欢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新诗,有时也写上几首,内容无非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的伤感爱情。多年以后,他意外地在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小报上发现自己当年的小诗,差点儿酸倒了牙。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从外貌到语言都很粗犷的汉子,难怪当年姚萍对他一见倾心。

钟山岳和儿子钟跃民关系不大好,这父子俩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跃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钟山岳像世间所有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父子俩的关系曾一度很紧张。不过,自从钟山岳被隔离审查后,父子俩的关系倒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跃民硬跟革委会的人闹才争取来的。

钟跃民走进关押父亲的房间,见钟山岳正在写交代材料,他把一些换洗衣服和牙膏、肥皂递给父亲说:“爸,您还好吧?”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17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像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能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我,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5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12块生活费,比我还少3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要9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的烟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1941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分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都属于流氓。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坯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将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

这么说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单身出门,如果你不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等你走出两公里,就会被扒得只剩下裤衩、背心,要是你里面没穿裤衩,那么就活该你倒霉,光着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院里的孩子,还是胡同里的孩子,又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安分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被称为“顽主”。多年以后,有个作家还以此为名写了篇中篇小说,最后又拍成了电影。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几位饰演顽主的当红明星只演出了当年顽主的玩世不恭,却没表现出顽主们斗殴时的凶狠和骄横。

如此说来,钟跃民一伙在1968年是当之无愧的顽主。

天桥剧场售票处的台阶上零乱地码放着一些砖头,砖头一块挨一块排成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队,这些砖头代表排队人所占的位置。售票处附近到处是成群结伙的青年,他们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肆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些青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和别人对视的时候,目光中充满挑衅和不屑。

钟跃民一伙七八个人也站在路边,天儿太冷,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在跺脚取暖,往手上哈着热气。

一个中等身材、粗粗壮壮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面相凶恶,走路端着双肩,呈八字步,一步一晃。

钟跃民一见,连忙迎上去,摘掉皮手套和他客气地握手,他就是钟跃民的小学同学李奎勇。

钟跃民扭头将袁军、郑桐等人介绍给李奎勇。

袁军傲慢地戴着皮手套和李奎勇握手,李奎勇微微皱了一下眉,他的目光和袁军挑衅的目光相遇了。

“你就叫李奎勇?老听跃民提起你,我耳朵都磨起老茧喽。”袁军冷冷地说道。

李奎勇面无表情地问:“哦,他都说我什么?”

“说你从小就练摔跤、打拳,那句话该怎么说来着?噢,‘拳打天下好汉,脚踢五路英雄’,你有这么厉害吗?”

“没这么邪乎,不过嘛……像你这样的三五个我还能对付。”

袁军冷笑道:“菜刀你能对付吗?”

李奎勇突然伸手摘下袁军头上的呢军帽,用手拈拈,又扣回袁军头上:“你这将校呢帽子也太旧了,都快磨破了,回头我给你换顶新的,我那儿还存着一打呢。”

袁军暴怒地将手伸进挎包:“我剁了你丫的……”

李奎勇一把按住他的手:“小子,你活腻了?你敢动一下我弄死你。”

钟跃民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奎勇、袁军,你们俩要是互相看着不顺眼,改日约个地方单练,谁把谁废了那算本事,可今天你们都是冲我面子来的,当着我面儿动手就不够意思了吧?”

李奎勇阴沉着脸松开手:“好吧,今天我给跃民一个面子,小子,你记住了,你欠我两颗门牙。”

袁军冷笑着不服气:“你也记好,你欠我一条胳膊,想着点儿还。”

远处传来一片自行车的转铃声,一伙穿黄呢子军大衣的青年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他们旁若无人地支好自行车,拎着弹簧锁走上售票处的台阶,低头看看那些代表排队人的砖头,轻蔑地相视而笑。

一个青年从挎包里抽出一把菜刀,“当”的一声扔在最前边,大声喊道:“都看好了啊,我这把刀排第一,谁不服就跟我这刀说话。”

另一个青年抬脚将几块砖头踢飞:“哪儿来的这么多破砖?”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挑衅,钟跃民一伙儿呼的一下全站起来,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挎包。李奎勇拦住钟跃民:“跃民,用不着你出手,我来摆平这些小子。”

他双手插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慢慢走过去,叉开双腿稳稳站在那伙人面前。

双方的目光对峙着。李奎勇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听好,我今天心情不错,这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快点儿把那几块砖照原样码好,再给我的哥们儿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

一青年亮出菜刀,不屑地说:“谁的裤裆开了,露出这么个东西来?你胆儿不小呀,知道我是谁吗?”

李奎勇笑了笑:“你是谁?”

“计委大院小明,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莫非也是从裤裆里钻出来的?”

几个青年大怒,纷纷抽出凶器扑上来,嘴里喊着:“剁了丫的!”

李奎勇敏捷地跨上一步,闪电般贴近那个青年,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雪亮的剔肉刀,刀刃顶在他的颈动脉上,刀尖已划破皮肤,鲜血顺着刀刃流下来。

几个青年吓白了脸,全身都僵住了……被搂住的青年腿都软了,直往地上出溜。他张着嘴,一时说不出来话,半天才蹦出几个字:“大……大哥,我服了,我……服了……”

李奎勇放了手,轻蔑地说:“就这副熊样儿还敢到这儿来拔份儿?都给我滚,别让我再看见你们。”

几个青年灰溜溜地仓皇逃窜。

钟跃民笑着向李奎勇竖起大拇指,顺手向李奎勇甩过一包牡丹烟。

李奎勇收起刀子,接过烟,点燃一支,阴沉沉的目光向四周扫了一圈,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别处……

夜深了,北风呼啸着向等候在售票处旁的人群席卷而来,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把旁边建筑工地上堆放的木料搜集过来点燃了一堆篝火,由于木料放得太多,火苗竟蹿起3米多高,险些烧着了上面的电线。建筑工地的值班人是个老头儿,老人战战兢兢地刚要制止,却被袁军一瞪眼就把话给吓回去了。

这是个无法无天的年月,身为守夜人,他只能起个稻草人的作用,单个的流氓尚且对付不了,更何况今夜这群人。老人有个感觉,好像今夜全城的流氓团伙都来了,这可招惹不起。

一伙儿穿军大衣的部队子弟凑过来和钟跃民打招呼:“跃民,借光啦,冻得受不了,让我们也烤烤火。”

钟跃民笑着说:“你们可真会享现成的,总得交点儿税呀,可不能白烤火。”

一个戴羊剪绒皮帽的青年问道:“跃民,饿了吧?你们踏踏实实坐着别动,我们哥儿几个去找点吃的来。”

袁军说:“好呀,再弄瓶酒来。”

“哥儿几个瞧好儿吧。”

街对面有个很简陋的小饭馆,饭馆此时已经上了门板,一个守夜老人正坐在火炉旁翻动烤在炉子上的馒头。

他听见外面传来敲门声,谨慎地把门打开一条缝,还没来得及问话,外面的人已一拥而进,老人被撞倒。

一伙穿军大衣的青年冲进来四处散开,非常熟练地在屋子里乱翻。一笸箩剩包子、馒头被这些家伙端走,几箱二锅头酒也被搬出饭馆……

老人惊慌地说:“你们要干什么?快给我放下……”他话音没落,一个盛米饭的柳条笸箩已扣在老人的头上,米饭撒了一地。

工地上到处燃着篝火,青年们围着火堆在烤包子、喝酒。

谁也闹不清刚才参加抢劫的是哪一伙,因为他们的年龄、装束和神态都差不多。看得出来,他们虽然分别属于若干个团伙,但彼此之间肯定都认识。

钟跃民、袁军喝着酒,不停地向周围和他们打招呼的熟人点头示意。

李奎勇手里拿着一瓶酒,不时地对着瓶子来上一口,他阴沉的目光不停地向四周打量,充满了轻蔑和挑衅。

郑桐凑近钟跃民:“跃民,你看见没有?海淀的、东西城的、朝阳的,都来了,明天早上有热闹看了,你说明天李援朝他们来不来?”

“他当然得来,这种露脸的事他能不来吗?”

“那么李援朝今天怎么不来排队?”

袁军插言道:“凭李援朝的名声,他能来排一夜队?不信你看着,明早开始卖票了,他才会到,而且绝不排队。”

钟跃民点点头:“没错,他就是第一个买票,也没人敢说什么。”

李奎勇哼了一声,不屑地说:“他凭什么?”

“就凭他是李援朝。”

“扯淡,我倒想见识一下,他难道三头六臂?”

“要是一对一交手,3个李援朝也不是你的对手。但你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他手下亡命徒很多,轮不上他亲自动手,你就已经被收拾了。”

“那好,明天他要是来了,你给我指一下就行,我要会会他。”

钟跃民拍拍他的肩膀说:“奎勇,今天是我请你来的,算你帮我一个忙,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你说一声就行,我随时还你这个人情,可这次你不能给我找麻烦,你要是想和李援朝叫板,以后自己找机会,和我无关。”

李奎勇点点头:“好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次我听你的。跃民,说实话,以前我最烦你们这帮大院里的孩子,唯独你钟跃民还算条汉子,咱俩只做了一学期同学吧?可咱们成了朋友,我本以为你钟跃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可我今天才发现,你怎么也有怕的人?”

钟跃民摇摇头:“这你可错了,我不是怕谁,和你说你也不懂,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李奎勇冷笑不语。

西北风在呼啸着,一堆堆篝火旁,青年们紧裹着大衣,伸出双手在烤火。不知是谁先哼起了歌,随即很多人加入,成了乱哄哄的大合唱: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

车窗的灯火辉煌

…………

钟跃民吃饱了肚子,便觉得有几分无聊,他伸了个懒腰说:“我要去附近走走,谁去?”

袁军马上响应:“我去。”

郑桐本不想去,可他怕钟跃民不在的时候有人寻衅,靠他自己是应付不了的,于是也表示要去。

李奎勇说:“你们去吧,我在这儿守着。”

钟跃民、袁军、郑桐三人沿着空荡荡的前门大街漫无目的地闲逛着。

袁军凶狠地说:“跃民,我先和你打个招呼,我看李奎勇那小子不顺眼,今天看你的面子我先放过他,早晚我要插了他。”这也是顽主特有的语言,刀子被称为“插子”,“插了他”相当于“捅了他”。

钟跃民无所谓地回答:“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别和我说,不过,你要是和李奎勇单练,恐怕不是他的对手,这小子手黑着呢。”

袁军不屑地哼了一声:“走着瞧吧……”

三人走到大栅栏商业区,袁军、郑桐走路跌跌撞撞,已困得睁不开眼睛,钟跃民却目光炯炯,毫无倦意。

袁军迷迷糊糊地说:“跃民,哥们儿不行啦,我得找个地方眯一会儿。”

郑桐也不满地嘟哝着:“我也快扛不住了,跃民,你丫怎么跟上了发条似的,一点儿也不消停?”

钟跃民笑着说:“你们俩真没用,一宿都熬不下来?不行,不能睡,走走就不困了。”

袁军和郑桐跌跌撞撞地走上一家商店的台阶,紧裹着大衣蜷缩在门洞里,看样子再也不打算动了。

钟跃民大声问道:“你们俩是真不打算走了?”

袁军口齿都不清了:“不走……坚决不走了,你杀了我我也不走了……”

郑桐迷迷糊糊附和着:“谁走谁是孙子……”

钟跃民四处张望一下,发现了这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他脸上露出了坏笑。

钟跃民威胁着说:“好啊,这可是你们说的,谁走谁是孙子。”

他突然抡起手中的弹簧锁向玻璃橱窗砸去,一声巨响,橱窗玻璃被砸得粉碎,钟跃民扭头就跑。

被惊醒的袁军和郑桐呆呆地愣了片刻,突然明白过来,他们闪电般蹿出门洞,向钟跃民追去……

空荡荡的大街上传来袁军气急败坏的喊声:“钟跃民,你丫有大爷没有?我操你大爷……”

清晨终于来了,等候了一夜的人们自动排起一条长队,很多人都在看表。

8点整,售票处的窗口打开了,一个售票员伸头向外看了一下,发现窗外密密麻麻的人,惊讶地张大了嘴,把头缩了回去。人群开始躁动起来,每一个排队的人都紧紧贴着前一个人,生怕有人插进队伍。

这时远处响起了自行车的转铃声,许许多多的铃声竟汇成一股宏大的声浪。街道尽头出现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流,身穿各色棉大衣、呢子大衣的青年一群接一群,汇成一股强大的黄色人潮,向着天桥剧场的方向涌来。

钟跃民他们几个人立刻兴奋起来:“嗬,够壮观的,四九城的顽主全来了,这回有热闹看啦。”

“打吧,打死几个才好呢。”

“好戏该开场了,这可比看芭蕾舞来劲。”

那些刚刚来到的青年似乎没有排队的概念,他们支好自行车,便一窝蜂拥向售票口,队伍一下子乱了。排了一夜队的人们对这些骄横的后来者并不买账,他们一个贴着一个,顽强地保持队伍完整,企图把这些后来者挤出去。人们推推搡搡,拥来挤去,队伍就像一条不断扭动的巨龙,喧嚣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汇成巨大的声浪。人群中最终酿成冲突,两伙青年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斗殴,人群顿时大乱,混战中不时能看见一两只高举着弹簧锁的手在人群中隐现,随即传来肉体被击中的闷响。

钟跃民站在旁边抽着烟冷冷地观望着,他突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大名鼎鼎的李援朝。

李援朝捏住自行车的车闸,他一条腿支住身子,另一条腿跷在自行车的横梁上,似乎只是从这里路过,根本没打算下车。他身边簇拥着十几个横眉立目的青年,很有点儿众星捧月的意思。李援朝的个子很高,身材魁梧,一张堪称英俊的国字脸。他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蓝制服,在一片黄绿色的军装中显得很特立独行。他在“老兵”中是个领袖级的人物,“李援朝”这三个字就是招牌,犯不上像那些毛头小子那样穿身将校呢到处招摇。

李援朝和钟跃民是一个学校的,他比钟跃民高两个年级。1966年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钟跃民刚读完初一,李援朝已经读完了初三。本来以李援朝的身份,他犯不上搭理低年级的钟跃民,而钟跃民也没想巴结他,在红卫兵海淀纠察队共事时,两人只是点头之交。他俩真正熟悉起来,是在冲击公安部大院时。

1966年年底,老红卫兵们聚集在北展剧场,起着哄地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李援朝在会上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

多年以后,钟跃民和一些当事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笑,因为“联动”的成立完全是起哄架秧子,既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只不过是出于干部子弟们对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有气。因为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内的老干部,也就是他们的爹妈,这就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向来是革别人命的,怎么这次革命革到自己家来了?大家在会上吵也吵了,骂也骂了,散了会后也没什么人把这件事当回事儿,可圈外人不了解情况,把“联动”这个组织传得沸沸扬扬,很有传奇色彩,甚至有传言说,“联动”组织内部等级制度森严,连袖章都是按照爹妈的级别配发的,分别为呢、缎、绸、布等面料。

钟跃民说:“我算明白了,很多著名的史诗都是这么问世的,最早出现在一个多喝了二两酒的家伙嘴里,有人听了就向别人转述,转述中又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了艺术加工,传来传去,代代相传,于是就成了史诗。”

钟跃民记得,“联动”成立大会后,大家听说公安部抓了他们的几个哥们儿,于是大家一起哄,说去公安部要人,当时谁也没觉得公安部有什么了不起,甚至觉得公安部要是敢不放人,就砸了它,造反有理嘛。第一次去冲公安部时,李援朝纠合了一两百人,开始大家还像模像样地和公安部负责接待的干部交涉,后来就有点儿烦了,跟这个小干部扯什么淡?干脆冲进去把人抢出来不就得了,于是弟兄们开始往大门里冲,这样就和守卫的军人们发生了冲突。当时军人们得到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只是手挽手组成人墙,以阻止这些毛孩子胡闹。少年们冲了几次,就好像浪潮撞在礁石上,无济于事。平时挺有主意的李援朝此时也没了辙,这时钟跃民肚子里的坏水开始往外冒了。他带着一群初中一年级的少年伸手胳肢战士们的痒处,军人们没有受过抗痒训练,他们被胳肢得笑了起来,人墙顿时出现缺口。钟跃民并没有马上带人冲进缺口,而是组织少年们把战士们一个一个拉出人墙,使军人们组成的人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李援朝带人顺利地冲进公安部。

当然,事后想起来,当年的“联动”向公安部发起的6次冲击,未必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其中少年们起哄架秧子的成分起了很大作用。钟跃民就直言不讳地承认,当年自己参加冲击公安部的行动完全是闲出来的,他没什么政治诉求,只是不安分的天性使然。

这次胆大包天的行动的直接后果是,“联动”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北京造反派组织数万人的围攻,“联动”组织迅速土崩瓦解。

而李援朝却通过这次事件注意到钟跃民的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从此不再小看钟跃民,认定这家伙是个人物,两人的关系由此密切起来。

李援朝笑吟吟地向四处张望,人群中不断有人向他谄媚地打招呼,他微笑着点头示意。

他看到了钟跃民,两人对视了片刻。钟跃民笑笑,竖起两根手指碰碰帽檐,潇洒地向外一甩,行了个美式军礼。

李援朝笑着还了礼。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奎勇,那人就是李援朝,你觉得怎么样?”

李奎勇注视着李援朝,嘴里不以为意地说:“我看不过如此。怎么?他是你们这些老兵的头儿?也是什么‘联动’的吧?”

“我们这群人没有头儿,不过,敢惹李援朝的人确实不多,当年‘联动’六冲公安部,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

这时,与钟跃民打过架的张海洋一伙也出现在天桥剧场门前。钟跃民一见这伙人便兴奋起来,他把军用挎包往脖子上一挂,带着袁军等人挤出人群,迎着张海洋走过去。他满面笑容地问道:“哥们儿,还认识吗?”

张海洋等人正要走上台阶,见到钟跃民他们围上来,立刻作出了反应,他冷笑道:“扒了皮也认识你,你想怎么样?”

钟跃民手里亮出了菜刀:“别废话,你出手吧。”

张海洋向后面伸出手,一个同伴递过一把二十多厘米长的三棱刮刀,他接刀在手,慢慢向钟跃民走去,一场血腥的斗殴马上就要发生了。

此时,站在不远处一直注视着事态进展的李援朝突然扬起手喊道:“钟跃民、张海洋,都住手。”他分开人群走进圈内,正在剑拔弩张的双方都停住了。

张海洋和李援朝也是熟人,他抬头寒暄道:“噢,是援朝啊,你好,好久不见了。”

钟跃民冷冷地说:“援朝,这事你别管,我要剁了这小子。”

“跃民、海洋,你们都给我点儿面子好不好?其实大家都不是外人。跃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海洋,住2号院,八一学校的。海洋,他是钟跃民,育英学校的。大家都是自己人,大水冲了龙王庙嘛,咱们可别让外人看笑话。”李援朝真诚地为双方调解着。

“你是育英学校的,罗建国你认识吗?”张海洋问。

“当然认识,那是我哥们儿。你们八一学校的杨晓京你认识吗?”钟跃民也缓和了口气。

“他和我是同班同学,关系一直不错。”

钟跃民把菜刀装进挎包:“闹了半天都是哥们儿,咱们还打什么?算了吧。”

张海洋收起刮刀,朝手下人喊:“都把家伙收起来,这是误会。”

李援朝拍了拍两人的肩膀:“这就对了,你们哥俩儿握握手,今后就是朋友了,有什么事还得互相关照呢。”

这就是打群架的特点,往往人一多,架就打不起来了,因为人群里总有相互认识的人,两边一撮合,双方当事者也就有了台阶,谁也没有丢份儿,既然保全了面子,索性就握手言和,这一来二去兴许就成了熟人,成了哥们儿。钟跃民和张海洋握手成了朋友,他们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握手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李援朝虽属号令群雄的人物,但今天情况有些特殊,因为全城的顽主都来了,哪个不是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称王称霸惯了的主儿?李援朝份儿再大也不可能做到一手遮天,他刚刚平息了钟跃民和张海洋之间的矛盾,又有两伙人在售票窗口前打起来了,一时砖头乱飞,喊声四起。几个佩戴北京卫戍区值勤袖章的解放军战士拨开人群冲上前去制止斗殴,斗殴的双方又和战士们扭打起来。

一个战士抓住一个正在打人的青年,想把他揪出人群,不料一块砖头飞来,击中战士的额头,那个战士呻吟一声,双手捂住了伤口,鲜血顺着指缝流出来。

天桥派出所的所长带领几个警察闻讯赶到,但肇事者早就没了踪影。

这是1968年年底发生的真实故事,当年的警察还没有配备对讲通信装备,除了回派出所打电话要求增援,别无他法。据说,一个小时以后,增援的一个连军人才赶到这里,而天桥剧场门前除了一地碎砖外,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李援朝已经从手下人那里得到了票,他便和熟人打招呼告别,然后转身准备离去。可等他转过身来,却突然僵住不动了,因为一把雪亮的匕首正顶在他的腹部,他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李援朝长这么大还没人敢对他如此放肆,此人莫非活得不耐烦了?他发现一张面目狰狞的脸正紧紧盯着他,左面颊上一条深深的刀疤在微微颤动,无声地表明其主人心狠手辣。

李援朝毕竟是见过风浪的,他面不改色地盯着那张脸,没有丝毫的惊慌。他的伙伴们却大惊失色,纷纷亮出了手中的刀子向前逼近。

刀疤脸低吼一声:“谁敢动一下我就劐他的肚子。”他身后的四条汉子同时跨上一步,亮出了手中的斧子。

李援朝的手下人全部被刀疤脸一伙的凶狠气势镇住,他们的动作都僵住了。

钟跃民刚刚买完票离开售票窗口,见此情景也愣住了。他慢慢把手伸进挎包,却被李奎勇按住:“跃民,千万别动,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你认识他们?那人是谁?”

“小浑蛋,新街口一带有名的亡命徒,敢杀人的主儿。”

钟跃民一惊:“是他?我听说过这个人。”

小浑蛋冷笑着:“你就是李援朝吧?久闻大名了,我这几个兄弟也想看看芭蕾舞,以前从没看过,听说跳舞的娘们儿都不穿衣服,是吗?”

李援朝不动声色地说:“你就是那个‘小浑蛋’吧?早听说你要会会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废话少说,你想干什么?”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李援朝,刀都顶肚子了,说话还这么横。我嘛,没别的事儿,要不是找票,我到这儿干吗?把你的票给我留下。”

“我要是不给呢?”

“那么我就把你肚子劐开,把肠子一根一根抻出来晾晾。”

钟跃民推开李奎勇走出人群,亮出菜刀喊:“小浑蛋,你放开李援朝,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

小浑蛋诧异地说:“咦,从哪儿蹦出个小兔崽子来?还挺有种。小子,你听说过我吗?”

“去你妈的,我管你是谁。”

小浑蛋沉下脸:“小兔崽子,你是不是活腻啦,敢骂我?”

张海洋也持刀走出人群:“小浑蛋,你要敢动李援朝一下,今天就把你砍成肉泥。”

李援朝冲他们摆摆手:“跃民、海洋,你们的人情我领了,这件事由我自己了断。小浑蛋,今天算我栽了,票给你,你可以走了。”

李援朝的手下人将几张票递给了小浑蛋,小浑蛋却并没有收刀的意思,他扬扬下巴,示意李援朝为他开路。

李奎勇走出人群,对小浑蛋笑道:“哥们儿,你份儿也拔得差不多了,该收场了。”

小浑蛋见是李奎勇,他用手指了指钟跃民和张海洋说:“奎勇,你也来啦?看见没有,不是我不想走,是这两个小子不让我走。”

李奎勇对钟跃民说:“跃民,给我个面子,今天的事到此为止,以后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好不好?”

钟跃民点点头:“好,看你的面子,我今天放他一马,记住,你我的人情相抵了,从此咱们谁也不欠谁了。”

钟跃民和张海洋收起刀,人群闪开一条路,小浑蛋、李奎勇等人扭头要走。

李援朝和颜悦色地轻声说道:“等一下,小浑蛋,要是有一天你落在我的手里,你会是什么样子,你想过吗?”

小浑蛋笑了笑:“我这人命贱,所以老想和富贵人换命,换了命我也不吃亏,你没听人说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好,你可以走了。”

“下回见!”

小浑蛋和李奎勇几个人扬长而去。

李援朝手下的人气白了脸,纷纷鼓噪起来:“援朝,不能让他们走……”

李援朝摆摆手制止住他们,他望着小浑蛋的背影,久久没有说话,英俊的脸上渐渐布满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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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4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幽雅,楼的前后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的住宅楼,平时来这里的人不多。“文革”开始后,这些司局长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几乎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偶尔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

袁军的家就在这里。自从他父亲袁北光、母亲王咏琴被隔离审查后,行政处就给袁军安排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门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按照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给袁军一间平房,是因为袁军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体现党的给出路政策。

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本身就是种歧视,就好比1957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4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3个哥哥都在“文革”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15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算计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及时行乐,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儿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20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己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己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样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了,正经地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

“没有。这老头上面有人保,没人敢动他。”

“要是他听见动静出来看怎么办?”郑桐不放心地问。

袁军没好气地说:“操,这是我家,我撬自己家的门他管得着吗?我他妈乐意。”

“你丫就吹吧,这么牛逼你怎么不敢白天来,非深更半夜来撬门?”郑桐挖苦道。

袁军嘟囔着:“废话,革委会贴的封条,我敢白天撬锁吗?”

门锁发出一声轻响,被撬开了,他俩不管什么封条,推开门溜了进去。

黑暗中袁军轻车熟路地在自己家里四处乱翻。

郑桐提出警告:“你当是他妈抄家呢?把翻出来的东西照原样放好,戴上手套,别留下指纹。”

袁军不以为然地说:“你以为你作了多大案子,公安局还会来查?人家警察吃饱撑的?”

郑桐突然被桌子上的一对瓷花瓶吸引了,他拿起花瓶仔细端详。他父亲郑天宇是个瓷器迷,家里也收集了不少瓷器,他从小耳濡目染地知道一些鉴赏瓷器的知识。

他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这对花瓶是明代的,崇祯五年烧制,还是官窑的,你们家哪来的这东西?”

袁军想了想说:“听我爸说,解放军刚进城时,各部队见了没主儿的房子就占,我爸他们占的那所院子的主人是个国民党大官儿,逃到台湾去了,这花瓶就摆在客厅里,后来这院子分配给我们家住,这花瓶和家具就成了我们家的,后来搬家时,我爸只带了这对花瓶。”

郑桐敲敲花瓶:“我看你们家没什么值钱货,也就这对花瓶还值点儿钱。”

袁军喜出望外:“真的,这花瓶值钱?那么咱把它送到委托行卖了。”

“这年头儿卖不出价来,能卖个几十块钱就不错了。对了,你还得把你们家户口本顺走,没户口本委托行不收。”

袁军沮丧地说:“妈的,我们家存折是动不得的,都让银行冻结了,你看除了花瓶还有什么可卖的?”

“把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带上,再卷上你爸的呢子大衣。”郑桐吩咐道。

“我操,你丫出点儿好主意行不行?哪天我爸被放出来,发现他大衣没了,非他妈打死我不可,不瞒你说,我爸手黑着呢。”

郑桐耐心地开导道:“好不容易把锁撬了,不顺走点儿东西,咱们干吗来啦?赶明儿你爸要问起来,你就往造反派身上推,你爸准没脾气。再说了,你爸能不能出来还难说呢,万一哪天老爷子没扛住,又撂出点儿反党罪行,闹不好就被送秦城了,你就可劲儿折腾吧,没事。”

袁军骂道:“你爸才被送秦城呢,你丫别老方我。”

郑桐又想起了什么,他拉开了衣柜,开始翻动衣服。

袁军问:“你又惦记上什么啦?”

“你爸是不是还有一身将校呢?咱们来都来了,索性就多弄点儿东西走。”

“嘿,你丫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给我放下,我都没敢顺这身将校呢,你怎么净想这美事?”

郑桐理也不理,边翻边回嘴:“我还缺身行头呢,我们家再往上翻八代也翻不出一个当过兵的人,找件军装算是费了劲儿啦。我说过,不弄件将校呢穿穿,哥们儿死不瞑目。”

袁军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这么痛快就来了,闹了半天是冲我家的军装来的。操,引狼入室,我他妈绝对是引狼入室。”

郑桐话里有话地威胁道:“要不我过几天再来?”

袁军道:“算啦,反正你是惦记上这身将校呢了,不弄到手不算完,你随便吧。”

两人摸着黑收拾好细软,溜出大门,消失在黑暗之中。

北京西城区的百万庄、二里沟一带有着大片的楼群,这些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住宅楼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出若干个区域,以天干地支类推,如子区、丑区等。这些住宅区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和部委,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等。

如果你在1968年穿越这片住宅区,会发现这里随处可见成群结伙、身穿黄色军装和藏蓝色制服的青少年。他们或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或数十人一起骑着自行车闲逛。这是些追逐时尚的青少年,当时的成年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时尚的,这好比今天的成年人不了解那些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状,鼻子上戴着鼻环的新新人类一样。1968年的青少年们追求的时尚还不算太出格,最时髦的服装首推军装,蓝制服次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款式平庸、色彩单调的服装怎么能领导一个时代的时装潮流呢?简直毫无道理。创造这些时尚的是那些被称为“老兵”的青年,在一个刚刚能吃饱肚子的国度里,他们都是来自最富有的家庭。但他们的审美能力不可能摆脱时代的束缚,他们所能创造的时尚无非是在朴素的衣着上进行某种搭配,比如一身蓝制服可以配上一双白边的懒汉鞋,再配双雪白的线袜。如果是位姑娘,冬天的围巾倒是颇有讲究,一种色彩鲜艳,用细毛线织成的拉毛围巾成了时髦货,不过戴这类围巾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很容易被人指责为“不正经”。

就像今天的城市青年崇尚名牌汽车一样,当年的“老兵”崇尚一种全链套、装有电镀后架的永久牌自行车,此车的型号为永久十三型,俗称“锰钢车”。当年这种自行车产量有限,市面上极难见到,商店里若是偶尔到一批货,要事先贴出告示,购买者头一天傍晚就得到商店门前排队,和钟跃民等人购买芭蕾舞票一样,追求时髦的代价是忍受一夜凛冽的寒风。

如果你在1968年身穿军装或一身蓝制服,再配上懒汉鞋、白袜子,骑上锰钢车在百万庄一带闲逛,那就等于在向世人宣告:我是顽主,谁不服气就惹我试试。你放心,肯定会有不止一群顽主来找你麻烦。如果是位姑娘穿上这身行头,再戴上一条鲜红的拉毛围巾,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找拍”呢。何谓“拍”?拍婆子是也。何谓“拍婆子”?就是在大街上和不大正经的女孩子搭讪,要求交朋友。其实这位姑娘早该有心理准备,既然打扮成这样,就怨不得顽主们把你视为同类。

李奎勇和小浑蛋旁若无人地站在通往申区的路口上,两人边谈话边四处张望,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态。

在非“老兵”类顽主的眼里,百万庄地区无异于敌占区,特别是在百万庄的诸多区块中,申区简直是百万庄的灵魂。这是一片二层小楼的高级住宅区,里面的住户级别最低的也是副部级,他们的子女都是“老兵”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就是说,谁要是得罪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他们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数百人进行报复。

今天李奎勇和小浑蛋两人敢跑到申区来拔份儿,这无非是想表明他们的勇气——根本没把这些“老兵”放在眼里。

李奎勇和小浑蛋曾住在一条胡同里,当年李奎勇练摔跤时,小浑蛋还是个很瘦弱、胆小的孩子,有时还受别的孩子欺负,每次都是李奎勇替他打抱不平。后来李奎勇的父亲和别人换了房子,他家搬到了宣武区南横街,两人才断了联系。前些日子,小浑蛋在天桥剧场抢了李援朝的票,竟和李奎勇意外地重逢了。李奎勇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当年胡同里最不起眼的老实孩子,几年没见竟成了大名鼎鼎的小浑蛋,连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都谈虎色变。

使李奎勇感动的是,如今的小浑蛋虽已成名,但他对李奎勇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尊重,还是一口一个“勇哥”地叫着。李奎勇是个讲义气的人,别人敬他一尺,他就还人一丈。他虽然对干部子弟怀有极深的成见,但仍然能和钟跃民交朋友,就因为钟跃民能尊重他。所以当小浑蛋提出要他陪着到申区来拔份儿时,李奎勇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答应,几乎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骑着自行车从路上走过,小浑蛋轻佻地招招手:“嗨,小妞儿,过来陪哥哥聊聊……”

两个姑娘显然没受过这等侮辱,她们停下自行车骂道:“浑蛋,哪儿来的狗东西,敢到这儿来撒野?”

小浑蛋大笑:“你还真说对了,我就叫小浑蛋,小妞儿,你连哥哥叫什么名字都知道?来,让哥哥亲一下。”他边说边向姑娘们走去。

两个姑娘见小浑蛋真要过来,慌了神,她们连忙骑上自行车:“你有胆量就等着别走。”

小浑蛋停下脚步:“好呀,哥哥在这儿等你,快点儿来。”

李奎勇笑道:“真是个浑蛋,我怎么都不认识你了?你小子以前可挺老实的。”

小浑蛋望着两个姑娘远去的背影说:“奎勇,你还记得吗?当年我瘦得像个猴子似的,咱们胡同里的孩子谁都敢揍我,也就是你老护着我。那会儿你正练摔跤,没人敢惹你。后来你们家搬走了,我还挺想你,晚上做梦还梦见你好几次呢。”

“你现在可不一样了,倒退半年,谁知道有小浑蛋这一号?现在可了不得,北京城谁不知道你小浑蛋的大名?前两天我在朝阳门碰见一个过去和我一起练摔跤的哥们儿,那哥们儿还问我呢,听说新街口最近煽起一个小浑蛋,腰里别把插子,见人就插,才一个月工夫就插了七八个了。”

“没想到我现在有这么大名声,连朝阳那边都知道啦?好像我是疯子,见人就捅刀子,其实我不过是专插那些‘老兵’。”

李奎勇劝道:“哥们儿,最近你可要留神,那个李援朝上次在你这儿栽了面儿,我听说他早放出话了,逮住你就要你的命。不是我说你,你最近干得有点儿出圈了,一连捅了好几个,连西城分局都在抓你,你还是躲躲吧。”

“扯淡,谁干掉谁还没准儿呢,大院里的人就那点儿能耐,打架就仗着人多,一对一单练就熊了。我试过几次,甭管多少人,你上去捅倒一个,其余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一群身穿黄呢子军大衣,骑着自行车的青年来到路口,他们停下车,用无礼的目光将小浑蛋和李奎勇上下打量个遍。

小浑蛋一见就来了脾气:“孙子,你照什么?”

那群青年显然不认识小浑蛋,见有人寻衅,便纷纷从车把上拿下弹簧锁向小浑蛋围了过来。

李奎勇忙上前劝说:“哥们儿,你别再惹事了,咱们走吧。”

小浑蛋是个暴脾气,哪能如此善罢甘休?他说:“你站着别动,看我的。”他双手插在裤兜里迎着那群人走过去。

那群青年气势汹汹地把小浑蛋围在中间,小浑蛋面不改色。一个为首的高个子青年晃动着手里的弹簧锁,傲慢地向小浑蛋发问:“你哪儿的?给我报个名儿。”

小浑蛋根本不说话,突然出手,一把三棱刮刀已经捅进了高个子青年的腹部。高个子青年惨叫一声,捂住肚子跌坐在地上,他的同伴们都被吓呆了。小浑蛋用带血的刮刀向青年们晃晃,青年们一个个呆若木鸡。

小浑蛋轻蔑地笑笑,转身扬长而去。

这时,那些被吓呆的青年似乎才清醒过来,七手八脚地扶起受伤的人。受伤的高个子青年痛苦地咬着牙,双手紧紧地捂住腹部,鲜血从指缝里涌出……

什刹海冰场的高音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放着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水银灯下,一群群青年男女兴奋地追逐着、嬉闹着,姑娘们漂亮的长围巾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鲜艳。

钟跃民、袁军、郑桐及几个伙伴和另一伙青年在跑道南侧的冰球场上打冰球,钟跃民灵活地带球向对方禁区猛冲,他连连绕过对方的几个堵截者,抢到了一个极佳的射门位置,他抡起冰球杆正待大力击球,却被对方一个高个子青年撞出一丈多远,摔了个嘴啃泥。

袁军和郑桐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钟跃民从冰面上爬起来,恼羞成怒地给高个子青年一记耳光:“你他妈往哪儿撞,找死呢?”

高个子青年捂住脸愤怒地问:“你凭什么打人?打冰球有规则,允许合理冲撞。”

钟跃民冷笑着:“对不起,我看差眼了,把你脑袋当冰球了。”

高个子青年不像是顽主,也不懂顽主的规矩,他哪里知道和顽主是没有理好讲的。他涨红着脸抓住钟跃民的衣领:“你跟我走,咱们去派出所讲理。”

钟跃民和同伴们都被这个不谙世事的青年逗乐了:讲理?真有意思,这年头儿哪有理好讲?这孙子是从外国来的吧,他怎么能提出如此可笑的问题?看来这人脑子有毛病,以至于钟跃民都懒得揍他了,钟跃民不耐烦地挥挥手:“滚吧,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

那青年哪里知道钟跃民已经饶了他,他仍在激动地喊着,要求钟跃民和他去派出所解决问题。

袁军不耐烦了,他觉得这个人太不懂事,今天哥儿几个心情不错,没有暴打他一顿已经是对他最大的爱护了,他怎么还敢没完没了?袁军板着脸向高个子青年走去。

那青年还沉浸在愤怒的情绪中,嘴里不停地嚷着。忽然,声音戛然而止,他只觉得自己脖子上凉飕飕的,原来是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这青年终于明白自己碰到什么人了。

袁军收起刀子,挥挥手,那青年立刻跑得没影儿了。

这样一来,刚才和钟跃民他们一起打对抗的几个青年都收起冰球杆走了。人家是来打冰球的,不是来拔份儿的,要是撞倒个人就得挨揍,那这冰球就没法儿玩了。

钟跃民自己也觉得怪没趣的,但这没办法,他横惯了。

郑桐似乎发现了什么:“哎,跃民,你看!”他指着不远处正在溜冰的两个姑娘说,“你认出那两个妞儿没有?”

两个姑娘正互相搀扶着在练习滑冰,她们好像还不太会滑,在冰面上站立不稳,一次次地跌倒。

钟跃民仔细瞧了瞧:“不认识,她们是哪儿的?”

郑桐白了钟跃民一眼:“哎哟,你丫什么记性?上次咱们为这两个妞儿还和张海洋打了一架呢,你还让人给花了。”

钟跃民恍然大悟:“噢,想起来了,是这两个妞儿吗?让我看看哪个妞儿更漂亮点儿。”

他终于想起来了,那其中一个姑娘叫周晓白,这名字还是自己冒充她表哥套出来的。

周晓白和罗芸不大来冰场滑冰,因为当时社会上有种偏见,似乎来冰场滑冰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听同学们讲,冰场是小流氓经常出入的地方,打架斗殴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冰场上的流氓特别爱追着女孩子耍流氓。周晓白听了很不以为意,她从来不是个胆小的女孩儿,小流氓有什么可怕的?这一年多来,她遇见的小流氓多了,不过就是在大街上厚着脸皮和她搭讪,也没什么太出格的举动,别理他就是了。再说,这年月简直没什么可玩的,除了滑冰还有什么娱乐?只剩下个冰场了,要是因为冰场上有流氓就不敢去的话,那冰场不就成了流氓专用的了?凭什么?她还非去不可。

罗芸对滑冰兴趣不大,可她和周晓白是好朋友,既然好朋友要她陪,她当然不好拒绝。其实罗芸更不怕冰场上所谓的流氓,她本身就是最早参加红卫兵的一批女孩子,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她知道冰场上的所谓流氓都是当年的“老兵”,这些干部子弟能坏到哪儿去?所以罗芸连想都没想就陪周晓白来了。

周晓白从上幼儿园起就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上学时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家里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这种女孩儿谁都喜欢。1966年闹红卫兵时,周晓白也想参加红卫兵,因为她最有资格,她是纯粹的红五类。她的父亲周镇南是1955年授衔的中将副司令,是解放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黄埔的将军。周镇南告诉女儿:“学校不上课了,你就给我待在家里,那个什么红卫兵组织你不要参加。那些毛孩子懂个屁,要是把好东西都砸了就叫革命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二流子都是革命家。我真不明白,老头子是怎么了,怎么会支持这些毛孩子去胡闹?”

周晓白的母亲陈亦君在一边听了吓白了脸,她一遍一遍地叮嘱周晓白:“孩子,你爸的话你可千万不能和别人说呀。”

周晓白听话地点点头,对她来说,父母是她最爱的人,不听他们的话听谁的?周晓白果然没有参加红卫兵,1966年的“红八月”,社会上已经闹翻了天,周晓白居然老老实实在家里温习功课,她还以为到9月1日学校就会开学了,等一开学她就是初二的学生了。谁知她在家一待就是两年,等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时,她糊里糊涂地已经成了初三的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个养在深闺的女孩儿还不知道,如今干部子弟中最时尚的活动就是拍婆子,而她则是一个很显眼的目标。

罗芸从没滑过冰,第一次上冰面就穿了双花样刀冰鞋,她前仰后合地站立不稳,一不留神摔了个仰面朝天,乐得周晓白直不起腰来,她灿烂的笑容使脸庞显得十分妩媚。

谁知这一笑,可把不远处的钟跃民看傻了。

钟跃民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晓白,嘴里警告着袁军等人:“你们听着,那个围红围巾的妞儿归我啦,谁和我争,我可跟谁玩儿命。”

袁军笑道:“得啦,别急赤白脸的,两个都归你,我们哥儿几个不眼馋,就怕你没能耐拍到手。”

“嘿,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我非让你们见识见识不可。袁军,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行呀,谁输了谁做东,新侨饭店,怎么样?”

“你丫有钱吗?就你那15块钱生活费,还他妈请客?”

“这你别管,我要是输了,决不赖账,是偷是抢,可是我自己的事。”

钟跃民一拍胸脯说:“哥儿几个可听好了啊,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下面看我的。”说完他已滑出10米开外。

钟跃民的滑冰技术很熟练,他高速冲过去,从周晓白身旁掠过,身子似乎无意地撞了她一下。周晓白站立不稳,她努力在冰面上平衡着身体,左摇右摆,最终还是跌倒了。

钟跃民兜转回来,扶起周晓白,嘴里忙不迭地道歉:“哎哟,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

周晓白不满地拍打着身上的冰末:“这么宽的地方,你怎么非从这里过,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钟跃民一脸委屈:“这你可冤枉我了,我怎么会成心撞你呢?真对不起,请你原谅。”

“行啦,我不介意,你可以走了。”

钟跃民死皮赖脸地说:“这多不合适,我把你撞了,拍拍屁股就走了,这像话吗?万一你以后有个三长两短,到哪儿去找我?不行,这件事我要负责到底,我可不想让良心负债。”

周晓白突然认出了钟跃民:“是你呀,我想起来了,上次嬉皮笑脸地在大街上纠缠我们的就是你,流氓。”

钟跃民故作惊讶:“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浑蛋!”

“你真神了,连我的小名都知道。”钟跃民很绅士地鞠了一个躬。

罗芸拉开周晓白:“晓白,别理他,这么无赖的人倒真少见。你到底要干什么?”

钟跃民换了一副面孔,很诚恳地说:“我说两位女同学,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懂得礼貌。一般来说,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同学在大街上企图和某位女同学相识,这无论如何不是男同学的过错吧?”钟跃民绕着两位姑娘滑了一圈,停下来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俩。

周晓白显然不了解这类顽主,他们的面孔变化太快,刚才还一副贫嘴滑舌状,这会儿又突然变得彬彬有礼。以周晓白的教养,她是绝不会对有礼貌的人口出恶语的,她缓和了口气,看了钟跃民一眼小声道:“那么总不是我们的过错吧?”

见女孩上了钩,钟跃民心头狂喜,心说,这就有戏了。拍婆子是有学问的,最怕的是女孩子一声不吭,那是一种无言的轻蔑,但凡到了这种程度,这个妞儿你就别惦记了,没戏。周晓白的表现,说明她是个十足的傻丫头,太好蒙了。

钟跃民的话来得很快:“当然是你们的过错,你想呀,要是哪个女孩子长得猪不叼狗不啃的,还老在我眼前晃悠,那不是招我烦吗?可是一看见你们,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纳闷儿呀,你们是怎么长的?也太漂亮了,让我们这些丑人很惭愧。”

周晓白和罗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见第一招已经奏效,钟跃民趁热打铁:“就说今天吧,我和朋友比赛速滑,本来我遥遥领先,结果刚滑到这儿,你正好一抬头,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吗?告诉你,我好像被阳光晃了一下,顿时眼睛就花了,等我明白过来时,我那朋友早超过我没影儿了,你说,你这不是害人吗?”

周晓白笑了:“你可真贫……这些恭维话都是从哪本书上学来的?”周晓白从来没见过如此厚脸皮的人,不过她倒不觉得钟跃民讨厌。

钟跃民的话里充满真诚:“我说两位女同学,我说句话你们可别生气,不是我恭维你们,看你们两位往这儿一站,这相貌,这身材,就连我这最不爱恭维人的人都忍不住要说几句,你们长得够漂亮啦,别再长啦,总得给我们这些丑人留点儿活路不是?真的,求求你们了。”

周晓白和罗芸终于忍不住笑弯了腰:“我们成了植物了……”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当然是植物了,鲜花难道不是植物吗?”

罗芸笑道:“真够肉麻的。”

钟跃民话题一转:“我说两位女同学,不是我批评你们,要说你们这滑冰技术,我可就不敢恭维了,这和你们二位的身份也太不相称啦,你们现在需要一个高水平的教练。不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也豁出去啦,给你们当教练,我保证你们一个月后达到运动员的水平,怎么样?”

姑娘们都笑着望着钟跃民不说话。

钟跃民不管对方同意不同意,不屈不挠地说:“按我的理解,不说话就是默认了。现在我开始行使教练的职责,首先我要搞清楚,我的两位运动员都叫什么名字。哦,这位的名字我已经知道了,叫周晓白,对不对?那这位呢?”

罗芸笑笑说:“我叫罗芸。”

“嗯,都是好名字,一听就知道你们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不像那些胡同里的老百姓,一起名就是‘桂枝’呀‘秀兰’的。别笑,你们都严肃点儿,记住,你们的教练叫钟跃民。”

这时,郑桐装作陌生人,从钟跃民身边滑过。钟跃民视而不见,一本正经地开始布置任务:“现在咱们开始练习,第一步,你们要先学会直线速滑……”

不远处,郑桐灵巧地滑了回来,袁军一伙迫不及待地向郑桐打听消息:“跃民这孙子跟人家说什么呢?”

郑桐乐得直不起腰来:“这孙子摆出一副教练的架势,正教那两个傻妞儿滑冰呢,丫装得跟真的似的,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哎哟,乐死我啦……”

袁军一伙乐得前仰后合,用手指着钟跃民起哄。

周晓白发现了他们,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气恼地咬住嘴唇。

而钟跃民似乎越来越进入角色:“身体重心向前倾,腰要弯下,腿要弯曲……”

周晓白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我们好像没请你当教练,你能让我们安静点儿吗?”

钟跃民被噎住了,他闹不明白这妞儿怎么突然翻了脸,但他马上就摆脱了尴尬:“我知道你们是客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是不是?没关系,你们千万别拿我当外人,只当是雷锋同志又回来了……”

周晓白似乎没听见他说的话,突然反问道:“你叫钟跃民?”

“没错,‘大跃进’的‘跃’,‘人民’的‘民’,育英学校六八届的,如今正等待分配呢。”

周晓白和颜悦色地说:“钟跃民同学,能帮我们个忙吗?”

钟跃民忙不迭地说:“你尽管说,尽管说,钟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周晓白轻轻笑了笑:“没那么复杂,就是请你离我们远点儿。”说完,周晓白和罗芸手拉手向前滑去。

钟跃民尴尬地站在原地,怅然地望着姑娘们远去的背影,他回过头来,发现袁军、郑桐他们早已乐得站立不稳,纷纷扑倒在冰面上……

长安街上,钟跃民一伙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地互相追逐着,刚才拍婆子未遂丝毫没有影响钟跃民的兴致,刚刚在冰场大门口他们还顺手“飞”了两顶羊剪绒皮帽,占了便宜的喜悦更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彼此间高声叫骂着,发出一阵阵喧哗。

袁军突然发现了正在前方并排骑着自行车的周晓白和罗芸:“跃民,你看前边那两个妞儿,是不是你刚才拍的那两个?”

钟跃民望了一眼:“算了吧,我现在对那俩妞儿没兴趣。”

郑桐一撇嘴:“你什么时候学好了?跟真的似的。”

“刚才我说得嗓子冒烟儿,这俩妞儿整个是油盐不进。我他妈烦啦,懒得搭理她们。”

袁军嘲笑道:“情场失意呀,说话都是酸葡萄味儿,我看呀,你以后洗手别干啦,省得哥儿几个跟你一起受刺激,干这个你不行。”

郑桐用一种很内行的口吻对钟跃民传授经验:“你丫太急功近利,是不是一见了人家就两眼发直,放着绿光?这样可不行,哥们儿教你吧,往后见了妞儿可不能这副流氓相,吓也给人家吓跑啦。”

钟跃民颇不服气:“我这么正派的人要是像流氓,天下还有好人吗?本来她们都默认我这教练了,可你小子那会儿过来了,还带着一脸的坏笑,让人家一看就穿帮了,都是你这孙子坏的事。”

“肯定是你的方法不对,龇牙咧嘴地把人家吓着了,你能不能装出一副好孩子样儿?多聊聊以前上学时的事,和她们共同回忆那段美好时光,编故事你难道不会?就说你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挂过三道杠儿。当然,我们知道你其实连一道杠儿都没混上过,可我们不会揭发你,你丫就抡圆了吹吧。”

“你还当过鼓号队的队长,还被从几万个孩子中选出来给毛主席献过花,你还演过电影《花儿朵朵》,你就愣说那里面的男主角是你,反正这电影现在也不让放了,她们闹不清是谁演的,让我再想想你还有什么露脸的事,编嘛……”

郑桐和袁军你一句我一句,一点儿没有要住口的意思。

钟跃民到底受不了激将法:“操,你们还别将我,今天我要拍不上这俩妞儿,从此就退出江湖了。”说着他脚下开始加速,渐渐追上了周晓白和罗芸。

“哟,真巧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们了?”

“怎么又是你?”周晓白有些诧异。

“我也奇怪呢,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们,大概这就叫缘分吧?”

“你可真够无赖的,从冰场跟到这儿来了,怎么跟特务似的?”罗芸抢白道。

“罗芸,别理他。”周晓白决定不理睬这个无赖。

钟跃民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周晓白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我知道你把我们当成了流氓,这只能说明你缺乏识别能力。请你想一想,世上有这么文明的流氓吗?”

罗芸一笑:“那么刚才你们在冰场门口干什么来着?”

钟跃民假装不记得,回头问:“郑桐,刚才咱们干什么啦?”

“哎哟,你这记性,不是有一帮坏孩子欺负咱们吗,咱们还跟人家讲理呢,你怎么忘了?”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今是什么形势?是全国人民正在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在公共场所寻衅闹事呢?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可他们呢,实在是不可救药,竟然掏出了刀子,是不是这样,郑桐?”

“对,我证明,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人平时在学校都是表现不错的好学生,别说动刀子,连吵架都不会,遇事总是想以理服人,谁知碰上这么一群疯狗,我们惹不起就躲了,人家还不依不饶,追了我们半天。”郑桐一脸真诚。

半天没说话的周晓白回头看了一下:“钟跃民,你说实话,后面那几个浑蛋是不是你们一伙的?”

这回钟跃民是真的莫名其妙了:“谁呀?我们都在这儿。”

袁军回头瞧了一眼,不远外有几个青年也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他明白了:“跃民,后面还真有几个人跟着。”

罗芸气鼓鼓地说:“那些人真讨厌,纠缠了好几次,还用自行车别我们。钟跃民,求你件事行吗?”

“该不会是又让我离你们远点儿吧?”

“你不是要当我们的教练吗?要是你能把后面那几个坏家伙赶走,我们就认你这个教练。”

钟跃民笑了:“这没问题,不过等我把他们赶走以后,我这个教练再找我的运动员,恐怕连影儿都没了。”

周晓白一听真生气了:“你这个人帮别人干点事就这么讲价钱?要不就算了,我们不求你了。”

“你看,你看,如今的女孩子怎么都这么大脾气?行,这事我管了,我可事先声明,我帮你们完全是出于正义感,而不是有什么企图。看见有人欺负女孩子,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是我们了。哥儿几个,咱们得帮助帮助后面那几个坏小子,给他们讲讲道理,也算是办个学习班吧,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劝他们以后少做些无聊的事。”

袁军跟着起哄:“哟,我忘了带语录本了,早知道今天要给那些坏小子办学习班,我肯定会把语录本带来,先让他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再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干这个我拿手。”

郑桐的嘴更损:“今天不学语录,咱们让那几个坏小子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就是‘不许调戏妇女’,让他们好好检讨检讨。”

周晓白和罗芸都被逗笑了,她们觉得这帮男孩子贫是贫点,但是挺好玩的。

钟跃民等七八个青年停住车,将自行车横在马路上,严阵以待。袁军悄悄打开弹簧锁,藏进衣袖。钟跃民从挎包里拿出带跑刀的冰鞋。郑桐拿着冰球杆向空中挥舞了几下,似乎是想试试冰球杆的结实程度。另外几个伙伴也悄悄地把什么东西藏进衣袖。

随着一阵自行车铃响,几个青年骑车过来了。袁军横在路上,口气蛮横地嚷道:“嗨,你们几个都下来。”

几个青年停住自行车,一个戴栽绒棉帽的青年出口也很蛮横:“干吗?”

“干吗?没什么大事,就是想给你们办办学习班。”

“办他妈狗屁学习班,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色眯瞪眼地追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学点儿好行不行?”

“孙子,关你什么事,你们是哪儿的?”

“是你大爷。”

对方一个青年的手悄悄向挎包里摸去:“你们他妈活腻歪了是不是……”

袁军不容他掏出家伙,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呼啸而出。钟跃民、郑桐等人纷纷亮出家伙扑上去,黑暗中传来闷响和惨叫,双方打作一团。

钟跃民一伙人多势众,出手凶狠,对方很快不支,顷刻作鸟兽散,钟跃民一伙不依不饶,挥舞着凶器将对方又追出几百米远……

架打完了,郑桐回头看了一下便乐了:“跃民,你看看,那两个小妞儿早没了影儿啦。”

袁军在东张西望:“看来咱们又上当啦,这俩妞儿还真没影儿了,咱们白跟人家干了一架。”

郑桐发牢骚:“哥们儿后背还挨了一冰刀,衣服都被砍破啦,这是招谁惹谁了?”

“这回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跃民这孙子重色轻友的结果。”

钟跃民笑着说:“哥儿几个,你们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让你们去打架了吗?咱不是说要给那几个坏小子办办学习班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吗?你们这些人,太野蛮了,没说两句话就动手,该好好反省,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啊。”

袁军一听:“我操,这孙子逮住便宜卖乖,咱们帮丫拔份儿,丫撂爪就不认账,哥儿几个,怎么办?”

众人高喊:“打丫挺的!”

钟跃民大笑着拼命蹬车逃,袁军等人大骂着,闹哄哄地追去。

袁军和郑桐两人骂骂咧咧地走进一个食品商店,郑桐手里拎着一个用白铁皮做的水桶。他们正在用最恶毒的语言诋毁着对方。郑桐一口咬定袁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傻逼、弱智,他妈怀他的时候肯定是受了刺激,不然怎么生出袁军这么个傻逼来。而袁军回骂郑桐说:“你丫也精不到哪儿去,还他妈号称瓷器鉴赏家呢,狗屁,你长这么大都见过什么瓷器?除了你们家抽水马桶是瓷的,你丫还见过别的瓷器吗?”

他俩是为从袁军家偷出来的瓷瓶吵架。这对崇祯五年的官窑瓷瓶被他们送进了委托行,那个负责收购的老家伙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又找出个放大镜仔细研究瓷瓶上的花纹。袁军和郑桐心中一阵狂喜,心说,这瓶子算是顺对了,肯定值钱。结果老家伙长叹一声,说:“东西还不错,可明朝的瓷器存世太多,不太值钱。这样吧,愿意卖的话50块钱咱们可以成交。”袁军大喜,他认为50块已经是巨款了,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户口本准备成交。而郑桐却大怒,他认为这老家伙在装孙子,明代官窑的瓷器至少也得给个一两百块,50块钱简直是打发要饭的。

郑桐冷笑一声:“老头儿,您这打鼓儿的行当是祖传的吧?”

老头儿惊奇地问:“年轻人,你不简单呀,还懂得打鼓儿这称呼?”

郑桐调侃道:“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当铺的,要不怎么一见您就觉着亲呢,我爷爷当年说梦话都是这个,‘破皮袄一件,光板无毛’。您还别说,我爷爷就这毛病,他眼里没好东西,您就是把皇上的金夜壶拎来,他也这么喊,‘破夜壶一个,有孔无嘴儿’。”

老头儿好脾气:“年轻人,你可真有张好嘴,可惜现在没打鼓儿这行了,不然我非收你做徒弟不可。我问你,你知道崇祯五年是公元多少年吗,距今年多少年?你要是答对了,这瓷瓶我个人200块钱买你的。”

郑桐哪儿知道这个,他不想和老头儿废话,只是收起瓷瓶说了句:“那50块钱您还是留着养老吧,这瓷瓶我不卖了,留着回家当夜壶用啦。”

袁军一旁忍不住说:“50块就50块吧。”

郑桐没好气地喝道:“住嘴,你个败家的东西,你当老子的家产挣得容易?”

袁军回嘴:“郑桐,我看你丫又找抽了。”

他俩走到门口还听见老头儿在说:“记清楚了,年轻人,崇祯五年是公元1632年,距今年336年。咱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呢,三百多年是小意思,你要是能把秦始皇的夜壶拎来,别说两百,两万都给你。”

郑桐大怒,回身道:“我这儿还有唐明皇的避孕套呢,给你孙子当气球吹吧,老丫的。”

出了委托行的门,袁军便大发牢骚:“50块钱就不少了,你丫还贪心不足,这下好了吧,连50块也没有了。”

郑桐不耐烦了:“你丫再唠叨我就把这瓶子砸了。”

袁军说:“你不砸你是孙子。”

郑桐举起瓷瓶做威胁状,袁军不为所动,坚持声称不敢砸就是孙子。郑桐正不知如何收场,这时有个老人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刚才都看见了,这个瓷瓶我想要,你开价吧。”

两人当时便发起愣来,老人穿着一身浅灰色毛派力斯中山装,面色红润,气宇轩昂,一看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郑桐当时自己也闹不清为什么脱口就是一句:“500块。”

老人点点头,从皮包里拿出一叠钞票递过来:“小伙子,你清点一下。”

郑桐和袁军哪里见过这么多钱,数来数去也数不清。等老人拿着瓷瓶走后,袁军一拍后脑勺:“妈的,肯定又卖赔啦,这老头儿连价儿都不还。郑桐,你丫口口声声自称瓷器鉴赏家,怎么才开价500块?你没看见那老头儿抱着瓶子就跑,生怕咱们反悔,我估计你开1000块的价他也买。”

郑桐不爱听了:“真没法和你这孙子共事,你他妈50块都想卖,卖了500块你倒埋怨上了。你丫知足吧,把你卖了也不值500块。”

两人进了食品店还在互相诋毁。

郑桐探头探脑地向冷饮柜台里张望:“袁军,我看你是有病了,大冬天的怎么想起吃冰激凌来啦。你是想拉稀还是怎么着?”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我他妈乐意,大爷我有钱,怎么啦?今天想吃冰激凌,就得吃个够。今天的事今天办,也许到明天我还改戏了,改吃铁蚕豆了。”

郑桐不以为然地说:“我看你丫就是被钱烧的,刚卖了点儿东西,手里有了点儿钱,就找不着北了。”

商店的售货员走过来:“你们买什么?”

袁军一副财大气粗的口吻:“我们买冰激凌。”

售货员打开冰柜问:“要几盒?”

“你总共有多少吧?”

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也不怎么样,他翻了袁军一眼,生硬地说:“我有多少不关你的事,我只问你要几盒。”

袁军傲慢地说:“当然关我的事,我怕你这里没这么多货。”

售货员睁大眼睛打量着袁军:“那么你就说出来听听,你打算要多少?”

郑桐把水桶放在柜台上:“这个桶能装多少我们就要多少。”

售货员惊愕地愣了一会儿,转身将冰柜里成纸箱的冰激凌搬到柜台上。

袁军和郑桐耐心地用木匙将冰激凌刮进水桶,售货员们都惊讶地围在一边看热闹。

两人旁若无人地工作着,边干边往嘴里放,凉得直哈气,他俩旁边已堆起一堆空冰激凌盒了,水桶里的冰激凌刚刚盖满桶底……

钟跃民的运气比袁军好些,他父亲钟山岳虽然也进了“牛棚”,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家居然没有被查封,这真是个奇迹。袁军为此常愤愤不平,凭什么局级走资派的家都被抄了,而副部级走资派的家倒不抄?这也太不公平了。多年以后钟跃民才知道,这是钟山岳的一个没有倒台的老上级起的作用。

钟跃民的父亲不在家,家里那个多年的老保姆于阿姨也被造反派轰回农村老家去了,钟跃民成了这套四室一厅副部级干部住宅的唯一主人。于是,他家成了顽主们聚会的场所,每天高朋满座。有的哥们儿遇到些小麻烦,譬如遭到公安局的追捕不敢回家,就到钟跃民家来躲几天,顽主们的行话叫“刷夜”。钟跃民家是个极适合“刷夜”的场所,反正有的是房间,住上十来个人都有富余。后来在这里“刷夜”的人多了,钟跃民的一双将校靴不翼而飞,这才引起他的重视。他发誓以后谁再带人来“刷夜”,他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出去。当然,他还没忘了补充一句,要是有妞儿来“刷夜”,他很欢迎。可惜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碰见过有“刷夜”嗜好的妞儿。

袁军、郑桐,还有外号叫“猴儿腚”的乐冀中、外号叫“二毛子”的于国庆和钟跃民都是一个大院的,他们来钟跃民家像来自己家一样随便,钟跃民有时烦了,干脆就堵着门不让进。今天这四位又来了,钟跃民不由分说就往外撵,拎着水桶的猴儿腚神秘兮兮地揭开桶盖让钟跃民看了一眼,钟跃民立刻改变了主意,他马上变得非常好客,很热情地把大家迎进客厅。

袁军对钟跃民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很不满意,他故意作出犹豫的样子:“哥儿几个,既然跃民不欢迎咱们,咱也别招人家烦,我看还是另找地方吧。”话说完他才发现大家根本没有反应,原来每人早端了一个大碗吃上了,袁军这才不说话了,连忙用勺子把冰激凌大勺大勺地舀进嘴里。

客厅里大约有半个小时没人吭声。

郑桐边吃边揉肚子,钟跃民吃得直松裤带,二毛子不住地打嗝儿,猴儿腚吃着吃着突然浑身哆嗦起来,他抓过钟跃民的军大衣披上。这时袁军突然放下碗,捂着肚子蹿进了厕所。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笑道:“这小子真是舍命不舍财,吃得直拉稀,还舍不得放下碗,生怕吃亏。”

钟跃民向厕所高喊:“袁军,别再吃了,身子骨儿要紧,想开点儿。”

二毛子苦口婆心地说:“袁军,你就听哥儿几个一句劝吧,实在撑不住就别硬撑了,肚子可是自己的,算我们大家求你啦。”

袁军在厕所里喊:“不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革命到底,想想红军两万五,爬雪山过草地,我这点儿困难算什么?跃民,桶里还有多少?”

钟跃民看看水桶:“还有小半桶呢。”

袁军喊:“别忙,哥儿几个歇口气,一会儿接着练。”

钟跃民摇摇头:“这孙子,不要命啦?”

郑桐不失时机地说:“典型的小农意识,和他爹一样。”

袁军在厕所里喊:“郑桐,你丫再说我爸我跟你急啊。”

钟跃民悲天悯人地说:“你就别招他了,袁军够痛苦的了,那模样看着都让人心酸。”

众人大笑。

袁军边系皮带边走进客厅:“真他妈痛快,把一辈子的冰激凌都吃了,从此我再不吃这东西了。以后要是有人请我吃冰激凌,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哥们儿吃伤了。”

郑桐担心地望着袁军:“你没事吧?”

袁军梗着脖子说:“没事,就是汗出多了点儿。”

“你看看,是不是发烧了?”钟跃民似乎很同情地问。

袁军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真发烧倒好了,我出的是冷汗,这会儿怎么觉得胃里都冻成块儿啦?”

钟跃民又满满盛了一碗:“这种感觉就对了,这会儿你要是觉得肚子里像火盆儿似的,不就麻烦了吗?来来来,再来一碗。”

袁军毛了:“别别别,让哥们儿歇口气,真有点儿扛不住啦。”

大家七嘴八舌,很热情地劝道:“你千万别客气,再来一碗,我们还有呢。”

“你不用考虑我们,哥儿几个少吃点儿没关系。”

“袁军,你千万要再坚持一下,只当是爬雪山呢。”

“哥儿几个,这小子死活不吃了,怎么办?”

“不吃哪成?灌丫的……”

钟跃民等人端着碗扑上去,七手八脚把袁军按在沙发上,捏着鼻子愣灌……

客厅里传来袁军的讨饶声:“哥们儿,哥们儿,高抬贵手,饶哥们儿一命。哎哟,郑桐,我操你大爷,你丫轻点儿,呛死我啦……”

袁家被撬的事传遍了整个大院,大院的保卫部还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局那时刚刚被军管,警察们也是牢骚满腹,他们从来都是管人的,没想到现在派来了军代表,凡事都是军代表说了算,警察们也成了被管的,他们敢怒不敢言,破案的积极性也不高。保卫部报案后,分局来了两个警察,照了几张相就走了,从此再没下文。袁军和郑桐两人心里窃喜,袁军居然逮住便宜卖乖,他跑到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要求组织尽快破案。

王占英是眼看着袁军长大的,他太了解袁军这坏小子了,当他得知袁家被撬时,他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袁军,只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找袁军,袁军倒自己撞上门来了。王占英深知对付这类坏小子用不着兜圈子,只需开门见山搞突然袭击就行,他一拍桌子,吓唬道:“袁军,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把门撬开后都拿走了什么东西?”

袁军是那种没提上裤子都不认账的主儿,岂能被王占英唬住?他面不改色:“王主任,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知道您对我印象不好,可您不能公报私仇呀,这不是污辱我的人格吗?我也有尊严呀,我袁军小时候虽然淘气,可我本质不坏,怎么能干溜门撬锁的事?”

王占英冷笑道:“哼,我看这件事你的嫌疑最大,你不承认也没用,公安局不是吃干饭的,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我看你还是争取主动点儿,先把这事交代了。”

袁军可不怕唬:“王主任,这事真不是我干的,我有病是怎么的,溜门撬锁撬到自己家去了?这太不合逻辑了。人家小偷都是往自己家搂,哪有胳膊肘向外拐的?再说了,我们家有什么值钱玩意儿我还不知道,值当一撬吗?我向毛主席保证……”

“袁军啊,你是人小鬼大呀,我可是看着你从小长到大的,还不了解你?1958年我刚调到机关时你多大?嗯,那时你才6岁,那时候你就不简单啦,爬烟囱、钻垃圾箱、往机关的猪圈里撒图钉,这些事你没少干吧?你家邻居,那个张奶奶最了解你,你知道老太太怎么说你吗?有一次你规规矩矩守着炉子烧开水,老太太还纳闷呢,心说,这孩子今天怎么学好啦?居然学会干活儿了。结果怎么样?水一开你拎起壶就浇花去了。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好事吗?”

“王主任,您不能总翻历史旧账,谁也不能要求一个6岁的孩子就像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那样净做好事,我要是6岁就能像雷锋同志那样给灾区人民寄钱,那这钱的来路肯定就成问题了,不是偷我爸的就是偷我妈的。”

“你少跟我胡搅蛮缠,这事肯定是你干的。这件事的严重性你不是不知道,你父母都是走资派,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查封了你家,这是机关革委会的决定,更何况党和人民对你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是给出路的,不是也给了一间房子让你住吗?你就这样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干的?”

“王主任,我算是看出来了,您今天是打算让我屈打成招,非弄出一个盗窃犯来不可。您不能因为我小时候往猪圈里撒过图钉、用开水浇花就断定我长大会溜门撬锁,这太冤枉我了,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您看看,我也有一颗红心呢。”

“我们怀疑你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是有根据的,根据你的一贯表现,我们有理由认定是你干的。”

“就因为我往猪圈里撒过图钉?您要是这么说,我就不能再瞒您了,其实那年的事是我和你们家老三一块儿干的,多年来我忍辱负重把恶名一个人担了,从没揭发过他。是他对我说猪肚子里有蛔虫,吃图钉能治蛔虫,并且作示范给我看。我当时太天真,为了使猪能健康成长,就把图钉当作打蛔虫的药喂了猪。当饲养员抓住我时,你们家老三早没影儿了。我出于哥们儿义气没揭发他,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老三偷了驴,让我拔橛子……”

谁都知道王主任家的老三是个傻子,绝不可能跟袁军他们混在一起,更不可能指挥袁军干什么坏事,从来只有傻乎乎被指挥的份儿。袁军这么说,分明是在胡说八道,故意拿王主任开涮。王主任气得直哆嗦,他猛地一拍桌子:“袁军,你少和我胡扯,避重就轻,这件事不算完,你回去好好给我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找我谈。”

袁军偏偏不罢休:“还有那次爬大烟囱的事,也是我和你们家老三……”

“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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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什刹海冰场是当年最时髦的去处,到了这里你就别太张扬了,因为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份儿”大的主儿有的是。你要是在冰场上看见一个不起眼的家伙向你叫板,可千万不要轻敌,闹不好这家伙在他家门口那一带就是个赫赫有名的顽主。

钟跃民就见过一位,这位老兄每晚必到,他穿得衣衫褴褛,头戴绍兴式的破毡帽,腰上还扎了个破蓝布围裙。他的冰鞋也很奇特,居然是一双东北地区常见的毡靴,一副黑龙牌球刀用麻绳横七竖八地绑在毡靴上。此人的滑冰技术极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各种高难动作,引来一群群围观者。有一次他和钟跃民一伙打冰球,他单手持冰球杆带球像泥鳅一样满场乱窜,在钟跃民等七八个人的围追堵截下如入无人之境。在此之前钟跃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高手,这回可把他打傻了,打了半天连球也没摸着。后来他得知,此人绰号“三元子”,是西单一带的顽主。他是个垃圾清扫工,每次冰场散场后他还要去上夜班,他的工作是用铁锹将垃圾铲到卡车上,然后跟车到郊外的垃圾场卸车。此人很有些“垮了的一代”的风范,以破烂的工作装为时髦,在一片将校呢军装之间显得标新立异。别看这三元子是个垃圾工,“老兵”和流氓们都买他的账。有一次冰场上来了一伙初来乍到的顽主,他们见三元子穿得像个乞丐,便想拿他寻开心,结果犯了众怒,被百十号顽主打得抱头鼠窜。

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自称顽主。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儿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顽主们既是江湖中人,总要结交四方好汉,你认识的人越多,份儿就越大。想做顽主中的成名人物,除了讲义气,结交人广外,自己也要心毒手狠,不然谁服你?像《水浒》里的宋江,光知道练嘴假仗义,自己没半点儿拳脚功夫,这种人到1968年可就吃不开了。

钟跃民每次来冰场,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他得先应酬。他的熟人太多,礼数得尽到了,和这位握握手,和那位抽根烟,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碴起架来,他得去做和事佬,给双方说和说和。他的自尊心比较强,要是有一方不给他面子,执意要打,钟跃民就会觉得对方不太懂事,连钟跃民的面子都不给,这不是找揍吗?他往往是劝着劝着就参加了战斗,帮助一方和另一方干起来。

袁军是个纯粹的好战分子,一见别人碴架他就激动得难以自抑,至于跟谁打并不重要,若干年后的那句口号“重在参与”,袁军早就身体力行了。

钟跃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见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正在寒暄,这时郑桐兴冲冲滑过来:“跃民,那两个妞儿又来了。”

钟跃民连忙向那几个哥们儿告辞:“哎哟,对不起了,我那儿有点儿正事儿,一会儿见吧。”

红霞公寓的李延军开玩笑道:“你丫能有什么正事儿呀,不就是拍婆子吗?留点儿神,别拍炸啦。”

周晓白和罗芸互相搀扶着,正在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钟跃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停下,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一道道白色的冰雾。周晓白抬头看见钟跃民,微微一愣,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上次耍了钟跃民一把,她有些不好意思。

钟跃民看着周晓白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够意思,真不够意思。”

周晓白假装不明所以,笑着问:“怎么啦?”

“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我的学生受人欺负,我这个当教练的能不管吗?结果教练挺身而出,差点儿挨了一顿揍,可学生呢,却连影儿都没有了。太让人寒心了,以后谁还敢做好事?”

罗芸笑道:“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会挨揍呢?”

袁军解释说:“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可那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还要揍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

周晓白十分不解:“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嘛,我真闹不懂,你们这些男孩子究竟是怎么啦?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还特别残忍,动手还不算,还要动刀。我想问问,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钟跃民搔搔头皮想了想:“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大家都是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别人就会来欺负你,你要不想打架就只能选择挨揍。比方说,你走在大街上,对面过来一群人,你看了他们一眼,你猜他们会怎么说?”

“怎么说?”

“‘犯他妈什么照,找抽呢是不是?’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周晓白叹了口气:“真野蛮,现在的男孩子怎么都像好斗的公鸡?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里大家都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得最多的是理想。”

钟跃民心中暗笑,这傻妞儿,这都哪年的皇历了,这年头儿谁还谈理想?他冷笑道:“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袁军也摆出一副历经世事的样子:“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钟跃民接着说:“当然了,打架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绝了,不看一辈子后悔。”

周晓白点头表示赞同:“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钟跃民一听,眼睛一亮:“你们家有?太好了,能借我看看吗?”

“你不是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夜,只看了一大半,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直拿脑袋撞墙。”

“噢,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钟跃民是真喜欢这本书,不过,这可不是他的目的,借书是个最好的借口,有借就有还,这一来二去的,什么事都能办了。他作出兴奋状:“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他使出最后一招撒手锏,按他的推算,只要把如此紧俏的芭蕾舞票亮出来,这妞儿就算是摆平了。

果然,周晓白兴奋得脸都红了:“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钟跃民得意地说:“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啦,那本书……”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哼,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

郑桐不爱听了:“什么?破票,这票来得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儿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困得实在扛不住了,在一个商店门洞里刚眯一会儿,钟跃民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钟跃民连忙打岔:“我说时间不多了,还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可真够给我丢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谁是教练,有人说是钟跃民,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谁让我有责任感呢?”

周晓白嘴一撇:“钟跃民,你贫不贫呀,谁稀罕你这破教练?”

袁军匆匆滑过来:“跃民,那边有两拨人碴起来了,是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地雷他们。”

杜卫东是钟跃民的哥们儿,他不能不管,这边已经初战告捷,无须留恋,他抬脚就要走。

周晓白知道他们又要去打架,连忙试图制止:“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一会儿回来再教。”

“别去打架,好吗?”

“不行,杜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钟跃民,你要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周晓白赌气地说。

钟跃民只当是废话,这妞儿脑子有病,还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钟跃民他爹在他也不能不去。

他没理周晓白,转身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

在京城众多的顽主中,杜卫东算个另类人物,首先他的来路很成问题。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谁家老头儿是哪个山头的,这很重要,这关系到你是什么来路的问题。譬如两个以前并不认识的干部子弟,第一次见面要“攀道”,首先就是问问“你爸爸当年是哪部分的”,这一般都是指抗战时期他们的父辈属于哪个部队。干部子弟们把时间的坐标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有道理的,因为抗战时参加革命的干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已成气候,到了“文革”前,他们的级别一般都在司局级以上。至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是年龄较轻,二是级别较低。在一些高干子女眼里,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干部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那会儿共产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其规模已成气候,军队也达到上百万人。干部子弟们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他们“攀道”是有些规矩的,如果你的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对方先要问问是几支队的或是几师的。这种问法是很内行的。你要是张嘴就说“我父亲1938年在新四军五师”,那就是找挨骂呢。因为新四军的建制以1941年的皖南事变为分水岭。皖南事变之前军部以下的建制为4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为“叛军”,被撤销了番号,是共产党自己重建的。重建后的新四军扩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所以说1938年的新四军还没有师的建制。如果他们的父辈是八路军系统的,则要问问是属于哪个军区的、几分区的,原因是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大多集中于晋察冀一带,晋察冀军区是八路军于1938年4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后组建的第一个军区,下辖若干个军分区。可别小看了这个不起眼的军分区,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当年的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

老百姓家的孩子都觉得干部子弟们脑子有毛病,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见面,张嘴就是“你爸是几分区的”,这不是傻逼是什么?由此看来,干部子弟这个圈子不是谁都能进入的,就这么几句简单的对话,你要是没有点儿党史、军史的基础知识,马上就会露馅,大部分干部子弟对党史、军史都是无师自通。

杜卫东的出身和“几分区”并不搭界,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而是个纯粹的日本人。他的父亲杜源平五郎是外文编译局请来的外国专家,长期在中国工作,杜卫东从小就生长在北京,说得一口京油子话。“文革”前他不叫杜卫东,叫什么谁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日本名字。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大学、重点中学,都有外国留学生。这些外国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文革”。在北大附中读初二的杜卫东表现得比他的中国同学还要激进,他把自己的日本名字给改了,改叫“杜卫东”,意思自然是要保卫毛泽东了。他很执着,不管毛泽东是否需要他保卫,反正他是打算保卫到底了。

“文革”开始后,杜卫东也和中国的红卫兵一起造起反来。不知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把自己也划为“干部子弟”,愣说他爸爸享受司局级待遇,勉强也算是“高干”。老红卫兵的历次活动——成立红卫兵纠察队、以“联动”的名义冲击公安部等他都参加了。

“大串联”开始后,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孩子,也扛了面红旗徒步去“长征”。在延安枣园,杜卫东向接待方提出,他们是日本左派,是来中国取经的,回去准备在东京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日本反动派的统治。在未来的战斗中,他们可能会牺牲,在牺牲之前他想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一夜。对于一个马上就要牺牲的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接待方同意了他的要求。但由于有这类要求的外国人太多,所以作了一些限制,每人只能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睡两个小时。杜卫东睡了两个小时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了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了一次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延安出来,他们又徒步“长征”去了韶山,他神情肃穆地对身边的几个日本哥们儿说:“如果毛主席当年不走出韶山去革命,中国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这都是杜卫东1966年、1967年这两年的表现。他是个喜欢跟潮流的人,既然杜卫东也属于“老兵”圈子里的人,那“老兵”干什么杜卫东当然也干什么。时间进入1968年,当年的老红卫兵们在政治上早已失势,他们心灰意冷地远离了政治,干起了打架、拍婆子的勾当。此时的杜卫东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也弄了身将校呢穿上。他父亲杜源平五郎的工作关系归外国专家局管理,于是杜卫东也像北京大院里的孩子一样,对外交谈时总有个归属问题,所以他自称是“外交部的”,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京城顽主。

钟跃民有时碰见杜卫东就拿他开心:“卫东,你丫怎么还没走?”

杜卫东说:“我他妈走哪儿去?”

钟跃民说:“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咱们那东京武装暴动的计划可是两年前就制订好了,怎么现在还没动静?要都像你这样磨磨蹭蹭,世界革命还干不干了?咱不是最后还要到美国打白宫吗?”

杜卫东说:“狗屁,那不是两年前的作战计划吗?早他妈改戏啦,攻打东京那样的大城市,咱们的力量够吗?这分明是‘左倾’盲动主义,万一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算谁的?咱还是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子,世界革命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儿,着什么急呀。我现在的工作性质变了,主要是发动群众,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些套话都是从当时的广播中学来的,成了钟跃民等人穷开心的语言。

杜卫东到底是大和民族的种儿,打起架来心毒手狠,骨子里有种嗜血的渴望。他和钟跃民合伙打过几次群架,杜卫东总是带着刀子,出手便见血。钟跃民从杜卫东身上体会到老爸当年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确很不容易,这小鬼子真是挺强悍的,难怪当年战争打了8年才惨胜。

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准备进行一场厮杀,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涌向这里,人越聚越多。

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棉军大衣的青年对峙着。

穿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掣出了一柄日本军用刺刀,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他沉着地提刀在手,问:“哥们儿怎么称呼?”

杜卫东接过一把手下人递来的斧子,漫不经心地回答:“外交部杜卫东。你呢?也报报名嘛。”

那青年笑了笑说:“和平里的,人称‘地雷’。”

杜卫东嘲讽地说:“绰号倒挺唬人的,干吗不叫‘原子弹’?”

地雷冷冷地回答:“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随便,我奉陪就是。”

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面挤进人群,杜卫东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打招呼:“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钟跃民问:“卫东,怎么回事?”

地雷轻蔑地上下打量着钟跃民。

杜卫东懒洋洋地说:“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了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儿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地雷露出一脸凶相:“我看你是活腻了。”

杜卫东说:“跃民,你用不着出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

钟跃民伸手拦住杜卫东,转身问地雷:“你是和平里的,吴平津你认识吗?”

地雷绷着脸道:“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这把刀。”

袁军从挎包里抽出菜刀:“给脸不要脸是不是?我剁了你丫的。”

钟跃民拦住袁军:“冰场上不是打架的地方,谁把谁放倒了也脱不了身,我看咱们约个地方怎么样?”

地雷把刺刀揣回袖子,无所谓地说:“好啊,那咱们就约个地方,后天上午10点在月坛公园怎么样?”

杜卫东收起斧子道:“就这么说定了,谁不去谁是孙子。”

钟跃民向围观的人群说:“行啦,不是说好了吗?大伙都散散,都别扎在这儿,冰面都快被压塌了。”

人群渐渐散去。

杜卫东铁青着脸对钟跃民说:“跃民,后天带上你的人给我助助威,我非剁了这小子不可。”

钟跃民大包大揽道:“没问题,我肯定去。这小子叫地雷,和平里有这一号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我看这孙子是欠收拾,后天你能叫多少人去?”

杜卫东回答:“有个百十号人就够了,再多了就耍不开了。”

钟跃民说:“人多了就打不起来了,这我有经验,两拨人里肯定有互相认识的,一打招呼,得,说合吧。”

杜卫东咬牙切齿地说:“去了再说吧,我倒希望和那个地雷单练一场。”

袁军见这场架没打起来,觉得很扫兴,便埋怨钟跃民多管闲事:“你跟他废什么话?上去一菜刀剁了丫算了,还和他约什么?没准儿到了后天我还懒得去了呢。”

钟跃民忽然想起了什么:“咦,袁军,你还欠我一顿饭呢,好像是新侨饭店吧,你怎么连提也不提啦,装糊涂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是吗,我怎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你是把梦里的事当真了吧?”

钟跃民抓住袁军的胳膊一拧,问道:“看来我得提醒你一下,再仔细想想,想起来没有……”

“哎哟,你丫轻点儿,想起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明天……明天就去,行了吧?”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记性怎么这么差?看来提醒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1968年的北京,偌大一个城市,只有两家对外营业的西餐厅:一家是北京展览馆餐厅,因为北京展览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它的附属餐厅叫莫斯科餐厅,经营俄式西餐。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才改成现在的名字,但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一时改不过口来,北京的顽主们干脆叫它“老莫”。另一家西餐厅是位于崇文门的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不过这种法式西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这两家西餐厅是当时京城的顽主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的新侨饭店用餐环境还算是比较考究的,墙壁上挂着装饰性的油画,内容也不显得很激进,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用玻璃制成的调料容器,椅子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椅背都套着米黄色的布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女服务员都很年轻,而且没有太丑的。

袁军自从卖古瓷瓶得了笔钱后,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说话都比以前气粗了,感觉上已是一览众山小了。他的这种感觉得到钟跃民、郑桐等人的怂恿,大伙儿巴不得袁军保持这种富人的感觉,直到这笔钱花完为止。于是大伙儿见了袁军就拼命吹捧,都说袁军是个仗义疏财的汉子。什么叫顽主?首先是仗义,一掷千金,拿钱不当钱。郑桐说他平生最烦的就是抠抠搜搜,有点儿钱就恨不得在贴身裤衩上缝个兜儿,把钱藏进裤裆里,那叫爷们儿吗?袁军不是傻子,他当然知道哥儿几个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客气,但是不管真的假的,互相吹捧总比互相诽谤要好。何况这笔钱明摆着得花光了算,不然他们能饶了你?总之,无论他们是吹捧你还是诽谤你,结果都一样,不如主动点儿,落个仗义疏财的好名声。

钟跃民、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围坐在新侨饭店的餐桌前闹闹嚷嚷地点菜,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站在一边准备记菜名。

郑桐问:“同志,有卤煮火烧吗?”

大伙儿都坏笑起来。

女服务员一愣:“对不起,这是西餐厅,不卖卤煮火烧。”

袁军学着山东腔说:“同志,您这里有带料加工服务吗?俺这儿还带着烙饼哩,能给俺烩烩吗?”

女服务员恼怒地盯着他们,不说话。

袁军嬉皮笑脸地说:“同志,俺不让你们白服务,俺给加工费,俺那地界的大车店都有带料加工,这同志,看不起俺乡下人。”

钟跃民息事宁人地说:“同志,您别理他们,这都是我家亲戚,从乡下骑着毛驴来的,没见过世面,您多包涵。我也烦他们,可谁家没几个穷亲戚呢?不怕您笑话……”他用手指着袁军,“这是我表弟,好几年没来了,您猜他给我家带了什么礼物?您猜不出来?我告诉你吧,他拎了一个整猪头……”

郑桐等人大笑起来。

袁军笑道:“跃民,你丫就挤对我吧,这顿饭哥们儿还不吃啦。”他站起装作要走。

郑桐等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坐下:“别价,你走了谁结账呀,这不明摆着威胁哥儿几个吗?”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开始点菜:“不说了,不说了,点菜,第一道菜,嗯,奶油沙司圆肉饼。这样吧,这肉饼每人照着半斤上。”

郑桐等人又大笑起来。

女服务员大概是经常遭到顽主们骚扰,她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态:“这是一道菜,不是肉饼。”

钟跃民故作惊讶:“不可能,这明明写着是肉饼嘛,还是圆的。”

女服务员轻蔑地瞪了他一眼扭头走了。

钟跃民一伙更得意了,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袁军迅速把一套餐具装进挎包,然后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钟跃民摸摸软椅的布面称赞道:“这椅子不错,坐着挺舒服的,我那儿正缺把椅子呢。”

郑桐说:“顺几套餐具就得啦,你丫还惦记上椅子了?”

一个中年男服务员走过来:“几位小同志,我们如果有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多提宝贵意见。”

袁军若无其事地说:“没意见,就是刚才那位女服务员太粗心,少摆了一套餐具。”

男服务员转身去拿餐具了。

郑桐小声地骂袁军:“你丫真是贼不走空,每次来都顺人家东西,上次把人家桌牌都顺走了。”

“哥们儿喜欢新侨,想留点儿纪念品,怎么啦?”

桌上的菜已经上满,钟跃民等人开始你争我抢,狼吞虎咽起来。

钟跃民嘴里塞满了食物,口齿不清地问:“袁军,照这么吃,咱们还够吃几顿?你还有钱吗?”

袁军回答:“还够吃几顿的,那天我和郑桐去委托行卖东西,差点儿让人家把我们扣下。郑桐这孙子挂相,一看就不像好人,我好说歹说,还拿出户口本,人家才没把我们当贼抓起来。”

郑桐说:“委托行那老东西真孙子,一对明代官窑瓷瓶,才给我们50块钱。袁军丫整个儿一农民,一听就乐得找不着北了,紧接着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心说,毛主席要是知道你偷家里的东西卖,非抽你丫的。”

正说着,灯突然灭了,餐厅里一片黑暗。这是常事,这两年城市供电不足,经常停电。

袁军等人鼓噪起来:“怎么回事?没电啦?哎哟,我的嘴呢?我把面包塞鼻子里去啦……”

男服务员在黑暗中喊:“同志们不要乱,是例行停电,我们饭店有备用电源,马上可以恢复供电,请耐心等一下。”

郑桐起哄地大喊:“退钱,退钱,我们不吃了。”

二毛子也乱嚷道:“跃民,咱找他们经理说理去,吃着好好的给咱断电,这不是扫哥儿几个的兴吗?跃民,你怎么不说话?咦,郑桐,跃民哪儿去啦?”

灯终于亮了,餐厅经理正在挨个桌子道歉。

袁军、郑桐、二毛子等人突然发现钟跃民刚才坐过的地方空空如也,连椅子都没了。

郑桐惊讶地睁大眼睛小声说:“我操,这孙子真把椅子给顺跑啦……”

袁军反应极快,他把刀叉一扔说了句:“哥儿几个,快撤,一会儿人家发现了,找咱们要椅子,钟跃民这孙子……”

袁军等人仓皇逃出餐厅。

月坛公园的一片空地上,杜卫东从容地抽着烟,他身后已聚集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还有人流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公园。一辆蒙着苫布的平板三轮车缓缓停下,有人迫不及待地掀开苫布,露出里面成捆的棍棒、长矛、柳条帽……

在一棵粗大的槐树上,钟跃民端着一杆气枪,正坐在树杈上抽烟。另一棵大树上,坐着手持气枪的袁军。郑桐把碎砖一块块扔上树,袁军接住又一块块码在树杈上。

郑桐不放心地喊:“你他妈码稳点儿,别掉下来砸着我,别还没打着人家,先让自己人给花了。”

袁军笑着说:“一会儿打起来,哥们儿的大板砖哪人多就往哪儿招呼,我管他是谁。”

杜卫东仰头向钟跃民喊:“跃民,你丫怎么上树啦?哥们儿还指着你冲锋陷阵呢。”

钟跃民说:“卫东,我怎么觉着有点儿不对劲?地雷再怎么样也是我们中国人,我怎么帮着日本鬼子打中国人呢?那别人还不叫我汉奸?”

杜卫东笑道:“你把我当成白求恩同志就得啦,哥们儿是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去你大爷的,人家白求恩是加拿大人,你是他妈的日本鬼子,这能比吗?你算算,你们日本人干过好事儿没有?在明朝的时候就和我们中国犯葛,我们中国教你们这么多文化,可你们就是不走正道儿,好人不当就喜欢当海盗,趁我们中国人一不留神,抢点东西就跑,其实也就是抢个仨瓜俩枣,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我们都懒得搭理你们……”

坐在另一棵树上的袁军听钟跃民一说也越想越生气:“操,他们日本人是挺孙子的,听我爹说,我们老家的房子就是他们烧的。杜卫东,我操你大爷,你丫凭什么烧我们家房子?跃民,我怎么越看丫越不顺眼,咱干脆先打杜卫东丫一顿得了。”

杜卫东叫起屈来:“哥们儿,烧你们家房子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他妈的法西斯,我可是国际主义战士。再说了,这年头儿也不对呀,那会儿咱们都没出生呢。”

“那有可能是你爸干的,或者是你爸的哥们儿干的。那会儿你爸总该出生了吧?正是当兵的年龄,他能闲着吗?没烧过房子也强奸过妇女吧?你们日本人就好这口儿,连母猪都不放过。反正这笔账得算在你头上,你说吧,两条道儿你挑一条,要么让我们捶你丫的一顿,算是我们参加抗日了,要么你掏钱请哥儿几个上老莫撮一顿,你挑吧。”钟跃民威胁道。

“那么我还是请客吧,我算明白了,哥儿几个不就是想宰我吗,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又是找明朝的后账又是说我爸强奸妇女,你们中国人也够孙子的,想宰谁就先诽谤谁。”杜卫东乐呵呵地说。

一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卫东,地雷他们来了。”

杜卫东的神态凝重起来:“有多少人?”

“恐怕也有百十号人。”

“来了好,大伙儿抄家伙。”

在公园门口,地雷带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地骑着自行车而来,他们将自行车往路旁一支,明晃晃的自行车顿时摆成一大片。他们纷纷从自行车的横梁上、身上挎的马桶包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家伙,其中有两个青年居然手里拿着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用战刀,一时间,战刀抽出刀鞘的声音、利斧等器械摩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地雷穿着件国防绿棉军大衣,头戴羊剪绒皮帽,他神态自若地叼着烟,就像是来公园和女朋友约会,对将要爆发的大规模血腥械斗似乎没放在心里。他突然甩掉大衣一挥手,身后的百十号人顿时骚动起来,人群从公园的大门蜂拥而入。

公园里面,杜卫东率手下也亮出家伙,一步一步迎上前来,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要爆发了。

这时,大门口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住手!”

正准备斗殴的两群人都停住了,同时把头转向大门,只见李援朝带着几个人骑车闯进公园,直接插到两群人中间。

钟跃民叹了一口气,朝袁军喊道:“打不起来了,李援朝来啦。”

袁军抱怨地说:“真他妈没劲,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说着,骂骂咧咧地滑下树。

钟跃民向人群望去,只见李援朝向杜卫东和地雷说着什么,两人频频点头,两人握手,两群人纷纷收起手里的凶器。

“李援朝这小子,哪次打架都充当说和的角色,我就没见过他正正经经地和谁打一架。走,过去看看。”

钟跃民和袁军挤进人群,跟李援朝握了握手。

“我一见你李援朝来就知道完啦,天大的架也打不起来了,真没劲。”

李援朝笑着说:“跃民,你这个人怎么唯恐天下不乱呢?”

李援朝还真有面子,经他一说和,地雷和杜卫东的对立情绪顿时化为乌有,立刻变得有说有笑。杜卫东热情地向地雷介绍钟跃民:“这是钟跃民,育英学校的。”

地雷和钟跃民握了握手:“哥们儿,那天真对不住,你别往心里去,以后有事你说话。”

钟跃民客气道:“没事,这回认识了,以后都是朋友了。”

李援朝四下看了看,今天来的人不少,外交部的,铁道部的,计委大院的。这些人难得聚到一起,今天李援朝赶来并不单纯是为了平息这场械斗,而是要借此机会跟各大院的头儿商量一件大事。

杜卫东问道:“援朝,你刚才说有事要商量?你说吧,什么事?”

李援朝说:“你们听说过小浑蛋吗?”

一听“小浑蛋”三个字,大家都炸了。

“最近刚听说,原先没这一号呀?我正要找他呢,前些日子我的一个朋友被小浑蛋插了,膀胱都被扎穿了,这小子手够黑的。”

“这小子已经伤了十几个人了,听说见面连话都不说,出手就是一刀,专往要害地方捅。”

“真他妈邪乎,没见过这么狠的人。”

李援朝说:“他出手极快,自称是‘京城第一杀手’,我要找你们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杜卫东问:“抓住他,废了他?”

“对!”李援朝点点头,“不废了他,咱们早晚被他废了。这家伙真是疯了,他不是对着某个人,而是冲咱们‘老兵’来的,不管有仇没仇,出手就要杀人。到现在为止,没出人命是运气好,他的动机是杀人。”

“抓住他怎么办,咱们总不能杀了他吧?闹出人命来事就大了。”地雷说。

李援朝老谋深算地说:“这家伙一身血债,他要是被公安局抓住,恐怕也得判死刑,咱们当然不能蛮干,要干得有理。我准备先去公安局报案,而且主动要求协助公安机关捉拿他,公安局总不会拒绝吧?好,有了这话就好办,凭小浑蛋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只要他反抗,就干掉他,这是正当防卫。”

钟跃民说:“逮他还不容易?下星期一《红色娘子军》该公演了,小浑蛋手里有票,他肯定会去,咱们就在剧场里收拾他。”

“还有一个星期呢,也许就在这一星期里谁就丢了命。”李援朝说。

“听说他最近老在展览馆、动物园一带活动,咱们多派点儿人去,把那一带监控起来。”杜卫东显得迫不及待。

“千万别打草惊蛇,这件事一定要秘密进行。”李援朝叮嘱道。

钟跃民家的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通常客厅里总不少于七八个人,那是他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时间多得难以打发,袁军和郑桐也是如此。这几天,钟跃民正兴奋着,周晓白把《基督山伯爵》这本极难找的书借给他一整个星期,这真是天大的面子,通常这样的书能借给你24小时就已经很够意思了。钟跃民把这本书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于是有了资本,这会儿正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给袁军、郑桐等人讲《基督山伯爵》的故事,袁军等人听得发呆。

“美茜蒂丝的儿子阿尔培认为基督山伯爵在背后诋毁了他父亲,使他的家族名誉蒙受了耻辱,于是决定在剧院里向基督山伯爵提出决斗。19世纪的法国贵族有个毛病,要把手套扔在对方脸上,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这种举动表示双重意思:一是挑战,二是侮辱。人家法国贵族比较文明,扔手套表示挑战,不像咱们这帮人,一不高兴大板砖就拍过去了……”

袁军等听众大笑起来。

“袁军,要是你在剧院里让人家把手套摔在脸上,你怎么办?”钟跃民问。

“我一菜刀剁了丫的。”袁军凶相毕露地回答,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有失风度。

“你们听听,什么话吗?流氓就是流氓,永远成不了贵族。你当人家基督山伯爵到剧院听歌剧还带着菜刀?像基督山这种身份的人要是让人把手套摔在脸上就太丢份儿了,他没等对方摔手套,就会主动把手套从阿尔培手里拉过来,彬彬有礼地说,‘我就算您的手套已经扔了,并且裹了一粒子弹送回给您,现在离开我吧,不然我就要召仆人来把您赶到门外去……’”

郑桐打断他兴致勃勃的演讲:“没劲,你讲故事完全是照本宣科,语言是书本语言,你应该使用现在的语言。”

钟跃民叹了口气道:“你们这帮人太没文化,稍微高雅点儿就接受不了,看来我只好把自己降低到扫盲班的标准。基督山伯爵是这么说的,‘孙子,你丫是不是活腻歪啦,跟谁叫板呢?你要不服咱就找个地方单练,使什么家伙随你挑,是菜刀是插子哥们儿都奉陪到底,谁要不敢去谁是孙子……’”

听众们大笑起来。钟跃民卖起了关子不讲了。

袁军迫不及待地说:“接着讲啊,基督山和阿尔培单练了没有?谁把谁收拾啦?”

钟跃民摸摸肚子:“不行,我饿啦,早上就没吃饭,还真有点儿扛不住了。”

袁军掏出5块钱拍在茶几上:“郑桐,你去买几斤包子。跃民,你接着讲。”

郑桐动也不动:“你支使谁呢?不去。”

袁军急了:“那你丫吃不吃?”

“不吃,我还真不饿,看见吃的就烦。”

袁军气急败坏地说:“那么你丫也别听,出门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去。”

“你当我乐意听?我他妈烦着呢,好好地坐这儿歇会儿也不得安生。跃民,你别讲了,我听得快睡着了,特没劲。”郑桐分明是故意气袁军。

钟跃民说:“得,我都给人讲烦了,我他妈有病?不讲啦,坚决不讲啦,再讲我就是孙子。”

袁军愤愤然冲钟跃民去了:“真他妈没劲,一本破书,至于吗?”

“破书,你给我找一本瞧瞧?你爸好歹还是当局长的,你们家带字的印刷品都算上,恐怕超不过10本,还得算上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4本,再加上户口本和副食本,除去这些,你们家还剩几本书?”

袁军不服气地说:“你也太挤对哥们儿了,我们家没书就对啦,现在是什么时代?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没文化越革命。郑桐他爸还是大学毕业呢,运动一来,第一个挨斗的就是他爸。”

郑桐不爱听了,他随时都忘不了讥讽袁军和他那个大老粗的父亲,马上回嘴道:“我想起来了,袁军他爸特没劲,我爸挨斗时就他爸蹦得欢,腆着肚子在台上摆出一副老干部的架势,一讲话就哼啊哈的,让我爸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当时还真把我给唬住了,心说,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水平,话还没说呢,架势就出来了。没过两天,我从机关门口路过,看见造反派押着一队‘牛鬼蛇神’去干活。‘牛鬼蛇神’们排着队,扛着扫帚,嘴里还唱着《牛鬼蛇神之歌》,领唱的那位声音特洪亮,‘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哥们儿一听有点儿不对,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再一瞧,哎呦喂!是袁军他爸。”

钟跃民等人大笑起来,袁军翻了脸:“郑桐,你丫挤对谁呢?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

郑桐也不示弱:“你唬谁呢?单练你未必是对手,不服咱试试……”

袁军冲进厨房抄出菜刀,郑桐抄起一把椅子要砸袁军,同伴们一拥而上抱住两人。

袁军挣扎着:“你们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客厅里大乱。

钟跃民大叫:“哥儿几个,要单练出去练去,这他妈是我家……”

周晓白和罗芸敲响钟跃民家的门时,客厅里正乱成一团,袁军举着菜刀要砍郑桐,谁劝也不听,郑桐也举着椅子不松手,随时准备自卫。钟跃民见劝说无效,勃然大怒,于是冲进厨房抄出根擀面杖,声称要把这两个人来疯的家伙打出去。

周晓白是第一次来钟跃民家。第一次和男孩子打交道,她心里很有些惶惶然的感觉,那天在冰场上她想阻止钟跃民去打架,便扔下一句话,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她本以为钟跃民会就范,谁知钟跃民连理也不理,扭头就走了。倒是周晓白发了半天愣,她奇怪,这家伙怎么敢把自己的话当成耳旁风?她心里气得要命,决定以后决不再理他,谁知一会儿钟跃民又回来了,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对周晓白说:“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

周晓白不由自主地回答:“明天。”说完以后她更生气了,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回家以后周晓白还在奇怪,钟跃民这浑蛋用了什么法术使她像中了邪似的?

钟跃民的确老谋深算,周晓白把书借给了他,算是上了他的套,想不理他都不行了。昨天周晓白给钟跃民打电话要他还书,钟跃民竟颐指气使地让她来取,好像是周晓白求他似的,气得她差点儿摔了电话。她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钟跃民这个浑蛋好像漫不经心地就把事情的性质给变了,明明是他求别人的事,结果倒成了别人上赶着来找他。

周晓白和罗芸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缓和下来,刚才还要动刀子玩命的决斗双方也没了脾气,好在袁军和郑桐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到5分钟他们就从敌人又变成了哥们儿。

钟跃民找出一些唱片,挑出一张柴可夫斯基钢琴曲《六月·船歌》的密纹唱片放在电唱机上。袁军发财后曾买过一箱红葡萄酒,一直放在钟跃民家,于是也被找出来启瓶,倒进一个个高脚杯,钟跃民殷勤地把酒杯递给两个姑娘。周晓白接过高脚杯瞪了钟跃民一眼,心中那股怨气在慢慢消退。她突然又觉得这家伙还不招人讨厌。谁知刚消了气,钟跃民又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话:“约翰·施特劳斯有首圆舞曲,叫《美酒、女人与歌》,咱今天可都全了。”

周晓白一听又翻了脸,她把酒杯一放:“钟跃民,你这狗嘴里就说不出好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钟跃民自知失言:“哎哟,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走嘴了,欠抽,久抽。”

袁军说:“晓白,抽这孙子。”

罗芸笑道:“我发现钟跃民的嘴是挺欠的,抽他一顿一点儿也不为过。”

《六月·船歌》的旋律从音箱中传出,轻柔地弥散在空气中,周晓白很快就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中。

她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她的母亲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家里也收藏了很多唱片,都是精品,周晓白记得光是《天鹅湖》的全剧音乐就有4种不同的版本,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则有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精品版、哈恰图良指挥的莫斯科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她小时候,母亲常常放各种古典音乐给她听,母亲的一句话她永远也忘不了:音乐和诗歌是从高尚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那时周晓白的功课很紧,很少有时间仔细欣赏音乐,也弄不懂那些音乐大师生活的时代背景,但她能够感觉到古典音乐的美妙。每当母亲放肖邦的夜曲时,她都能感到一种温馨的宁静,犹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中。母亲告诉她:“这是用音符组成的诗,要欣赏肖邦的音乐,就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怀。”周晓白当中将的父亲却不大喜欢这些音乐,将其一概斥之为靡靡之音。他早就看这些唱片不顺眼,1966年“破四旧”一开始,老头儿就命令警卫员把唱片全砸了,连一张都没剩下。晓白的母亲回家后痛哭了一场,迫于当时的形势,母亲也没敢和父亲大吵大闹。因为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别说砸几张唱片,连火葬场的死人都烧不过来。母亲沉默了。从此周晓白再也没听过古典音乐。

钟跃民见周晓白目光迷离,神情忧郁,似乎还没从音乐中醒过来,便问她:“晓白,你发什么愣呀?”

周晓白像是突然被惊醒:“哦,这音乐真美,我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真的,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

“你喜欢古典音乐?”

“喜欢,我家以前也有很多唱片,可惜‘破四旧’时全被我爸砸了。”

“你爸真他妈有病。”

周晓白发火了:“你爸才有病呢。我警告你,以后和我说话少带脏字。”

钟跃民连忙道歉:“得,得,是我爸有病,行了吧?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真没劲。”

周晓白余怒未消:“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样脏?张嘴就是脏话,还特别爱拿别人的父母开心,难怪别人说你们是流氓,我看一点儿都没冤枉你们。”

郑桐显然不爱听了:“晓白,听你这意思,好像把我们都捎上了,是钟跃民这孙子……”

“你看,说着说着脏话又来了吧,我冤枉你们了吗?”

“哎哟,这也叫脏话?今天你在这儿,我们已经很文明了,尤其是钟跃民,说话显得特别文雅,他平常可不是这样的。”

钟跃民一拍郑桐的脑袋:“你丫又找抽呢,是不是?”

郑桐扶了扶眼镜:“你听听,露馅了吧?他一见了女同学就装出一副酷爱艺术的样子,其实,流氓就是流氓,别装孙子。我和袁军就这点好,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孙子。”

周晓白不屑地哼了一声:“要是这么说,你们还是挺坦率的,首先承认自己是流氓,另外也承认自己不懂艺术,这就不错了,比某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

钟跃民看看周晓白:“我好像听出点儿含沙射影的意思。”

周晓白笑着说:“又不是说你,多什么心呀?”

钟跃民作痛苦状:“看来我有必要申明一下,郑桐承认自己是流氓,这的确很坦率,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但他把我也算入流氓的圈子就显然是诽谤了,其实我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我渴望遇到一个知音,一个和我一样热爱艺术的人。不幸的是,知音难觅,抬眼望去,身边净是郑桐、袁军之类的小人,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

袁军不干了:“跃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出来了,你不就是要找个知音吗,最好还是个女的,这我们理解,可你也犯不上为了找知音就拿我们垫背,这叫重色轻友。”

郑桐大度地说:“没关系,袁军,咱们就受点儿委屈,只要跃民能找到知音,就是把咱们骂成王八蛋,咱们也认了,这叫忍辱负重,谁让他是咱们哥们儿呢。”

周晓白笑着说:“你不是热爱艺术吗?我们也不太难为你,你给我们讲讲你听这首曲子的感受就行了。”她要考考钟跃民,看看他是真的喜欢音乐,还是装腔作势。

钟跃民推辞道:“真想请我当老师?算了吧,好为人师可不是什么好品质,一个正派人应当谦虚。”

“是呀,咱们也够难为他的,这张唱片可能是‘破四旧’抄家时被扔在大街上,让钟跃民捡回来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他来讲,的确深了些。跃民,你不要紧张,我们逗你玩呢。”周晓白用了激将法。

话说到这儿,钟跃民就不能不接招了:“既然周晓白硬是不许我谦虚,那我只好给你上一课啦。郑桐,把唱片再放一遍。”

《六月·船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钟跃民作深呼吸,眼睛半合,把嗓子的音域调整到低沉的中音区:“先生们,女士们,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主要赞助人、指挥大师卡拉扬的恩师和引路人,著名的音乐评论家钟跃民先生特地从意大利的米兰不远万里赶到中国,临时担任音乐扫盲班教授,钟跃民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20世纪30年代……”

袁军不耐烦了:“你丫怎么这么贫呀,还他妈意大利呢,你撑死了也就是从非洲逃荒过来的……”

周晓白笑道:“袁军,你别捣乱,让他讲。”

钟跃民丝毫不受影响,他的情绪已经进入了一种氛围:“好的音乐都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画面,我看见的画面是这样的,先是俄罗斯风光的大背景,然后是辽阔无垠的草原、绮丽的外高加索风光、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圆顶的东正教堂。我似乎听到熟悉的俄罗斯民歌……这歌声忧郁而深邃,让人心里酸酸的,忍不住要流泪……”

周晓白愣了,她没想到钟跃民的语言如此具有感染力,寥寥几句话,竟勾勒出俄罗斯深邃而广袤的大背景,此人真不可小视。

音乐声在回荡,钟跃民富于诗意的语言几乎感染了所有的人,大家似乎都进入了他的语言所描绘出的画面和意境中。

周晓白用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钟跃民,她的眼睛明亮,目光清澈如水。

“一个幽静的湖泊,岸边是茂密的白桦林,深秋的白桦林色彩斑斓,秋风轻轻掠过,白桦林飒飒作响……我们的小船静静地划动,桨声轻柔,水波荡漾,林中的夜莺在婉转歌唱……此时,你的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只有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你的眼眶里贮满了泪水,但它不会滚落下来,泪水会渐渐被眼球所吸收,会自己干涸……在如此的氛围下,你的心中只有感动,只有柔情,还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小船渐渐远去,桨声在消逝,涟漪在水面上消失,带走了感动,带走了柔情……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那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在心中久久徘徊……”

大家都听呆了,周晓白的眼角竟溢出了泪水,想不到钟跃民对音乐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她悄悄擦去眼泪,凝视着钟跃民,目光中有一种柔柔的光泽。

袁军鼓掌:“不错,不错,大家怎么都不说话?给跃民捧捧场,真没想到,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长了一身艺术细胞,一首曲子能听出这么多话来。”

郑桐附和道:“我好像听出点儿意思来,跃民的口才不错,很形象,罗芸,你说呢?”

罗芸点点头:“真是挺感动人的,美极了。跃民呀,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我还以为你就会打架呢,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真是难得。晓白,你怎么不评论评论?”

周晓白勉强笑笑:“浪漫?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钟跃民时的样子,他打架打得满脸是血,简直吓死我了。刚才听音乐时,我怎么也不能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总觉得哪儿不对。”

钟跃民作沉思状:“鲜血,浪漫?很有意思,这就叫血色浪漫。”

周晓白深深地看了钟跃民一眼:“血色浪漫?说得好,很像咱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跃民,我没想到你还有诗人的气质。”

袁军夸张地张大了嘴:“诗人?我说周晓白,别捧啦,再捧就有点儿肉麻了,你不觉得太抬举他了?他是诗人,世上有天天带着菜刀出门的诗人吗?”

钟跃民一抬手:“去你妈的,你丫找抽呢?”

“听听,终于露出狰狞面目了吧,这就是诗人?”袁军叹道。

周晓白嗔怒道:“跃民,你怎么又骂人?一点儿也不禁夸。”

“骂他,我还要抽他呢,这孙子嘴欠……”钟跃民扑向袁军,两人笑骂着滚作一团。

张海洋给钟跃民带话,说有要事相商,两人约好了在军事博物馆前见面。

在军事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张海洋和钟跃民同时赶到,两人停住自行车互相望着,彼此都神秘地一笑,似乎对要商量的事都心知肚明。自从那次握手言和后,两人像遇到知己一样成了朋友。

“海洋,我听说昨天你的一个朋友被小浑蛋插了。”钟跃民开门见山。

“你的消息很灵嘛,这么快就知道了。我那个朋友伤势很重,要不是抢救及时,非丢了命不可。”

“小浑蛋是个心毒手狠的家伙,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往要害处扎,你那个朋友被抢救过来算是命大。”

“跃民,你看出来没有?小浑蛋是冲着咱们这些人来的。前几天他和李奎勇居然跑到百万庄申区路口去拔份儿,还出手插了申区的一个哥们儿。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咱们防不胜防,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遭毒手。”张海洋忧虑地说。

钟跃民沉思着:“就算抓住他又怎么样?总不能杀了他。”

张海洋咬牙切齿地说:“杀不了他也得废了他,让他在大狱里待一辈子。”

“李援朝正在联络各大院的人,准备联合行动,不过,我看收效不大。小浑蛋知道自己仇人太多,公安局也在通缉他,所以行踪诡秘。他手下党羽也很多,想抓住他可不太容易。”

“这就是我要找你商量的。据我的消息,你认识的那个李奎勇最近和小浑蛋混在一起,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密切,从李奎勇身上入手,准能找到小浑蛋。”

“你的意思是咱们主动出击,先下手?”

“对,先下手,就咱们两个。人多嘴杂,要是泄露了风声,咱们不但抓不到他,反而会被他干掉。这小子杀人不眨眼。跃民,你敢不敢和我联手?”

“你为什么要和我联手?”

“不为别的,就因为我看你钟跃民像条汉子。还有,你的素质不错,我第一次和你交手时,就发现你反应敏捷,速度和爆发力都不错,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我以前在少年体校武术队受过训练。”

“难怪,闹了半天咱们还是同学呢,我在少年体校田径队待过。”

“我说你怎么跑得这么快,那次打架你见警察来,身子一晃就没影儿了。好吧,我同意和你联手。”

临分手时,张海洋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痛快。”

钟跃民笑笑:“你说说看。”

“谁要是能把小浑蛋收拾了,谁就声名大噪,份儿就算是拔到家了。”

“这还用说?明摆着的嘛。”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着,钟跃民懒洋洋地躺在玉渊潭公园湖边的长椅上。这里游人很少,湖面的冰已经在融化,湖边的柳树枝条已经微微显出一点儿绿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春天特有的气息。

他已经很久没来玉渊潭公园了,“文革”以前,一到夏天他就和伙伴们来这里游泳。那时公园的周围还有很多农民的菜地,他们经常顺手牵羊摘几根黄瓜或偷几个西红柿。有一次,他们被看守菜园的农民抓住了,农民们对付这些坏小子是很有办法的,他们不打不骂,只是罚这些坏小子顶着毒日头干活儿。那个看菜园的农民在窝棚里睡觉,命令他们在菜地里拔草,一条大狼狗虎视眈眈地蹲在地头监视他们。那天的太阳很毒,哥儿几个几乎被晒得脱了一层皮。这件事情给钟跃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还是小学生,对这类强制劳动毫无反抗能力,简直是任人宰割。要是放在现在,摘他几根黄瓜是看得起他,那条大狼狗再敢龇牙,非扒了它的狗皮不可。

平心而论,钟跃民一点儿也不怀念“文革”以前的岁月。那时的生活很没意思,简直是死水一潭,老师和家长总是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们,无非是让你好好学习,做个乖孩子。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做乖孩子,钟跃民就不愿意。他认为这只是老师和家长们一厢情愿,是一种比较自私的想法。所有的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前途时,几乎都带有一种功利色彩,“养儿防老”这句话就是证明。在钟跃民看来,这简直是一种投资行为,为的是将来有回报。这好比农民种庄稼,就是为了收获,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那你干吗不种草?这种投资行为的恶果就是孩子们倒了霉。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是被迫来的,来了就马上被告知要好好学习,做个乖孩子。上中学时,学校走廊里挂满了爱因斯坦、贝多芬、托尔斯泰的画像,这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你:长大后要做这类人,而做这类人的前提是从现在开始争取做个乖孩子。钟跃民常为此愤愤不平,谁规定他必须要做爱因斯坦?他从来不崇拜这类大师们。小时候读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时,他突发奇想,认为长大后做个海盗船长也不错,不过他没敢把这个愿望告诉父母,只是埋藏在心里。

钟跃民真正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时,已经是成年后了。他开始这样理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只听凭于心灵的召唤,而不被肉体的欲望所控制?走在人群里,钟跃民常常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心灵还和中国历史一样,在功利主义和隐逸之间茫然地徘徊,使人世变成没有理智的掠夺,使出世变成失败的藏身之所。在这样的群体里,最容易形成时尚和潮流,所有潮流的流向,都是一元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的心灵总是一驾失控的马车。

钟跃民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满意的,首先是没有老师和家长在耳边喋喋不休,也没人逼你做功课。他觉得,世上有一种无法无天的生活方式,它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钟跃民个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年公安部抓了他们的红卫兵战友,弟兄们一怒之下就冲了公安部,几百个半大小子愣敢和军队叫板。那些受过特殊训练的战士面对他们一浪一浪地冲击队形,显得束手无策。这事儿要是搁在“文革”以前,你敢跟公安部叫板?你在那大门跟前多站一会儿试试?

有意思的是,和钟跃民有同样想法的青年决不止他一个,就在钟跃民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的长椅上胡思乱想之时,在遥远的欧洲,巴黎的青年们已经在酝酿一场震惊世界的风暴。这些巴黎的青年简直和钟跃民心心相印,他们身体力行的目标,也是坚决不当乖孩子。

不过,此时的钟跃民还不知道纸醉金迷的巴黎已经山雨欲来,他只关心眼皮底下的事,他在静静地等着李奎勇到来,他早就得到消息,知道李奎勇这些天一直跟小浑蛋在一起。钟跃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劝劝李奎勇,他要警告一下这位老同学。李奎勇目前的处境很危险,钟跃民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想眼看着李奎勇倒霉。

李奎勇骑着自行车来到湖边,他支好自行车,坐在钟跃民身边,钟跃民默默伸出了手,两人握手。

“跃民,听我弟弟说,你找我?”李奎勇问。

“没什么大事,好久没见了,想找你聊聊。”钟跌民淡淡地说。

“你有话就直说,干吗兜圈子?这可不像你。”

“好,我明说了吧,我听说你最近和小浑蛋混在一起,有这事吗?”

“你问这些干什么?”

“干什么?我想救你,我不想看着你和他一起倒霉。”

“你想救我?口气也太大了,北京城总不见得属你份儿大吧?”李奎勇不大喜欢钟跃民的口气。

钟跃民冷冷地说:“我只想告诉你,离他远点儿,你犯不上蹚这浑水。”

“你们想干掉他?”李奎勇的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他早晚得死,我们不动他,公安局也饶不了他。公安局的人说,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现在受重伤的就有七八个人,他还不该死吗?”

“可是到现在还没死过人。”

“故意杀人罪是主观上有杀人动机,即便没杀死,那属于偶然,杀人罪是成立了。奎勇,你不要迷信他身手如何了得,什么‘京城第一杀手’,他不过是个蠢货。这年月打架是件时髦的事,全城的顽主不过是打打架,拔拔份儿,仅此而已。小浑蛋这个蠢货却一上来就要杀人,这是拎着脑袋跟整个社会干,这不是找死是什么?你听我一句劝,躲他远点儿。”

“公安局抓他,我管不了,可你们动他我不能不管,我不能不讲义气。”

钟跃民叹了口气道:“这我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把话说到了,奎勇,你好自为之吧。”

“你不想听听他为什么一见你们的人就下黑手?”李奎勇问。

“为什么?”

“1966年的‘红八月’你还记得吧?你那会儿也闹得挺欢的,先是打‘黑五类’,后来你们又想起打流氓,各学校都成立了‘镇流队’。谁是流氓脸上又没写字,你们看谁不顺眼谁就是流氓,小浑蛋以前是个老实孩子,有个邻居和他家有仇,就给红卫兵递过话去,说他是流氓,这么着,红卫兵把他抓去差点儿打死,他命大,挺过来了。我们胡同有个哥们儿也是练摔跤的,他嘴硬不服软,当场就被打死了。小浑蛋从那以后就变了,变得心毒手狠了。”

“他就这么结下仇了,可他怎么连不认识的人也杀?”钟跃民惊讶地问。

“你想想,红卫兵是谁搞起来的?还不是你们干部子弟。你们这些人又特别爱臭显摆,变着法儿也要闹件军装穿穿,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小浑蛋认准了穿军装的就是干部子弟,他不是冲哪个人,是冲你们‘老兵’这个圈子去的。”

钟跃民露出凶相:“那么他是找死呢。”

李奎勇也绷起了脸:“别说是他,我们胡同的孩子,包括我,也都看你们不顺眼。你们的爹妈不就是有权有势吗,你们从小就吃好的、穿好的,连上学都是好学校,我们就天生命贱,凭什么?”

钟跃民冷冷地说:“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们的爹妈在干什么?这会儿要讲平等了,早干吗去了?”

李奎勇猛地站起来说:“钟跃民,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牛哄哄的劲头。你牛什么?你们爹妈有权有势,总不能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就该死吧?”

钟跃民也站了起来:“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小浑蛋肯定是该死,他死定了。”

“你别以为你们人多势众,谁干掉谁还不一定呢。”李奎勇阴沉着脸说道。

“奎勇,你们不是对手,不要不服气,不信咱们走着瞧,看在同学的分儿上,将来我们抓住你,我也许会放你一马。”

“钟跃民,从今天分手以后,我要再碰上你,就用刀子和你说话。”李奎勇把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骑上自行车要走。

“奎勇。”钟跃民叫了一声。

李奎勇停下车,但仍然背对着钟跃民:“有话就说。”

“下星期一的芭蕾舞,你们还去吗?”

“什么意思?是想从我这儿探点儿消息?”李奎勇充满敌意地问。

“如果小浑蛋不去,他就算栽了,这种丢份儿的事他恐怕不会干,可他要是敢去,我们就让他变成筛子。所以,奎勇,我希望你别去,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不知怎的,钟跃民的口气有些近乎哀求。

李奎勇迟疑了一下,骑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钟跃民望着李奎勇的背影,心情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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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傍晚时分,天桥剧场的大门前灯火辉煌,人声喧闹,观众们持票通过检票口。检票口外面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这都是些等退票的人。他们手里举着钞票,逢人便赔着笑脸问:“同志,有富余票吗?”

钟跃民和张海洋各自拎着一个军用挎包站在检票口的两侧,注视着通过检票口的人群,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张海洋的右手插进挎包里,脸上的表情很凶恶,似乎随时准备抽出刀来投入厮杀。

钟跃民却满脸微笑,一见漂亮姑娘过来便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这位女同志,有富余票吗?”人家要是摇摇头,他便穷追不舍地尾随着,“那我有富余票,您看吗?”他为此挨了不少白眼,正派姑娘一见他嬉皮笑脸的样子,便认定他是流氓,谁敢要他的票?钟跃民要的就是这效果,闲着也是闲着,逗闷子呗。

张海洋见他忙个不停,便笑骂道:“你丫是不是有病呀?有能耐一会儿周晓白来了,你再表演表演。”

钟跃民说:“她们早进去了。”

“我说呢,要不然你敢这么欢实?你悠着点儿吧,周晓白可是我们大院的‘院花’,我们一不留神让你给拍走了,这下肥水流进外人田了。其实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呢,我爸和晓白她爸1941年在晋察冀二分区就是老搭档,两家一直走得很近,我和晓白还是小学同学,就这关系也没挡住你在中间插一手。我就奇怪,周晓白是个挺傲的人,你小子是不是给人家下迷魂药了?”

钟跃民显得挺客气:“不好意思,早知道你们两家是这关系,我就不给她当教练了。不过现在也不晚,哪天我是不是得和晓白说说,说你从小学一年级就暗恋上她了,为了哥们儿义气,我得忍痛割爱。”

“去你大爷的。”

钟跃民懒洋洋地把挎包甩到肩上:“进去吧,快开演了。”

张海洋懊恼地说:“妈的,这小子可能不敢来了,好歹也是个成名的人物,这小浑蛋也不怕丢份儿。”

小浑蛋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不过钟跃民仍然认定,他一定会来。小浑蛋是个好面子的人,他无论如何不会栽了这个面子的。不过,他如果来了,又能成功脱身,那么到不了明天,他会吹得全城都知道,把自己说成是李向阳,深入虎穴如入无人之地。钟跃民挺可怜这个家伙,这个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还没见过什么世面呢,一年以前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着心毒手狠混出点儿名气,现在已经开始为名声所累了,就凭这一点,他就非倒霉不可。因为他已成了众矢之的,谁干掉他谁就会成名。钟跃民一伙刚刚崛起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专找那些“文革”前就成名的流氓头儿叫板。那些流氓头儿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锋芒,只是一个劲地说好话认栽。因为他们心里太明白了,这些小兔崽子最好别惹,你横竖都占不到便宜,打赢了你丢面子,因为对方是无名之辈,你有欺负小孩儿之嫌;要是打输了,你以后就别在江湖上混了,让一群小兔崽子给收拾了,还好意思当流氓头儿?

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能把它想明白的人并不多,包括很多大人物,轰轰烈烈一辈子,最后为名声所累,栽了跟头。像钟跃民这种鬼精的家伙,却在十六七岁的少年时代就把这个道理整明白了。他想,要是自己处在小浑蛋的位置,今天说什么也不会来,面子和生命比起来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开演之前,剧场的休息厅成了京城顽主们的社交场所。李援朝似乎是个中心人物,他被一群男女青年簇拥在中间,如众星捧月,和这个握握手,和那个交谈几句,显得很有风度。

钟跃民和张海洋走进休息厅,看见杜卫东正含情脉脉地和一个漂亮的小妞儿在交谈,他向钟跃民他们点点头。

张海洋揶揄道:“我从来没见过杜卫东这么温柔,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快滴出水来了。”

钟跃民说:“水汪汪的,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觉得他眼睛里发出一种绿光,像狼一样,你说,那傻妞儿知不知道自己快变成狼食了?”

杜卫东装作没听见,继续柔情似水地和小妞儿谈话。

地雷带着和平里的一伙顽主走进来,见了钟跃民问:“看见小浑蛋没有?”

钟跃民摇摇头。

地雷撩开军大衣,露出挂在里面的一把斧子说:“看看,我这家伙都准备好了,那小子敢来就劈了他。跃民,我在二楼第一排,有动静就叫我一声。”

开幕的铃声响了,钟跃民和张海洋走进剧场,袁军、郑桐、周晓白、罗芸等人都已经坐好,只有周晓白的座位旁边给钟跃民留着一个位子,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周晓白已经是钟跃民的女朋友了。

张海洋和他的伙伴们坐在第五排,他扭头向钟跃民打了个手势,请他注意一下四周的动静。钟跃民点点头。

周晓白奇怪地问:“跃民,你怎么认识张海洋呀?”

钟跃民笑道:“你忘了?还不是因为你。”

周晓白终于想起第一次见到钟跃民的情景,便红了脸不吭声了。

剧场里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红色娘子军》的序曲骤然响起,一束灯光打在紫红色的舞台幕布上,大幕徐徐拉开。第一幕《常青指路》开始了。

钟跃民坐在周晓白旁边,两人聚精会神地看着演出。

这出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实还是传统芭蕾舞的老套路,在“洋为中用”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中国编剧们几乎没费什么脑子就把《天鹅湖》的故事路数给置换成《红色娘子军》了。王子齐格弗里德穿上一身红军军装,背上背把大刀,就成了洪常青,美丽的奥吉塔公主变成了吴清华,那个喜欢破坏别人爱情的魔鬼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南霸天。唯一不同的是,洪常青和吴清华没有恋爱一把,这很令人扫兴。当然,这也不能怨编剧,编剧们实在没这个胆子。且不说那是个禁欲的年代,就是从洪常青的职业道德上说也不能这样做。因为让你去当女兵连的党代表,是党对你的信任,你总不能利用职权去干和政治工作毫无关联的事吧?不过,无论什么样的思想内容,音乐和舞蹈的艺术魅力还是为这个革命故事增添了几许浪漫色彩,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在仅有的娱乐形式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次重新公演对大家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了。

钟跃民猜得没错,小浑蛋早就来了,不过他一直没进剧场。之前李奎勇和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李奎勇认为自己太了解钟跃民了,这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他不能不防,至于那个李援朝,李奎勇倒觉得不足为虑。小浑蛋和他的看法却不同,他觉得“老兵”这个群体都外强中干,如果单打独斗,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他们只会仗着人多壮胆,要是出手捅倒其中几个,其余的就会一窝蜂地逃走,最近几件流血事件更加证实了他的看法。他很看重自己的名声,决不能因为危险就栽了面子。两人争执了半天,小浑蛋执意要去,甚至提出,要是李奎勇怕事就在这儿等着,他自己去单刀赴会。李奎勇大怒,觉得小浑蛋伤了他的自尊,他什么时候怕过事,不就是和那些“老兵”碴架吗?去就去。

两人悄悄地走进剧场,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这时已经开演20分钟了。

尽管悄无声息,但他们还是很快被李援朝的手下发现,这消息马上就悄悄地传遍了整个剧场。

舞台上,吴清华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根据地,一眼见到了红旗,她扑过去掀起红旗的一角,紧紧贴在脸上,不禁热泪盈眶。袁军对郑桐大发感慨:“他妈的,我宁可做那面红旗……”

小提琴拉出一段极抒情的旋律……这时钟跃民恰到好处地把手放在周晓白的手上,眼睛却看着舞台,似乎很陶醉。周晓白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见钟跃民面不改色,便没有吭声。钟跃民大受鼓舞,便加大了力度握住她柔软的手,至于舞台上都演了些什么,钟跃民根本没注意,偏偏这时后排有个外交部的哥们儿捅了他一下,把嘴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钟跃民先是一怔,随后脸上露出了微笑。

第二幕结束了,开始剧间休息,场内灯光大亮,人群纷纷涌向休息室。

小浑蛋和李奎勇拉低帽檐,遮住半个脸靠在椅子上假寐。

李援朝猛地站起来,转身向二楼观众席作了个手势,站在二楼的杜卫东等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把手插进挎包,顺着楼梯向一楼冲去。

站在乐池前的钟跃民、张海洋、袁军等人兵分两路,沿着观众席两侧的通道慢慢地向后排走去。

此时小浑蛋从帽檐下早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他不怕,既然来了,就作好了硬拼一场的准备,小浑蛋这个绰号就是打出来的。

小浑蛋用手拍拍李奎勇的肩膀,两人慢慢站起来,亮出了手中的匕首。

门已被封死,钟跃民等人呈半圆状包围了小浑蛋和李奎勇,他们手中也亮出了刀子。双方沉默地对峙着。

小浑蛋面不改色,玩弄着手中的匕首,匕首在灯光下闪出炫目的光芒。

李援朝笑着说:“小浑蛋,没想到你还敢来,倒是挺有胆的。”

小浑蛋冷笑着:“这么好看的演出可不常有,再说了,弄张票挺不容易的,要不是你李援朝帮忙,我到哪儿去弄票?”

“可你想过没有,一旦来了还走得了吗?”

“废话少说,李援朝,你小子有种就过来。”

李奎勇晃晃手中的刀:“谁先过来谁先死,不怕死的就来吧。”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奎勇,这里没你的事,你让开。”

“跃民,你想让我做小人?”

“你我朋友一场,我可不想伤你。”

“那么你就躲开,少管闲事。”

李援朝指着小浑蛋:“小浑蛋,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小浑蛋哼了一声:“李援朝,大爷我想死又怎么样?你要是有能耐就在这儿给我来个大卸八块。明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逗逗闷子,就你这几个虾兵蟹将还想抓住我?”

话音未落,他突然纵身跳起,踩着观众席的椅背敏捷地蹿过一排座椅向舞台方向扑去,李奎勇紧随其后。钟跃民、张海洋、杜卫东等人举刀沿着通道向舞台追去。

小浑蛋和李奎勇蹿上舞台,地雷也跟着蹿上台,举起斧子便砍,李奎勇一把攥住地雷持斧子的手腕,一个漂亮的背挎动作将他摔出去,地雷的身体腾空而起,落进乐池,砸在一把大提琴上,大提琴被砸碎……

张海洋蹿上舞台,挥刀向小浑蛋砍去。小浑蛋的匕首和张海洋的菜刀碰撞在一起,发出金属的铮鸣声……杜卫东从侧面冲上去又是一刀,小浑蛋敏捷地闪开,钟跃民来不及蹿上台,他站在乐池前将手中的菜刀向小浑蛋掷出,锋利的菜刀在空中翻滚着划出一道闪光的抛物线,直冲小浑蛋的脑袋而去,李奎勇手疾眼快地把小浑蛋一拉,菜刀砍在幕布上……两人向后台跑去。

剧院后台的化妆室里,一群穿着红军军装的女演员正在说笑着换装,突然,化妆室的门被撞开,小浑蛋和李奎勇持刀冲了进来,正在化装的女演员们吓得大声尖叫起来。他们从演员们中间跑过,两个女演员被撞倒,桌子也被撞翻,化妆品撒了一地。女演员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钟跃民、张海洋、李援朝、地雷等人也举刀追进化妆室,室内又是一阵大乱。

钟跃民等人穿过休息室向外追去。女演员们惊魂未定,刚刚扶起桌子,正在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化妆品,几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冲进来,女演员们又发出一阵尖叫,警察们穿过休息室向外追去。

钟跃民等人气喘吁吁追到剧场的大门口,小浑蛋和李奎勇已不知去向。

张海洋恨恨地骂道:“妈的,又让他们跑了。”

李援朝等人从后面跑来,边跑边喊:“跃民,快跑,雷子来啦。”

钟跃民回头看看:“操,咱们后半场还没看呢。”

李援朝的脚步没停:“那么你就接着看去,我可不陪啦。”

钟跃民突然想起什么:“坏啦,周晓白和罗芸还在里面呢。”

袁军边跑边说:“还管这么多?你他妈倒是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妞儿,快跑……”

随着一阵零乱的脚步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钟跃民仅仅迟疑了几秒钟,然后也拔腿而逃。

几个警察追出来,剧场的门口已空无一人了。随后追来的一个剧场工作人员道:“还有两个女的和那帮流氓是一伙的,她们还在剧场里。”

为首的一个警察说:“这就好办了,抓住那两个女流氓就一个也跑不了,走,回去看看。”

周晓白和罗芸也没看成后半场舞剧,她们被带进了派出所。

在剧场里,周晓白面对警察的询问表现得很不耐烦,居然告诉警察:“有什么事等散场再说。”这下把警察们惹火了,一个高个子女警察一把就将周晓白从座位上拎起来,不顾她大吵大闹把她和罗芸揪出剧场。

在派出所的值班室里,周晓白和罗芸坐在椅子上,正在审问她们的是一个男警察和一个女警察。

周晓白爱答不理地说:“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好几遍了,我们不认识那些人。”

男警察显得很有耐心:“你们的票是怎么来的?总不会是自己排队买的吧?”

罗芸和颜悦色地解释:“我们是等退票等来的,那伙人中间好像有两个没来,就把票退给了我们。”

女警察绷着脸道:“你们放老实点儿,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周晓白笑了:“哟,不就是个派出所吗,又不是公安部,吓唬谁呢?”

“一个女孩子,应该自重点儿,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你不脸红吗?”女警察用手里的笔敲着桌子教训着。

罗芸翻了脸:“你说话客气点儿,别张嘴闭嘴的流氓,不然我去你们分局军代表那儿告你。”

男警察连忙打圆场:“如果我们有违反政策的地方,你们当然可以向上级机关反映,但是你们今天必须说清楚,刚才在剧院打架行凶的人是谁?在哪儿住?”

周晓白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不知道。”

男警察道:“我们公安机关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们和刚才打架的那伙流氓是一起的。”

“那么就拿出证据来。”罗芸大声说。

男警察的态度还是很和气:“剧场的工作人员看见你们坐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这就是人证。其实,只要你们说出那伙流氓的姓名、地址,我就马上放你们走,也不会和你们家长说。”

周晓白懒得再解释了:“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些人,想怎么样你就看着办吧。”

女警察合上记录本:“既然你们不说,那我只好送你们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预审科的同志来问你们吧。”她站起来准备打电话。

周晓白没想到警察会拘留她们,她无奈地使出最后一招:“我要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男警察很惊讶:“你爸爸是谁……”

周晓白平时很鄙视干部子女动不动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认为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这一招了。她看出来了,警察们还真不是吓唬她们。周晓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亲的秘书刘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

刘秘书跟随周镇南很多年了,几乎是看着周晓白长大的,以他的办事能力处理这类小事自然是游刃有余。没过多久,一辆黑色的吉姆轿车就停在了派出所门前,身穿军装的刘秘书和派出所所长交谈了一会儿,事情就解决了。周晓白和罗芸昂着头坐进轿车,派出所所长一个劲儿向刘秘书道歉,殷勤地将他们送出大门。汽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周晓白回头望去,见那几个警察还站在那里。

最使周晓白愤怒的是,她为钟跃民蒙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钟跃民不但连句客气话都没有,而且连面都不露了,这个人似乎失踪了。

钟跃民正忙着呢,小浑蛋和李奎勇在天桥剧场成功地突出重围,这件事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义的色彩。总之,小浑蛋成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京城的“老兵”面子栽大了。钟跃民和张海洋咽不下这口气,他俩分别绞尽脑汁地准备独自收拾小浑蛋。

钟跃民自从上次在玉渊潭公园和李奎勇闹翻后,便把李奎勇也当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哥们儿义气抛在脑后,他多次向张海洋说,再碰见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张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价值,他知道小浑蛋这类人是不会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己的秘密落脚处,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浑蛋的住处,所以,当他得知钟跃民约李奎勇在玉渊潭公园见面时,就预先安排了两个人在附近守候,当钟跃民和李奎勇谈崩了,两人不欢而散时,李奎勇已经被盯上了。

张海洋没费什么事就发现了小浑蛋的藏身之处,按照计划,他和钟跃民该行动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区南横街一带的一个很破烂的院子里,这个大杂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李奎勇一家7口住着两间东房。北京的平房面积很小,这两间房子其实总共只有14平方米,屋子里没地方摆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积用于睡觉,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床上进行的。当然,说床还不太准确,他家根本买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红砖支起的大通铺,全家的换洗衣服都放在几个木箱里,木箱放在铺板上靠墙的一侧,3个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吃饭时用炕桌,他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坐在炕桌前盘腿吃饭,李奎勇是长子,被允许坐在炕桌前,他妈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饭的份儿——李奎勇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

李奎勇的父亲李顺发早年从沧州逃荒来到京城,一个逃荒的农民没什么手艺,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因此拉黄包车成了首选的职业。不过一踏进这行再想改行就难了,这种职业的人本来是娶不起老婆的,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家无隔夜粮。这话绝不是夸张,干这行的人每天的饭食全凭当天挣,一天不干活就非饿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顺发这辈子也就打光棍了,要真是这样,也就轮不上李奎勇来到这个世界上拔份儿了。1949年对于李顺发来说可是个重要的分水岭,李顺发1951年回家乡领来个乡下丫头成了亲,1952年就有了李奎勇。从此这个家庭每年都添一个孩子,每增加一个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这似乎是个规律,人越穷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穷,一旦进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顺发夫妇一共生了9胎,活下来6个,所以李奎勇有3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顺发不用再拉黄包车了,他参加了三轮车联社,蹬上了平板三轮车。北京人戏称这行为“板儿爷”,大概就是从平板三轮车上的那块木板得的名,三轮车的俗称就叫“板儿车”。李顺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定了56元的工资,当时他还挺知足,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很便宜,一个人养一大家子不算太难。可是后来日子就越过越紧了,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学教授都吃不饱,何况是李顺发家了,李顺发的身体就是那时垮下来的。蹬板儿车这行需要体力,当时的汽车很少,货运主要靠三轮车,蹬板儿车的人除了要远距离蹬车,还要负责装卸货物,体力消耗极大。困难时期,李顺发一家的日子真有点儿过不下去了,李顺发眼看着没有工作的老婆和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简直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勒紧腰带。等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李顺发的身体也垮了。老天爷一点儿也不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1965年春节刚过,李顺发就撒手西去,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等多种并发症。

父亲一死,李奎勇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幸亏是社会主义国家,李顺发的单位按规定承担抚恤金的发放。穷人家的孩子的确是早当家,李奎勇虽然还没有工作,却承担起了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他的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大哥的话,大哥的话是一言九鼎。

穷人家的孩子在性格上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极其自尊,要么就是极其自卑,李奎勇属于前者。他从小就好勇斗狠,打起架来不要命,他练摔跤、打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他只要求平等,要求受到尊重,如果别人不给他平等,他就会用拳头说话。他之所以能和钟跃民成为朋友,就是因为钟跃民能和他平等相处。而现在,他和钟跃民翻了脸,也同样是因为“老兵”这个圈子和他们这些平民子弟的天然对立,既然钟跃民和他们站在一起,那么他和钟跃民的交情就算是走到头了。

这些日子,李奎勇没在家里住,他和小浑蛋住在陶然亭附近的一座简易楼里。这是小浑蛋的一个手下的房子,这种楼房的结构极为简单,造价也很低,是一种特殊时期的产物。这类楼房一般为3层,每层都有公用厕所和水房,楼道两侧是住户的房间,条件很简陋,这类房子里的住户都是底层的市民。小浑蛋的名声虽响,但这对他的实际生活却帮助不大,出身底层的人彼此之间能够提供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能借你一间房子已经是天大的帮助了。李奎勇和小浑蛋“刷夜”可不像大院里的那些“老兵”那样容易,他们的生存空间实在太狭窄了。从这点上说,他们和“老兵”的角逐简直毫无取胜的可能。

小浑蛋是个负案在身的人,不光“老兵”在找他,公安局也在找他,无论谁找到他,都意味着完蛋。小浑蛋完全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不大在乎,他每天照样和李奎勇一起出去,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吃佛”。“吃佛”是一句行话,北京的扒手们自称“佛爷”,他们除了会偷钱包,对打架玩命倒不是很在行,也缺乏胆量,他们希望有份儿大的流氓做他们的靠山,向他们提供某种保护,而他们则从偷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进贡给流氓作为回报,流氓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份贡品,名曰“吃佛”。

以小浑蛋的名声,自愿向他进贡的“佛爷”自然很多,因此,李奎勇和小浑蛋倒不缺钱花。他们最缺的是秘密落脚点,按照狡兔三窟的原则,他们应该多安排几个藏身之处,以备不时之需,但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来看,做到这点很难。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北京只建了很少的住宅房,而人口倒是增长了若干倍,在底层老百姓看来,房子比老婆还难找。李奎勇和小浑蛋心里都明白,和李援朝相比,他们实在是处于劣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决定偷袭小浑蛋,按钟跃民的计划,时间选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他派几个人去砸李奎勇家的玻璃,他推算李奎勇得知自己家被砸后肯定要回家看看。调开了李奎勇,他们就少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凭他们两个人收拾一个小浑蛋绰绰有余。

很多年以后,钟跃民和李奎勇还共同回忆起那个夜晚发生的事,不过,两人的感觉不太一样。钟跃民只记得他与张海洋在那个夜晚以二对一的阵容和小浑蛋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和以往打架斗殴截然不同,这是一场真正的以命相搏的格斗。

李奎勇记得那天晚上他和小浑蛋在那间屋子里相对而坐,桌子中间摆着一瓶二锅头酒,两人喝得满脸通红。那间屋子里没什么家具,他们睡的是地铺,地铺上零乱地扔着很多衣物,都是他们抢来的将校呢大衣、上衣、帽子等。两人正聊着,李奎勇的三弟李奎元来了,说家里的窗玻璃让人给砸了,西北风直往屋里灌,根本没法睡觉。李奎勇一听就火了,谁他妈的这么大胆儿?他没什么仇人,仔细一琢磨就明白了,这事儿除了钟跃民就没别人了,这小子从小就一肚子坏水,只有他能想出这损招儿来。李奎勇当时发誓,再见了钟跃民非给这小子放点儿血不可。但今天晚上他必须回家想办法堵窗户,不然全家人无法睡觉,他骂不绝口地跟三弟回了家。

那天晚上他把棉被挂在窗户上堵住了西北风,折腾了半天,等他赶回那座简易楼时,发现房门大开,屋子里一片狼藉,像是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小浑蛋已不知去向。李奎勇这才如梦初醒,他上了钟跃民的当。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楼对面的一个门洞里看着李奎勇和弟弟走远了,他们相对一笑,从袖子里掣出短棍。这是一截锯短的铁管,他们知道,对付短刀最有效的兵器就是短棍。两人悄悄进了楼道,无声地走上楼梯。在二层的一个房门前,张海洋悄悄作了个手势,闪在一边,钟跃民猛地一脚踹开房门,两人一先一后冲了进去。

房间内已经躺下睡觉的小浑蛋随着门被踹开的响声敏捷地从枕头下抽出把三棱刮刀,穿着短裤背心跳起来,摆出格斗的架势。

钟跃民和张海洋手持短棍一步步逼近,双方成对峙状。

钟跃民冷冷道:“小浑蛋,把你那刀子放下,不然我打断你的胳膊。”

小浑蛋赞道:“真是行家,用短棍对付我的刀子,看来你们惦记我不是一天两天啦。你就是钟跃民吧?常听奎勇提起你。这位怎么称呼?咱们都见过吗?”

张海洋晃晃手里的短棍:“小浑蛋,废话少说,你不是号称‘京城第一杀手’吗,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出来。”

小浑蛋笑笑:“哥们儿,这不太公平吧?两个对一个还不让我穿衣服,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对两位的面子可是有影响的。”

“少来这套,你还是光着吧,反正我们都是无名之辈,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钟跃民才不上当。

“钟跃民,你敢杀我吗?”小浑蛋挑衅道。

“我犯不上杀你,弄你个残废就够了。”

“可我敢杀你们,要是不敢换命就让开。”

“去你妈的……”钟跃民扑过去就是一棍子,小浑蛋一把掀翻了桌子挡住钟跃民,张海洋的短棍从侧面打来,小浑蛋闪开,三人从房门里打到楼道里。

简易楼里的居民们被打斗声所惊动,纷纷拥到楼道里看究竟。

小浑蛋的动作很敏捷,灵巧地躲开钟跃民、张海洋的短棍,用手中的刮刀进行反击,张海洋差点儿被刺中。楼道里人很多,但谁也不敢上前制止,他们打到哪里,哪里的人群就纷纷躲开。

钟跃民暗暗称奇,他看出小浑蛋不像是受过格斗训练,但此人反应极快,出手果断,抓住机会就痛下杀手,刀刀不离对方要害,从主观意识上要将对手一刀毙命。怪不得那么多人吃了他的亏,他的确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幸亏他没受过什么训练,否则钟跃民和张海洋两人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钟跃民终于抓住小浑蛋的破绽,一棍砸向他的天灵盖,小浑蛋侧头躲过致命的一击,铁管划破了耳朵砸在肩膀上,小浑蛋疼得叫了一声,脸色变得煞白。他转身顺着楼梯逃上3楼,钟跃民和张海洋也冲上楼梯……

住在3楼的一个老太太听见打斗声,刚把房门打开想看看究竟,小浑蛋猛地撞倒老人,冲进房门,又把房门撞上,钟跃民用脚猛踹房门……他连续几下才踹开房门,见小浑蛋已跃上窗台,纵身跳下3楼……

钟跃民和张海洋恨恨地扑在窗台上,眼看着小浑蛋逃远了。

钟跃民和张海洋的偷袭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总算给“老兵”找回点儿面子。因为小浑蛋几乎是光着身子跑的,显得很狼狈,凭他的名声,栽了这样的跟头,份儿算是跌到家了。他败走麦城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京城。

钟跃民和张海洋在“老兵”圈子里简直成了英雄,在那段日子里,他们成了新侨、老莫的常客,经常有人请他们吃饭,钟跃民和张海洋有些晕了头。

钟跃民就有这种本事,他本来已经把周晓白得罪苦了,可等他想起周晓白的时候,便赔着笑脸去找她,好像他和周晓白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按郑桐的说法就是:从来就拿自己不当外人。面对周晓白狂风暴雨般的数落和质问,他只是带着一脸的无辜,静静地、温柔地注视着周晓白,弄得周晓白都不好意思再骂他了。

周晓白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干部,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听惯了夸奖和赞美,谁知自从认识了钟跃民,她就麻烦不断,最后竟然被送进了派出所。要不是刘秘书出手相助,周晓白的脸就丢大了。幸亏刘秘书是个口风极严的人,他绝不会和任何人说,包括周晓白的父母。

周晓白一见钟跃民,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个不安分的浑蛋惹出天大的乱子,害得她和罗芸背黑锅。这也罢了,要是钟跃民事后能安慰她几句,她也不会再耿耿于怀,谁知这个浑蛋东西连面也不见了,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太过分了。周晓白决定再见到钟跃民时一定把他痛骂一顿,从此和他一刀两断。

周晓白终于发现自己是个极没出息的人,她一见到钟跃民,满腔的怒火就消了一半,等她数落了几句以后,气就完全消了。仔细想起来,她真有些恨自己。总之,周晓白原谅了钟跃民,两人又和好如初。

周晓白永远忘不了她和钟跃民相处的那段日子,那真是段美好的时光,她的初恋,她的激情,都永久地留在那段青春的回忆中。

钟跃民和周晓白在颐和园的西堤上漫步。周晓白是第一次跟男孩子单独约会,所以难免有些紧张。

钟跃民见周晓白一个劲地四处张望,便善解人意地问:“怎么了,是不是怕碰见熟人?”

周晓白不好意思地说:“我爸要是知道我和一个男孩子来逛颐和园,非打死我不可。”

“这么说,你是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

周晓白生气地说:“那么你以为这是第几次?”

钟跃民忙说:“你看,你看,又生气了?我告诉你,我也是第一次,心里正发毛呢,你没发现我一进大门就往西堤上走?我也怕碰见熟人。”

“你也是第一次?算了吧,你骗谁呢?我看你肯定是个老手,见着女孩子就嬉皮笑脸地凑上去。那次在商店门口拦住我和罗芸,死皮赖脸地一口咬定我是你表妹,还装出一副久别重逢的兴奋样子,看你当时那无赖相儿!”周晓白认定钟跃民是个情场老手。

钟跃民说:“我的天,你还记得呢?我以为你早忘了,我说你记性怎么这么好?按理说,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只要一出门就会有成群的男孩子围上来献殷勤,这种事你该见得多了吧?那么结论只有一个,我当时肯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你难以忘怀。”

周晓白笑着捶了钟跃民一拳:“别臭美了,当天,我回家就和我爸说,我们碰见流氓了。”

“看来咱俩还是有缘,要不然就不会第二次在冰场上遇见。当时我一见到你,脑袋轰的一下就晕了,真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呀,这种感觉我一生中只有两次。”

周晓白一愣,心里倏地冷了一下:“还有一次在哪儿?”

钟跃民鬼笑着说:“1966年‘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

周晓白松了口气,笑弯了腰:“你真反动……”

“当我满怀激情冲过去时,有个漂亮的女孩子亲切地叫了我一句:‘臭流氓。’”

“你当时嬉皮笑脸地说,‘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说‘你浑蛋’,你说,‘那是我小名儿’,气得我们当时不知该说什么好,钟跃民,你太坏了。”

钟跃民笑了:“我有这等口才,怎么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哼,一般来说,干了坏事的人都挺健忘的。”

钟跃民作严肃状:“其实,说我们是流氓,还真是抬举我们了,我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当流氓的胆儿。”顿了顿,他又笑了,“只不过是闲的,有时无聊了,觉得招女孩子生气倒也是件挺开心的事。那天袁军将我,说你敢去拍这两个妞儿吗?我说我要是去了你输我什么?他说那我请去新侨饭店吃饭,话都说到这儿了,郑桐他们再一起哄,说我色大胆小,当时我要是不敢去,也太丢份儿了。”

周晓白狠狠地照钟跃民背上捶了一拳:“你们缺德不缺德呀?”

“后来是张海洋多管闲事,他一见有人拍你们大院的女孩子就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那天要不是警察来了,我们非收拾了他不可。”

“他爸爸是司令部的参谋长,和我爸是老战友,我们两家很熟,我和他还是小学同学呢。”

“明白了,大概这就叫青梅竹马吧?”

周晓白嗔怒道:“去你的,少胡说八道,我们只不过是同学而已。”

钟跃民作出痛心疾首的表情:“别解释,就算是青梅竹马又怎么啦?你用不着回避,老战友之间指腹为婚的事也是常有的,我就是嫉妒也是干吃醋,你别管我,我还扛得住。”

周晓白气得追上去要打钟跃民,钟跃民笑着逃跑,两人拉拉扯扯闹作一团。突然,两人都静下来,因为他们同时意识到,两人挨得竟是如此之近,他们默默凝视着,渐渐贴近。两人猛地拥抱在一起。

周晓白红得发烫的面颊紧紧贴在钟跃民胸前,她轻轻地合上眼。

钟跃民有些不知所措,尽管他自称是情场老手,其实也只会和女孩子逗贫,并没有什么目的。在一个禁欲的时代,钟跃民似乎要比别人前卫一些,他抚摩着周晓白的头发欲言又止。终于,他壮起胆试探地问:“晓白,咱们……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周晓白害羞地把脸埋在钟跃民的衣服里:“我不知道。”

“我觉得……下一步该接吻了。”钟跃民厚着脸皮建议。

“你真不要脸……”

钟跃民若有所思地说:“也不知道接吻是个什么感觉,晓白,咱们试试?只当是在做试验。”

周晓白把脸埋在钟跃民的胸前不吭声。

“你要不敢就算了,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儿发毛。”

周晓白猛地抬起头:“谁说不敢?试试就试试,你还敢把我吃了?”

两人的嘴唇终于碰在一起,周晓白一阵头晕目眩,心头一股强烈的旋风席卷而来,她的大脑出现一片空白,身子一下子软了……

钟跃民的脑子也晕乎乎的,他没想到女人的嘴唇竟如此柔嫩,一触便一发而不可收,那种异样的感觉,在一瞬间充斥全身,引来一阵阵战栗……

多少年后,周晓白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爱的旋风,而且是如此强烈,如此甜蜜,令人难以忘怀。

钟跃民的一句话使周晓白一下子清醒过来,他吞吞吐吐、话里有话地问:“晓白,咱们下一步该做点儿什么了?”

周晓白的脸红了,她猛地扬起头:“跃民,你是不是想得寸进尺啊?”

钟跃民马上缩了回去:“周晓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干吗总把人往歪处想?”

周晓白义正词严地警告钟跃民:“咱们的关系只能到这一步,除此之外,你想都别想,明白吗?”

钟跃民言不由衷地说:“当然,我觉得咱俩今天的举动都有点儿过了,‘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训,周晓白同学,咱们今后互勉吧。”

在钟跃民的记忆中,1968年是个挺热闹的年头儿,那个中央“文革”小组不知犯了什么病,生怕人们闲着,总想方设法地找出点儿事来,使人们保持在心潮澎湃的临界点上。比如说中央要开什么会,总是头两个月就先告诉老百姓。于是各单位就开始忙乎,准备好锣鼓家伙和标语牌,有些财大气粗的单位开始自行设计制造毛泽东像章。起初像章的尺寸还算符合规格,后来就不行了,攀比之风骤然兴起,像章的直径越做越大,最后大至12厘米,如此沉重的像章已经无法用别针别在衣服上了,只好用红绸子挂在脖子上,那两年中国生产的铝锭有一大半都消耗在像章上了。一些文教事业单位是清水衙门,这类单位也要向毛主席表忠心,便动员职工们凑钱买塑料窗纱和彩线,绣成各种领袖像,一时商店里的塑料窗纱成了俏货而脱销。这时中央那个会还没开呢,人们已经忙乎成这样了。等会开完了,人们的情绪已经达到了狂热的顶点,至少还要庆祝一个月才算完事。往往是人们正为某一场会而心潮澎湃时,广播里又传来领袖的某段最新指示,于是又是一轮高潮。用钟跃民的话说,就是:反正不让你闲着。

夜幕降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上,群众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喧闹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到处是举着红旗和毛泽东画像的游行队伍,人们胸前佩戴着硕大的毛泽东像章,激动的脸上热泪纵横。

路灯柱上的喇叭里传来女播音员兴奋的、充满激情的声音:“革命同志们、革命战友们,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

雄壮激昂的“文革”歌曲被不知疲倦地,甚至有些像吵架似的高唱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

人们的激情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不夜城……

钟跃民、袁军一伙人百无聊赖地在大街上闲逛,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静静地注视着喧闹的人群。他们认为自己是解甲归田的老战士,以前的革命活动已经成了光荣的历史。1966年他们战斗过、激情澎湃过,现在该轮到下一代人接过他们手中的枪去战斗了。他们要做的是闲暇时给刚参加革命的后生们上上革命传统课,让他们保持革命的激情。

喇叭里一遍遍传来女播音员的声音:“最新指示,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钟跃民模仿女播音员的口气对着游行的队伍吟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革命的战友们,请踏着我们的足迹,前进吧!”

袁军把烟头一扔:“国家大事轮得上咱们关心吗?一关心准他妈出麻烦,‘八一八’那会儿咱够关心的吧,我他妈当时就跟个傻逼似的,扎一破武装带,戴一破箍儿,事儿事儿的,又是‘破四旧’又是抄家的,跟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似的,干起革命来那真是一溜儿小跑,唯恐耽误了革命工作,你说那会儿咱是不是有病?”

郑桐点点头:“我他妈更是有病,那次抄一个资本家的家,哥们儿屁颠屁颠地去看热闹,又是喊口号又是朝那老家伙扔砖头的,人家红卫兵抬抄家物资,我也上去搭把手,溜溜儿地干了一上午,饿了人家也不管饭。哥们儿心说,该回家吃饭了,吃完饭再回来革命。等我中午一回家,当时傻眼了,不知哪儿来的一帮哥们儿把我家也抄了,我爸正撅着腚挨斗呢。”

袁军大笑起来:“你丫活该,谁让你假积极。”

钟跃民发着牢骚:“我算是想明白了,政治这东西可不好玩儿,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玩进去了,1966年那会儿咱革命小将名声多响?捧得咱们自己都找不着北了,可咱那热乎劲还没过去,操,风头又变了,‘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得,咱又稀里糊涂成了犯错误的人,还没醒过味儿来呢,我爸又被揪出来了,我又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跃民,你丫知足吧,你爸虽说被隔离了,可好歹没抄你们家,你还大爷似的住在家里;郑桐他爸虽说被隔离了,可他妈没事,好歹还有份工资;就咱哥们儿惨,我爹妈全进去了不说,家也给封了,我这儿跟谁说理去?”袁军也越想越生气。

“现在又是什么运动?”钟跃民漫不经心地问。

“说是清理阶级队伍,还他妈清呢,够干净的啦,阶级敌人早被清光了,走资派也被清进去了,再清就剩下搞破鞋的啦。”

这时,张海洋带着一伙人匆匆赶来:“跃民,你们这边有动静吗?”

“没有,小浑蛋只要露面,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袁军提出建议:“咱们这么多人也别闲着呀,飞几顶帽子,顺手再闹几个像章。”

张海洋笑道:“你小子真是贼不走空。”

钟跃民一伙干坏事的时候喜欢起着哄地干,他们不大在乎抢了什么,他们喜欢这种抢劫的过程。既然有人提议,大家便没有否决的道理,于是一窝蜂地转入一条僻静的小街,这里是理想的设伏地点。

这时群众的游行队伍已经解散,几个中学生正有说有笑地结伴回家,他们胸前佩戴着直径10厘米的硕大像章,十分醒目。

袁军迎着中学生们走来,他故意猛撞一个中学生,中学生被撞得后退了两步。

袁军骂道:“你他妈眼瞎啦,往哪儿撞?”

中学生们愤怒起来,纷纷围住袁军讲理。

钟跃民、张海洋一伙一拥而上,起着哄地说:“干吗,干吗,欺负人是怎么着?”他们推推搡搡,连踢带打,中学生们被弄得不知所措,混乱中几个中学生的帽子不翼而飞,胸前的像章也被拽走。钟跃民等人得手后,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被洗劫的中学生在无助地痛哭,他们后悔走了这条小街,这回真碰上流氓了……

钟跃民一伙人得手后,还没来得及得意,郑桐突然拔腿狂奔,剩下的人反应都不差,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刻作鸟兽散,至于为什么跑,大家谁也不知道,既然郑桐先跑了,那肯定是有危险,不跑还等什么?

这一跑,这个团伙就散了,结果两边都出了事。

郑桐和袁军气喘吁吁地跑到另一条街道的十字路口,他们坐在一座楼前的台阶上喘着粗气,袁军已经喘不上气来:“刚才你跑什么?”

“我看见两个穿藏蓝衣服的人,好像是警察。”郑桐回答。

袁军不满地质问:“你他妈看清楚了吗?”

“废话,等看清楚了就晚啦。”

“我刚看上了一个妞儿,还没来得及搭话,只见你丫突然像野驴一样狂奔起来,我连想也没想,就跟你跑起来。”袁军惋惜地说。

郑桐回骂:“去你大爷的,你丫才是野驴呢,我那叫机警,你学着点儿吧。多少次了,只要跟着我,总是化险为夷。”

袁军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眼睛睁得大大的:“哟,那妞儿过来啦。”

“什么妞儿?”

“就是我刚才瞄上的那个妞儿,还没搭话呢,就让你丫给搅了。”袁军紧紧盯着马路对面。

郑桐这才发现一个女中学生正从路口横过马路,两人连忙追过去。

袁军边跑边叫:“喂,女同学,你等一下。”

女中学生停下脚步。

“跟你打听一下路,去市府大楼怎么走?”袁军笑容满面地问。

女中学生耐心地告诉袁军应走的路线。

袁军作感激状:“谢谢,谢谢,真是遇上好人了,刚才我问谁谁都说不知道,如今的社会风气怎么这样?”

“别客气。”

“咦?我怎么看你挺眼熟的,咱们好像见过。”

女中学生笑笑:“不可能吧?”

“肯定是见过,你小时候在哪个幼儿园?”

“我?我在育红路幼儿园。”

袁军喜道:“这就对了吧?我也是那个幼儿园的,我说怎么看你眼熟。你还记得吗?那时你上小班,我在大班,咱们还一起玩过老鹰抓小鸡呢。哎呀,一晃多少年过去啦,光阴似箭啊,真令人感慨。”

“可我好像没有见过你。”

“那你可能是记不清了,那时你还太小,我已经开始懂事了,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咱们那张园长你还有印象吗?”袁军耐心地启发着。

“我不记得有什么张园长,当时的园长姓黄。”

“那是后来调去的,黄园长来时我正好该上小学了。对啦,你叫什么名字?”

“你……有必要知道我的名字吗?”女中学生警惕起来。

袁军感慨道:“咱们好歹也算是同学吧?青梅竹马一场,这就是缘分。我这个人喜欢随缘,要是我今天不向你问路,咱俩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我偏偏就遇到了你,怎么会这样巧呢?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你要是没什么事,我该走了。”女中学生拔腿就走。

郑桐在一边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袁军追着她:“别走啊同学,好不容易见了面,也该好好叙叙旧,回忆一下幸福的童年。唉,如今这年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这样冷漠,这样戒备重重?”

“你不要缠着我,再这样我要喊人了。”女孩子终于忍不住了。

郑桐笑嘻嘻地劝道:“算了吧袁军,咱走吧,这傻妞儿有点儿缺心眼儿,你理她干什么?”

“郑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也太没礼貌了,告诉你郑桐,你要再用这种无礼的腔调说我童年的伙伴,我可跟你急啊。”

郑桐摇着头叹道:“得啦,你丫没戏,歇会儿好不好,怎么跟真的似的?”

也该袁军和郑桐倒霉,正说着,前边就来了两个警察。那两个警察推着自行车走过路口,一眼就发现情况,因为袁军和郑桐的样子绝对不像好人。袁军没发现警察,他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逐着女中学生,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郑桐一脸坏笑地跟在后面。

警察们马上心知肚明地走了过来。等郑桐发现了警察时,已经晚了,他已来不及通知袁军了。

袁军还在浑然不觉地说着:“哎,同学,你家住在哪儿?我送送你,一个女孩子深夜在大街上一个人走,实在是太危险。这年头儿坏人太多,一不留神就让他们占了便宜,你别怕,这儿有我呢。”

“我怕的就是你,你别跟着我好吗?”

“你千万别客气,我反正也没事,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说着,他突然僵住了。

两个警察站在他前面,正带着嘲讽的表情看着他。

“说呀,怎么不说啦?你这小嘴儿挺能白话的。我听了一会儿了。”一个高个子警察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说。

袁军勉强笑笑:“你好,警察同志,这么晚还在值勤?真辛苦,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矮个子警察拦住袁军:“哪儿去呀,我让你走了吗?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袁军若无其事道:“没事儿,碰上个同学,好多年没见了,我送送她,夜里街上挺不安全的。”

“这么说你是在学雷锋呢,是不是?”

女中学生叫了起来:“警察同志,我不认识这两个人,他们一直在纠缠我。”

“听见没有?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你就别废话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郑桐见势不好忙装好人:“袁军,到那儿跟警察同志好好解释一下,态度要好点儿,可别跟人家吵啊,完了事就早点儿回家。”他扭身要走。

高个子警察吼了起来:“你往哪儿走?给我站住,跟我们走。”

郑桐连忙解释:“哎哟,警察同志,这有我什么事?我不过是在一旁看看热闹,看热闹也犯错误吗?”

“少废话,深更半夜的在大街上看什么热闹?你们是一伙的,看你们就不像好人,走……”

钟跃民和张海洋也没有想到,这回该小浑蛋伏击他们了,他就藏在离他们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一直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今天是该了结的时候了,不过,他要各个击破。

刚才大家一阵乱跑,把钟跃民等人冲散,郑桐和袁军不见了踪影。钟跃民不住地四处张望着:“嗯?这帮孙子,怎么一个都找不着啦?”

张海洋打了个哈欠:“算啦,肯定都回家了,咱们也走吧,我有点儿困了。”

于是两个人分了手,钟跃民向前直行,张海洋拐向另外一条街。

张海洋想起自己的自行车还放在长安街的礼士路口,于是他快步向礼士路口走去。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散去,街上静悄悄的,迎面走来一个中等个子的青年,他戴着一顶放下护耳的皮帽,脸上严严实实蒙着口罩,双手插在裤兜里,似乎是在散步。这个人没有引起张海洋的注意。就在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人突然一扬手,张海洋霎时感到腹部像是插进了一根烧红的铁条,火烧火燎的,他痛楚地叫了一声,下意识地用双手捂住小腹,冷汗从额头上慢慢浸出……

那人慢慢摘下口罩冷笑道:“还认识吗?”

张海洋认出了小浑蛋,他捂住腹部靠在一棵树上,鲜血从指缝里渗出,伤口的剧痛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张海洋,你服不服?”小浑蛋晃着刀子冷冷地问。

“去你妈的,不服。”张海洋忍住疼痛咬牙骂道。

“你倒算条汉子,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不杀你吗?告诉你,那天你和钟跃民去找我,没有带警察,就为了这个,我不杀你。”

“小浑蛋,你我的事没完……”

“好啊,我等着你。”小浑蛋转身走了。

张海洋的身体顺着树干慢慢滑落到地上。

袁军和郑桐被两个警察押进派出所,他们被分别带进两间屋子受审讯。

郑桐向警察耐心地作着解释,他和袁军是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那个女的是袁军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多年没见了,他当时挺激动的,要和那女的叙叙旧,就是这么回事。

高个子警察说:“胡说八道,人家根本不认识他。”

郑桐很诚恳地说:“警察同志,我觉得这件事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那女的已经不记得他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袁军认错了人。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可能都不是我们进来的理由,尤其是我,我招谁惹谁了?其实当时袁军提出要送送那女的,我就不同意,这年头儿谁管谁呀?大老远的,我们送了她,谁送我们回家?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

高个子警察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瞧你把自己夸的,你们还怕碰上坏人?我看连坏人都得躲着你们走,你先说说你的姓名、学校、住址……”

袁军在另一间屋里被勒令蹲在地上,他还不大习惯这种有损尊严的方式,刚叫了一声“警察叔叔”,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矮个子警察撅回来:“你先打住,这儿没你叔叔,我也有不起你这种侄子,你就老实交代刚才耍流氓的问题吧。”

“刚才我可能是认错人了,那女的特像我幼儿园时的小朋友,这我得承认,当年我是和那小朋友挺好的,也算是早恋吧,我知道早恋不对……”

“嗯,编,你就编吧,我看看你还要编出点儿什么故事?照你的意思,你6岁之前在幼儿园里就和小朋友谈上恋爱了?还在幼儿园里出演了一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下面呢?接着编,反正我今天值夜班,闲着也是闲着,听听故事也不错。”

“您要不信我就不说了,我认为今天的事是个误会,那女的也挺没劲的,就算我认错了人,也不能因此就认定我是坏人。我也是出于好心,怕她走夜路不安全,要送送她,可她反过来竟认为我是坏人,这真使我寒心,我真不知道以后我还该不该去学雷锋做好事。您说,当年雷锋同志冒雨走了二十多里地,把老大娘送回家,等到了家,老大娘翻了脸,硬说雷锋同志是坏人,那雷锋同志心里会怎么想?肯定挺寒心的,您说是不是?”

“你少往一块儿扯,人家雷锋是送七十多岁的老大娘,你呢?专门往人家大姑娘那儿凑,你是什么动机?”

“您这话说得就不对了,我得给您提点儿意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住嘴!你少给我背毛主席语录,你就给我好好交代一下,这类事你干过多少次,你还干过些什么违法的事?”

郑桐在另一间屋子里侃侃而谈:“袁军这个人,基本上还算是个不错的同志,他的缺点就是不大爱学习,为这点我没少帮助过他。我曾苦口婆心地对他说,‘袁军呀,你可千万不能放松政治学习啊,资产阶级思想是无孔不入的,你一不留神它就要出来作怪,长此以往,你就要犯错误……’”

高个子警察似乎懒得说废话,他只是一声不吭地拉开抽屉,拿出手铐拍在桌上。

郑桐知趣地住了嘴。

“你要是再跟我胡扯,我就拘留你……”高个子警察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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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钟跃民得知张海洋受重伤的消息时,已经是半夜了,他放下电话,连忙赶到医院。张海洋的手术正在进行,手术室外,李援朝、杜卫东、地雷等十几个人在焦急地等候。大家在咬牙切齿地议论着。

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主刀医生疲惫地走出手术室,李援朝等人围上去,紧张地询问张海洋的伤情。

主刀医生五十多岁,看样子像是个主任医师,他摘下口罩说:“现在没有危险了,刚送来时伤势很严重,膀胱都被刺穿了,失血过多,人已经休克,幸亏抢救及时,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就危险了。”

李援朝等人算是放下心来。

医生打量着他们:“我有话要问你们,你们都是学生吗?”

钟跃民回答:“就算是吧。”

医生叹了口气:“这个星期我已经做过两个这样的手术了,都是打架斗殴造成的外伤,星期一送来的那个孩子才16岁,竟然被人用斧子砍断了胳膊。我不明白,这年月究竟是怎么啦?你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怎么都像疯了一样?打起架来一个比一个心毒手狠,动刀子还不算,一出手就往要害处扎。我当医生二十多年了,以前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请告诉我,是什么人这样下得去手?”

李援朝玩世不恭地笑道:“这个嘛,当然是阶级敌人了,报纸上不是常说,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失败,会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吗。”

钟跃民一脸正色:“大夫,您放心,革命者是吓不倒的。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就又继续前进了。”

“对,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呀,大夫。”

医生努力控制着情绪:“好了好了,年轻人,不要这么油嘴滑舌,我看你们也不是什么好学生,你们的书包里放的是什么,不会是课本吧?我听说现在的年轻人出门都带着菜刀,是不是这样,你们可以打开书包让我看看吗?”

钟跃民油滑地耍着贫嘴:“大夫,我们是战士,战士怎么能没有武器呢,没有武器怎能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李援朝又变了一副面孔严肃地说:“医生同志,您刚才说您当医生已经二十多年了,是这样吗?”

“当然,我是1947年开始当住院医生的,到现在已经21年了。”

李援朝嘲讽道:“哟,1947年还是旧社会呢,您那时候就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了,资格可够老的。”

医生愤怒了:“什么意思?”

李援朝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年知识分子,怎么能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呢?你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了,要加强政治学习呀。既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身上难免要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一旦放松了思想改造,就会滑入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

“医生同志,你要猛省,你要三思啊。”杜卫东在一边添油加醋。

钟跃民也跟着起哄:“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地雷带着一脸坏笑道:“我们要在你的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同志啊,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吧,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你……’”

医生被气得浑身哆嗦:“我……我看你们不是学生,简直是一群……小流氓。”

钟跃民等人像是受到什么夸奖,得意地大笑起来。

钟跃民向医生作了个邀请的姿势:“多么崇高的称号啊,我们接受你的申请,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同志啦。”

医生破口大骂:“滚……滚……”

郑桐和袁军在派出所里写了一夜的检查,第二天早晨才被放回来。两人一夜没睡觉,打着哈欠来找钟跃民,正巧碰见周晓白和罗芸坐在钟跃民家的客厅里聊天,她们正在听钟跃民讲张海洋受伤的事。

郑桐把昨天晚上被抓进派出所的事和大家一讲,钟跃民、周晓白和罗芸都大笑起来,大家终于找到话题,开始奚落起袁军,袁军显得臊眉耷眼的。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袁军,其实我特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也就是一时眼花了,把那傻妞儿当成了心中的女神,你当时肯定怀着一种特纯情、特神圣的感情,是不是?”

袁军一脸的无辜:“哥们儿不是闲得慌,逗逗闷子嘛。”

郑桐嘲笑道:“袁军当时真是走了眼了,其实那傻妞儿长得不怎么样,长脖子、小短腿儿,跟恐龙似的,也不知怎么回事,到了袁军眼里就成仙女了。我看不过去劝了他两句,这孙子就像中了邪似的,还要跟我翻脸。”

周晓白道:“活该!是该让公安局好好收拾一下你这种人,见着女孩子就像疯狗一样追上去,什么毛病?”

袁军不爱听了:“晓白,你这就不对了,我这手儿都是跟钟跃民学的,你怎么不说他?这分明是一种袒护,不能因为你和钟跃民好,钟跃民就因此成了好人。如果说我们这是个流氓团伙,那钟跃民就是流氓头子。你看,连你这样纯洁的女孩子都被他拉下了水。”

周晓白一仰头:“钟跃民当然不是好东西,可他还是有自己的优点,比如他追女孩子就比你有策略,哪像你,一见了女孩子就两眼发直,一脸坏笑地凑上去。”

郑桐一拍大腿,积极检举揭发:“你说得太对了,他当时就这模样,把我都吓着了,人家妞儿能不害怕吗?他还口口声声说,‘别怕,有我呢’,你猜人家妞儿说什么?她说,‘我怕的就是你’。”

众人大笑起来。

郑桐总结道:“主要是他的方法太拙劣,缺乏创造性,关于认幼儿园小朋友的借口不过是拾钟跃民的牙慧,而且这是着儿险棋,不能轻易用的。袁军可好,真敢往上撞,一口咬定和人家玩过老鹰抓小鸡,说他现在像老鹰还差不多,一见了小妞儿两眼就放绿光,可当时他还不到6岁,顶多就是个秃尾巴鹌鹑,连毛还没长出来。”

周晓白一把拉过钟跃民:“跃民,郑桐无意中揭发了你以前的劣迹,这种和幼儿园小朋友久别重逢的故事你曾经上演过几场?”

钟跃民连忙笑着岔开话题:“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我这儿来啦?周晓白同志,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咱们现在在过组织生活,主要议题是帮助袁军同志认识错误。袁军,你这次犯的错误很严重,你要端正态度,深刻反省自己。”

“我他妈犯什么错误了,不就是学雷锋做好事了吗?之所以闹出这种误会,完全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太坏,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关爱。”袁军狡辩着。

周晓白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钟跃民的劣迹:“现在不说袁军的问题,我对钟跃民编故事的才能很有兴趣,也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种版本,在我之前他用这种故事蒙骗了多少女孩子。”

大家一听来了精神,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揭发批判。郑桐首先发言:“尽管我和跃民是朋友,但我也是个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人,这是原则,我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对不起了,跃民,我得实话实说,在认识周晓白之前,跃民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欺骗女性。”

“光我看见的就达十几次之多,而我又不是天天跟着他,没看见的我也不能瞎说。”袁军揭发道。

罗芸笑着说:“跃民,你是得好好交代一下历史问题,我们不怕你历史上有污点,只要求讲清楚。”

周晓白启发着:“大家没有冤枉你吧?当然,你也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但一定要诚实。”

钟跃民摸着脑门,连连叹气:“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莫须有’,冤枉啊,我他妈平时见了母猪都不敢多看一眼……”

袁军喝道:“住嘴,不许你狡辩,态度放老实点儿。”

郑桐举起右臂高呼:“打倒钟跃民!钟跃民必须低头认罪!”

周晓白和罗芸笑作一团。

李奎勇和小浑蛋自从上次被钟跃民他们端了老窝以后,处境就很不妙了。他们无法再找到新的落脚点,只好在一个水泥构件厂的成品料场上暂时安身,他们晚上睡在一个直径1米的水泥管里,两人头对头躺着,身子下面铺着稻草,一有风吹草动,两人就拔出刀子紧张地环顾四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二十多天,实在是苦不堪言。

李奎勇真有些后悔和小浑蛋搅在一起,小浑蛋是那种干事不计后果的人,他认为自己命贱,从来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而且随时准备和任何人换命,这是典型的亡命徒心理。可李奎勇的情况和小浑蛋不一样,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还指着他呢。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垮了。李奎勇的心里很矛盾,他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愿意在朋友困难的时候抛弃他,也说不出口。他本能地感到,他和小浑蛋在跟一股强大的势力抗衡,他们根本不是对手,这是命里注定的。他真有些厌倦了,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呢?

前两天李奎勇的母亲病了,他用平板三轮车送母亲去医院,刚出胡同口就被李援朝等十几个人围住,几把锋利的匕首从前后顶在李奎勇的身上。

母亲被吓得直哆嗦,她惊恐地替儿子求情:“你们就饶了他吧,他可是老实孩子呀。”

李援朝哼了一声:“他老实,他是从老实人里挑出来的吧?”

李奎勇苦笑一声:“李援朝,这就没劲了吧?趁我带我妈看病的时候搞这种偷袭,这可有损你的名声。”

“我只问你一句话,小浑蛋在哪里?”

“这我可不能说。”

一个青年的刀子已经刺破了李奎勇脖子上的皮肤,一股鲜血流下来。

那青年露出凶相:“不说我插了你。”

李奎勇无所谓地说:“你随便。”

李援朝挥手制止住同伴:“你是个无名之辈,还不配和我叫板,插了你,丢份儿的是我,我李援朝丢不起那个人。”

“好啊,那我走了。”李奎勇转身要走。

李援朝面无表情地说:“你转告小浑蛋,他如果是条汉子,就3天以后上午10点到北展广场和我见面。如果不敢去,以后就滚出北京躲远点儿,也别再用‘小浑蛋’这个绰号,你听清楚了?”

“他要是敢来呢?”

李援朝阴沉地笑笑:“他要是有能耐从我手里再一次跑掉,从此以后我滚出北京。”

“好吧,我会转告他的。”

李援朝向手下人挥挥手:“放他走。”

李援朝约小浑蛋决斗的事转眼就传遍了京城的各大院,“老兵”的圈子里一时议论纷纷,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各大院的顽主们自然是各有各的想法。

钟跃民家的客厅这两天门庭若市,各路的朋友都来找他商量,其实他自己也没想好该怎么办,因为他无法预料这件事的结局,他和郑桐、袁军等人正在商量。

钟跃民认为,小浑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了名,他为了名声会在所不惜的。这小子虽然狡猾,却城府不深,基本上属于头脑简单的人,这种凭匹夫之勇一味蛮干的人,迟早会丢掉性命。

袁军不屑一顾地说:“他吃亏就吃在总是单枪匹马干事,咱们这么多人,收拾他还不容易?”

郑桐直截了当地提出:“跃民,这种事我不想参与,我觉得这次不同于以往打架,闹不好会出人命,最好咱们都不要参与。”

袁军一听也有些怵头:“要是小浑蛋去了,李援朝真敢干掉他吗?”

钟跃民想了想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这么多人,就算李援朝不想杀人,一旦动起手来,他未必控制得住。”

“跃民,这件事非同小可,咱们还是别参与了。”袁军也打退堂鼓了。

钟跃民感到很为难:“你们可以不去,我却不能不去,李援朝那儿,面子上不好交代。”

这时传来敲门声,郑桐去开门,谁知进来的竟是周晓白。

周晓白可能是跑得太急了,显得上气不接下气:“袁军、郑桐,实在对不起,我有重要的事想和钟跃民单独谈谈,可以吗?”

郑桐眨眨眼睛,话里有话地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回避一下?”

袁军开玩笑:“其实我们也不会碍你们的事,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把眼睛闭上就得了,何必要把我们赶走?”

周晓白急了:“我没和你们开玩笑,希望你们能尊重我。”

“好,好,我们走。袁军,你看见了吧?跃民也希望咱们走,一声都不吭,咱别在这儿碍眼啦。这回你知道什么叫重色轻友了吧?”郑桐没趣地说。

他俩走后,周晓白和钟跃民默默相对,钟跃民用目光询问着,但他始终不说话。周晓白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跃民,那件事我听说了,我希望你不要去,这次会出大事的,你要答应我。”

钟跃民沉默着。

“你说话呀,请你答应我。”

“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不要管。”钟跃民生硬地回答。

周晓白固执地说:“我偏要管,你必须答应我。”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因为……因为我……爱你。”

钟跃民浑身一震,僵住了。

周晓白从钟跃民身后轻轻抱住他,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钟跃民一动不动。

“跃民,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我……还以为你对我……仅仅是好感。”

周晓白温柔地说:“那天在颐和园,你吻了我,我拒绝你了吗?”

“没有。”

“这就对了,因为我爱你,要是心中没有爱,我会这样吗?”

钟跃民仔细看着周晓白,疑惑地问:“你怎么会爱上我这样的人?”

周晓白深深地叹息着:“说不清,我也说不清啊……”

郑桐和袁军被逐出钟跃民家,两人大为不满,骂骂咧咧地边走边数落钟跃民重色轻友。他们无处可去,便无所事事地坐在大院礼堂的台阶上抽烟。

袁军突然像发现什么好事似的欢呼起来:“哎哟,乐子来啦,看见没有?那儿呢,王主任他们家老三,快走,逮住丫的,别让他跑了。”

郑桐也立刻来了精神:“能让他跑了吗,打丫的。”

老三是革委会王主任的孩子,这时正穿过礼堂后面的小树林走上小道。这孩子是个先天弱智儿,成天傻乎乎的,鼻子下面永远拖着一条绿色的鼻涕。袁军和郑桐最喜欢欺负老三,老三的存在给他们寂寞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因此,他俩一见了老三就喜形于色。

袁军和郑桐冲过来假装亲热地搂住老三的脖子:“哎哟,老三,你可想死我们啦,这些天怎么找不着你啦?”

老三傻乎乎地说:“我爸不让我出门,怕有人欺负我。”

郑桐说:“谁敢欺负你,这不是活腻歪了吗?别怕,老三,有我们俩呢,谁和你有仇就和我们说,我们替你收拾他。”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我们俩要有仇人也跟你说,你替我们打丫的。”

老三又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打不过怎么办?”

“我们给你戳着,你只管上去就打,他要敢还手,我们就捶他。”郑桐豪气冲天地拍拍瘦弱的胸膛。

老三不相信地问:“你们真给我戳着?”

袁军笑道:“这还用说?你放心,咱们哥们儿谁跟谁。”

郑桐不怀好意地问:“老三啊,你爸和你妈最近还吵架吗?”

“这些天没吵架,怎么啦?”

郑桐作出推心置腹的表情:“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听见没有?打死也不能说。”

老三抹了一把鼻涕点点头:“嗯,打死我也不说。”

“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吗?这事是你爸不对,你爸是有老婆的人,可他瞒着你妈和总务科的那个大胖子女科长好,上次还让我们碰上啦,就在这儿,你爸搂着那大胖子,手还乱摸,你说说,你妈能不急吗?”

“真的?”

袁军说:“骗你是孙子,你想啊,你爸净搂着人家大胖子,你妈怎么办?这不就闲在家了吗,这叫守活寡,你懂不懂?”

“不懂。”

郑桐骂道:“你这个傻逼,怎么跟你说什么都不明白?我告诉你,你爸可是领导干部,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你愿意你爸犯错误吗?”

“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袁军怂恿道:“这好办,你再见到那个大胖子,上去就给她两个大耳刮子,告诉她,‘再勾引我爸我还抽你丫的’。”

老三犹豫着:“大胖子要是打我怎么办?”

袁军一瞪眼:“她敢,我们不是给你戳着吗。等你打完大胖子,再把这事和你妈汇报汇报,你妈准夸你。”

老三点点头,擦了一下鼻涕。

郑桐叮嘱道:“记住,打完以后才能和你妈说,你可别先说。”

“嗯,打完以后再说。”

郑桐照老三屁股上踹了一脚:“你去吧,我们等你。”

老三走了。

郑桐和袁军乐得一头栽进草丛……

在钟跃民家,周晓白依偎在钟跃民身上,她歪头盯着钟跃民说:“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流氓,还特别无赖。”

“那后来怎么转变了看法?”

“后来我发现你还不是那么坏,只不过是故意装坏,有时还坏得挺可爱的。你知道吗?那天你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真把我听呆了。我想,一个对音乐这样敏感的人,肯定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大概从那天起,我对你就有了份牵挂。”

“晓白,你有了牵挂,我就惨了,平白无故冒出个管我的人。”

“我管你怎么啦?我就要管你,谁让你招我了?人家好好地在那儿滑冰,你非要纠缠,现在后悔了吧?”

“后悔倒没有,可是……你们女的是不是特别热衷于对别人指指点点?”

周晓白认真地说:“你说错了,我没兴趣管别人,我只想阻止你去参与打架。我真不明白,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男孩子,怎么会热衷于打架斗殴?”

钟跃民笑笑:“袁军不是说我是个带着菜刀的诗人吗,没错,他说得对。”

周晓白轻轻抚摩着他的手:“跃民,你答应我了?”

“答应什么?”

“那件事不要去,行吗?”

“不行,我一定要去。”钟跃民突然变得强硬起来。

周晓白央求着:“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钟跃民郑重其事道:“晓白,我答应你这件事完了以后,我再也不打架了,但这次我必须去。”

周晓白发了脾气:“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位置?现在请你选择一下,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你那些狐朋狗友?”

“你让我为难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也不能抛弃朋友。”

“好,钟跃民,你听好,从现在起,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我走了。”周晓白转身欲走。

“你站住。”钟跃民低吼道。

周晓白停住脚步。

“周晓白,你也给我听好,我钟跃民从来不受人要挟,你这套小姐脾气最好别在我这儿使……”钟跃民把一个杯子狠狠摔在地上。

周晓白的眼泪滚滚而下,她头也不回,径直走了出去。

周晓白在大院门口碰到了刚刚搞完恶作剧的袁军和郑桐,她理也没理就抹着眼泪跑开了,搞得两人一头雾水。

“这妞儿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跃民……”袁军猜测着。

钟跃民阴沉着脸给他们开了门。

袁军笑嘻嘻地说:“我看见周晓白抹着眼泪走的,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图谋不轨把人家得罪了?”

郑桐也坏笑着问:“跟人家动手动脚来着,得手了吗?”

袁军语重心长地说:“哥们儿,你太性急啦。”

钟跃民很烦躁:“我告诉你们,以后谁再和我开这种玩笑,可别怪我翻脸啊。”

“你看,你看,说着说着就急了,真没劲。”

钟跃民脸色阴沉得吓人:“袁军、郑桐,我有点儿不好的预感,这次恐怕要出大事,你们都别去了。”

“那你也别去,咱们都不去。”

“我得去,不然李援朝那儿没法交代。还有,我最不放心的是李奎勇,虽然我和他已经翻了脸,可一想到他可能要为此送命,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不管。”钟跃民义无反顾地下了决心。

“跃民,你可千万要留神,但愿别出什么事。”郑桐忧心忡忡地说。

李奎勇怎么也忘不了他和小浑蛋度过的最后一夜。那天晚上,小浑蛋神态自若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李奎勇和他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奎勇认为这次和李援朝会面肯定凶多吉少,他建议小浑蛋不要去赴约。而小浑蛋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老兵”没有几个敢玩命的,从来都是咋呼得响,一到动真格的时候,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李援朝也是个练嘴的,就他那个熊样儿,还真不信他敢杀人。

小浑蛋说:“奎勇,我和李援朝的事该有个了断了,这么拖下去咱们拖不起,害得你连家也不敢回。我希望能和李援朝单练一场,不管是谁输了,就说和算了,世上的事再大也有个完的时候。”

李奎勇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你怎么知道李援朝不敢杀你?再说了,他也不会和你单练,他靠的是人多势众,犯得上他亲自出手吗?这些‘老兵’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他们就算不敢杀你也要弄残了你,何况公安局也在通缉你,‘老兵’放过你,公安局也饶不了你,我看你还是到外地躲一阵吧。”

小浑蛋摇摇头:“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和李援朝都没有退路了,我们谁也栽不起这个面子,早晚要正面交手一场,明天是死是活,我只有奉陪到底了。奎勇,你要是怕事,明天就别去。”

李奎勇最怕别人说他胆小怕事,他暴怒起来:“你别说了,明天我陪你就是了,不就是个李援朝吗,他又不是三头六臂,谁怕谁呀?”

李奎勇只记得,那天夜里四周静得出奇,连往常喧闹的蛙鸣声也听不见了,小浑蛋似乎睡得并不好,李奎勇半夜一觉醒来,还发现小浑蛋在不停地翻身……

那天晚上,郑桐和袁军对即将发生的血案毫无预感,他俩一心一意地要把白天的恶作剧玩完,此时他们正伏在一个亮着灯的窗户下,捂着嘴乐得上气不接下气。

窗户里传来瓷器破碎的声音,王主任的声音有些气急败坏:“你这个浑蛋东西,你说,你为什么打胖阿姨?”

屋子里传来啪啪打耳光的声音,老三大声地哭起来。

一个音调极高的女声嚷道:“你打孩子干什么?是丑事败露了气急败坏吧?”

“你胡说八道,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是清白的……”

“算了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从来就是吃着碗里瞅着锅里,你说你,找个谁不行,非找那个猪八戒,是个女人就比她苗条,你倒是不择食,什么猪不叼狗不啃的东西你都要沾上一把……”

王主任勃然大怒:“你他妈放屁……”

屋里传来打耳光的声音。

“姓王的,你敢打我?还反了你啦!你打,你打,今天老娘豁出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屋子里打作一团。

郑桐和袁军捂着嘴,跌跌撞撞地消失在黑暗中。

那天夜里,钟跃民也没有睡好,他先是做噩梦,梦见李奎勇浑身是血地站在他面前,两人相顾无言,突然,李奎勇一头栽倒在地上……他的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无助地围着他的尸体痛哭……钟跃民从噩梦中惊醒,他的心狂跳不已,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嘴里喃喃自语道:“奎勇,我求你了行不行?明天千万别去呀……”

李援朝带着两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广场上,他今天特地穿了一身白色的柞蚕丝军装,显得风度翩翩。他神态自若地点燃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向四周巡视。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显得很平静,行人匆匆走过,看不出丝毫异常,一辆15路公共汽车从广场前开过,向西拐进了动物园总站。两个佩戴北京卫戍区值勤袖章的武装士兵从广场前走过,他们在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能料到,一场震动京城的血案马上就要发生了……

钟跃民昨天夜里没睡好,早晨醒时已经是上午9点40分了,他火烧火燎地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谁知刚骑到百万庄路口,刺斜里冲过一辆自行车径直向他撞过来,钟跃民没提防,被撞倒在地上。他不禁大怒:“谁他妈这么不长眼,活得不耐烦啦?”他怒骂着从地上爬起来,正准备一记耳光扇过去,突然愣住了,原来是周晓白正笑吟吟地看着他。钟跃民明白了周晓白的用意,他恼怒地推起自行车要走,周晓白一把抓住钟跃民的自行车不松手,两人僵持不下。

钟跃民爆发了:“周晓白,你松手,你是我什么人?非要管我的事。”

周晓白毫不示弱地说:“我是你女朋友,我就要管。”

“你管不着,滚开……”

周晓白哀求道:“除非你打死我,否则我死也不松手,跃民,我求你了。”

钟跃民拿起挂在车把上的弹簧锁,威胁着:“你再不松开,我要砸了。”

“你打,你打,你要下得了手就打吧。”周晓白耍起赖。

钟跃民举起弹簧锁作威胁状,周晓白却轻轻闭上眼睛。钟跃民无可奈何地放下车锁……

此时小浑蛋和李奎勇正并排一步一步地走进北展广场。

李援朝毫无表情地注视着小浑蛋,用打火机点燃了嘴上的香烟。

小浑蛋和李援朝相隔几米远站住,两人静静地对视着。气氛越来越紧张,空气也仿佛停止了流动。广场附近的几条街道上,突然出现了很多穿军装的身影,这些身影正在无声地向这里聚拢过来,慢慢形成一个包围圈。

小浑蛋平静地说:“李援朝,我来了,你我今天来个了断吧。”

李援朝把烟头一扔:“我还以为你会带着帮手来,怎么,就你们两个?”

“本来我想一个人来会会你,可我这朋友非要陪我来,这样也好,让奎勇当个证人吧,你我的恩怨不关他的事。”

李援朝轻声说道:“既然来了,恐怕就谁也走不了啦。”

小浑蛋面无惧色:“李援朝,你要是条汉子,就和我一对一地单练,让别的人都让开。”

李援朝冷笑着摇了摇头:“我们这些人不太喜欢逞匹夫之勇,那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小浑蛋,你害怕了?”

“我要是怕就不来了。告诉你,要是你今天把我杀了,也就算了,要是给我留口气儿,下次我杀你。”

李援朝脸色骤变,地雷在人群中大喊:“援朝,别和他废话,大家上啊……”“老兵”早已红了眼,纷纷亮出刀子,围了上来。

小浑蛋拔出刀子向李援朝扑过去,李援朝后退几步,身旁的同伴们护住他。

小浑蛋和李奎勇背靠背持刀向外,摆出拼命的架势,地雷等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持刀一步步向前逼近。

此时,在离这里约两条街的百万庄路口,钟跃民和周晓白还在僵持。

钟跃民无可奈何,又心急如焚。他口气缓和下来:“晓白,你松手,别耽误了我的大事。”

周晓白急得快要哭了:“跃民,我求你别去,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钟跃民气急败坏地使劲掰周晓白紧抓自行车的手,周晓白低头在钟跃民的手上咬了一口,他疼得缩回了手。钟跃民真急了,他顾不了许多了,拿起弹簧锁在周晓白的手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周晓白疼得叫了起来,她下意识地缩回了手。钟跃民骑上车就跑,周晓白一把没抓住,钟跃民跑远了。

周晓白绝望地大哭起来:“钟跃民,你这个浑蛋……”

广场上,血腥的格斗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小浑蛋和李奎勇挥舞着刀子企图夺路而走,李援朝等人哪里肯放过,他们一窝蜂追过马路。

小浑蛋和李奎勇刚刚冲过马路又被一伙人迎头截住,两人左突右冲,作困兽之斗。

身中数刀的小浑蛋还在用手中的刀子进行反击,他浑身是血,步履踉跄,渐渐体力不支……

李奎勇的腹部也挨了一刀,他捂住腹部流出来的肠子跌跌撞撞地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刀光一闪,他的肩部又被砍了一刀,鲜血涌了出来……

小浑蛋不断被刺中,他徒劳地挥舞着手中的刀。

李奎勇的视野中天旋地转,展览馆塔尖的天幕背景变成了一片血红色……失去气力的小浑蛋不断被刺中,追杀者一刀一刀凶狠地刺向小浑蛋,他的身体在刀光中剧烈地痉挛着,最终颓然倒下。

李奎勇还在跌跌撞撞地跑,几个追杀者紧追不舍。这时钟跃民骑着自行车赶到,他声嘶力竭地喊:“奎勇,我是钟跃民,快往我车上跳……”

李奎勇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蹿上钟跃民的自行车后架,脑袋无力地伏在钟跃民背上。钟跃民拼命蹬着自行车逃避着追杀者,一个追杀者将手中的菜刀向钟跃民掷去,菜刀在空中翻滚着,从钟跃民头上掠过……他终于载着李奎勇逃远了。

李援朝手下的人杀红了眼,纷纷推起自行车要追,李援朝挥手制止住他们:“你们看清了,那是钟跃民……”

钟跃民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了一部电话,他的手哆嗦得厉害,手指半天也插不进拨号盘的孔里,电话里终于传来周晓白的声音:“喂,哪一位?”

“晓白,是我,你听我说……”钟跃民语无伦次地说。电话被挂断了,话筒里传来蜂鸣音。

钟跃民固执地重新拨动电话号盘。

“晓白,你千万别挂,我有急事要请你帮忙……”

话筒里没有声音,周晓白在沉默。

“晓白,你在听吗?”

周晓白平静地说:“你说吧。”

“我在医院里,我的朋友受了重伤,正在抢救,我需要钱,你能借我点儿钱吗?我一定会还你的,求你帮帮我,求你了。”

周晓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马上去。”

钟跃民如释重负地坐下。

1968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血案,震动了京城所有的顽主。以往顽主们都把打架斗殴当作一项时髦的活动,很少打出人命来,即使偶尔出现死亡事件也属于失手造成的,顽主们的主观意识中没有杀人的动机,而李援朝策划的这场血案,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案。事后经法医检查,小浑蛋身中几十刀,当场毙命。李奎勇受重伤,胸部中刀造成血气胸,腹部被刺穿,肠子等内脏流出体外,如果不是抢救及时,也难逃一死。尽管小浑蛋恶贯满盈,血债累累,但毕竟是人命关天,于是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李援朝等数十人被捕。别看这些“老兵”平时狂妄骄横,但没几个人有进监狱的经验,一旦面对经验丰富的预审员,没有几个能扛住的,于是纷纷互相揭发,越咬事情越多,又导致了很多人被捕。京城的“老兵”一时噤若寒蝉,有的人逃往外地躲难,有的干脆金盆洗手重新当起乖孩子。

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也受到公安局的注意,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正在客厅里交谈,这时两个警察上门了。

警察仔细询问了他们的名字和住址后,又迅速地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说,听钟跃民和郑桐、袁军等人的名字一点儿也不陌生,虽然没见过他们,却早已如雷贯耳了,今天可是个机会,得好好谈谈。

郑桐和袁军一见警察进门本想借故逃走,没想到这两个警察很热情地挽留他们,两人无可奈何地坐下。郑桐的嘴甜,张嘴就叫“警察叔叔”,一个警察听得浑身不自在,连忙制止:“别,别叫我叔叔,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咱们还是拉开点距离好。”

郑桐一副老实孩子的表情:“行,那我可就没大没小、不讲礼貌了。警察同志,我们可都是老实孩子,从来没跟你们打过交道。对了,我好像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你们打过一次交道。”

警察注意地问:“嗯?一年级时,你犯什么事了?”

“是这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正巧碰见一个交通警察,我二话没说就把钱交给警察了,当时那个警察把我夸得直脸红,说我拾金不昧,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警察知道上了当:“行了行了,你不用再说了,咱们说正事吧。大概你们也听说了,这次北展广场上发生的杀人案已经牵扯了不少人。据有人揭发,你们都参与了这件事,我们今天来,就是为了核实这件事。”

袁军说:“警察同志,你可真高抬我了,我天生就胆儿小。不瞒您说,平时我见我爸和我妈打架都躲得远远的,我爸特别喜欢摔茶壶,我妈喜欢抄笤帚疙瘩,一开打我们家就鸡飞狗跳,真他妈的瘆得慌……”

钟跃民只要没什么把柄让人抓住,他向来是喜欢和警察耍贫嘴的,他神秘兮兮地说:“你们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几个都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好孩子。这些日子我们在等待分配,实在没有事情做,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们一商量,便成立了一个组织……”

一个警察马上注意起来:“嗯,成立了组织?好,就说说这件事,你们成立了什么组织?谁是头儿?”

钟跃民故作谦虚:“不好意思,他们选我当头儿,我也没有推辞,我们的组织叫‘扶老携幼志愿队’,专门站在大街上帮助老人和孩子过马路。我们的组织成立两个月来,大家都干得挺起劲,除了袁军同志有时发些牢骚,认为自己吃亏了,别的人表现还是不错的。当然,我们对袁军同志的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警察打断他的话:“钟跃民,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每天都在学雷锋做好事,是这样吧?这就怪了,据我了解,你们几个在这一带都是出了名的小流氓,打架斗殴、抢帽子、扒衣服,什么都干,不然,我找你们干吗,我总不至于是吃饱撑的吧?!”

郑桐插嘴道:“警察同志,你不能光听街道居委会那帮小脚儿侦缉队胡说八道,这些老娘们儿成天张家长李家短,纯粹是闲的,我们也不能堵住她们的嘴,只好由她们去说吧。”

一个警察仔细看看郑桐,说:“我看这里就你能说,小嘴儿挺好使嘛,那我问你,5日那天中午11点前后,你在干什么?请你详细地回忆一下。”

“那天我在家帮我妈做饭,后来我妈让我去买酱油,我买完酱油回来看见两个老头儿在墙根儿那儿下棋。也赖我嘴欠,给一个老头儿支招儿,一下就赢了,另一个老头儿不干了,非拽着我要跟我下一盘。我没办法,只好跟他下,后来我给老头儿来了个马后炮,老头儿的老将动不了窝儿了,老头儿就想悔棋。这时我不干了,和老头儿吵了起来,我说,‘您这么大岁数悔棋,好意思吗?就这样给我们年轻人做榜样……’”

警察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简单点儿,你是说那天中午你在和老头儿下棋,是不是?”

“对,第一局我赢了,那老头儿输急了眼,死活不让我走,我又连赢了他两局才回家,刚到家我妈就抄起锅铲要打我,说等我酱油等了两个多钟头……”

警察真烦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贫?你不用再说了,我问你,谁能证明你当时在下棋?”

“那老头儿啊,他能证明。”

“那老头儿住哪儿,叫什么?”

“哎哟,这我就不知道了,谁下棋之前还问问对方的姓名和住址?这不是有病吗?反正那老头儿经常在墙根儿那儿晒太阳,你要到那儿去等,也许能碰上。”

警察说:“行啦,你签字吧,我可警告你,你要是不说实话,一切后果自负。”

郑桐仔细看着谈话记录:“哟,您怎么净是错别字呀?‘支招儿’的‘招’字应该有个提手旁,您这是‘召唤’的‘召’,还有……您这字也太帅了点儿,我怎么不认识?跟阿拉伯文似的。”

警察火了:“你哪儿这么多废话?我警告你,再臭贫我就告你妨碍公务!”

钟跃民凑过来:“是不是该我说了?”

一个警察翻了翻笔记本说:“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据李援朝等人交代,那天你去晚了,等你到时,李奎勇已经受了重伤,他是蹿上你的自行车才免于一死,是这样吗?”

“这基本是事实,不过那天我可不是去打架的,我听说北展广场有人要打群架,我想去制止一下,结果碰上李奎勇,他往我车上一蹿,紧接着一把菜刀就擦着我头皮飞过去了,吓得我差点儿尿裤子。不过,这也算是救人一命吧,同志,这应该算见义勇为吧?你们公安局能送我一面锦旗吗?上面写八个字就行了——临危不惧,英雄本色……”

“你想什么呢,我们公安局送你锦旗?你倒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告诉你,我们今天是来找你核实情况,你要是有所隐瞒,我倒有可能送你一副手铐。在我们的调查结束之前,你们哪儿也不许去,要保证随叫随到,我们随时有可能找你们,听见没有?”

钟跃民点头哈腰道:“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党的政策我懂,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不是?”

两个警察站起来,合上笔记本。

袁军忽然觉得受了冷落,怎么没人理他?也太不拿他当回事了。

他殷勤地站起来说:“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没问我呢?我正想和你们汇报一下那天我在干什么。”

“那天你确实没去,这我们清楚。不过,袁军,你也不是只好鸟儿,我在审讯中多次听到你的名字,虽然你当天不在现场,但这件事与你也有牵连,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谈。总之,你们要保证随叫随到,要是找不到你们,就以畏罪潜逃论处,后果你们都清楚。”

郑桐问:“那我们的‘扶老携幼志愿队’怎么办?还让不让我们学雷锋了?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明明是出去做好事,却落个畏罪潜逃的恶名,你真让我们为难。”

“郑桐,你又臭贫是不是?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实话告诉你们,你们这几块料早在派出所挂上号了,什么坏事都少不了你们。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下次要是让我抓住什么证据,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那个年龄大一些的警察教训道:“你们不要满不在乎,这次的杀人案可是震惊全城了。李援朝的胆子也太大了,小浑蛋就算该杀,那也是政府的事。如果当时把他扭送到公安局,李援朝他们还会受奖励,可他们竟把小浑蛋杀了,这下性质就变了,你们好好想想,要从这件案子上吸取教训。”

钟跃民等人把两个警察送到门口,殷勤地告别:“真是人民的好警察啊,眼看着我们都到悬崖边上了,还不顾个人安危地探出身子要拉我们一把。多悬哪,弄不好没救成我们自己也掉下去了,真该好好感谢你们。你不知道,平时我爸说我都梗脖子,可今天你们这一席话,噌的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啦,语重心长啊,我心里暖融融的。我知道,党和人民是不会抛弃我们的。二位走好,我不送了,再见!再见……去你妈的,玩去吧。”

钟跃民关上门,三个人得意地大笑起来。

李奎勇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他睁开双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钟跃民,周晓白、袁军、郑桐站在病床边。

钟跃民握住他的手:“奎勇,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你昏迷整整一天一夜了,我真怕你醒不过来,你别说话,听我说。”

李奎勇微微点点头。

钟跃民轻声说:“你看,郑桐和袁军你都见过,这是周晓白,我的女朋友。”

周晓白向李奎勇点点头:“你好,请安心养伤,跃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会帮助你的。”

李奎勇点点头。

钟跃民见李奎勇脱离了危险,总算是放下心来,于是又开起了玩笑:“这次多亏了晓白,要不是她偷了她爸的钱,我们一时半会儿还真凑不够这么多钱交你的手术费。晓白真是高手,一出手就把她爸钱包给偷出来了。”

周晓白娇嗔道:“去你的,那是我爸放在抽屉里的钱,你说谁偷钱包?”

郑桐插嘴:“当然不能说是偷,多难听呀,应该叫‘顺’,这就顺耳多了。”

这几天,钟跃民想了很多,他想起他和李奎勇童年时的友谊,想自己为什么要整天打来打去的,像中了邪。他已经答应了周晓白,从此再也不参与这样的斗殴了,因为他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钟跃民握住李奎勇的手,他只说了句:“奎勇,咱们还是朋友,对不对?”

李奎勇点点头,用力握了握钟跃民的手,他的眼中闪出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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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是当个民兵土八路也没戏。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郑桐常常怀着比较阴暗的心理对钟跃民、袁军等人的处境幸灾乐祸,既然这些干部子弟都当不成兵,那他这“臭老九”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他俩骂骂咧咧地找到学校政工组要求解释,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一个办事员解释说:“你们应该知道,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钟跃民说:“党的政策不是不唯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

办事员嘲讽道:“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刘少奇以前也是革命干部呢。”

袁军大怒:“妈的,我爸爸19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革委会主任,1938年他在哪儿?”

钟跃民出言不逊:“大概正穿开裆裤呢。”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袁军肆无忌惮地骂起来。

办事员猛地站起:“袁军,你骂谁?”

袁军一拍桌子:“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也就是条狗,人五人六地坐这儿假充真神。”

钟跃民拉起袁军道:“别理他,这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办事员被气得直哆嗦:“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晓白和罗芸被批准入伍,马上就要走了,大家决定进行一次郊游。

钟跃民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云水洞,那时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钟跃民这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趣,这很有点像一次探险活动,听着怪刺激的,尤其是那个神秘的云水洞,经钟跃民添油加醋,周晓白几乎听傻了。按钟跃民的意思,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在山西太行山的某一处峭壁上,洞里有很多地下河流,钟跃民一口咬定他曾经在洞里横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如长江,他差点就淹死在里面。郑桐对目瞪口呆的周晓白和罗芸说,那是钟跃民在梦里横渡了那条大河,于是就给当成了真的。郑桐认为,梦境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能太当真,譬如钟跃民梦见他在抗旱浇麦子,等醒来以后也许会发现是自己在尿炕。

尽管大家对钟跃民的话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还是决定去一次,只不过周晓白打消了带游泳衣去横渡那条大河的打算。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几个年轻人像撒了欢的鸟儿,一路上追逐着、说笑着、吵闹着,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激情。郊区公路两旁排列着高大的钻天杨,阳光从杨树枝叶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犹如他们令人炫目的青春。

不过,到底是太年轻,才刚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的体力就挥洒得差不多了。

袁军身子趴在自行车上,吃力地骑着,气喘吁吁地问:“跃民,还有多远?”

“早着呢,这才到哪儿呀,再照着100里地蹬吧。”

罗芸惊呼上当:“晓白,跃民把咱们都骗了,那天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云水洞离北京不远,骑车一个小时就到了,现在咱们已经骑了一个半小时了,怎么还有一百多里?”

钟跃民一猫腰,加速冲到前面:“我是说过一个小时能到,可那是坐汽车,谁告诉你是骑车了?”

罗芸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她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路,于是抱怨道:“钟跃民,你这骗子,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我累得腿都要断了,我不去了。”

钟跃民却一脸坏笑:“悉听尊便,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过我警告你,这一带的农民兄弟比较贫困,四十大几的娶不上媳妇的人很多,你可要当心。”

袁军和郑桐也随声附和道:“你要是失踪了,我们肯定会到处找你,只怕等我们找到你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

“找到了也不好办,农民兄弟多不容易呀,这好比一个人饿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弄了半个窝头,刚吃了一口就让我们给抢走了,我们也实在不忍心。”

罗芸生气了,索性停下车不走了:“晓白,你走不走?你要不走我一个人回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钟跃民等人都停下车,赔着笑脸劝解:“哟,急啦?真不识逗,罗芸,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周晓白笑道:“罗芸,你还不知道这些家伙?你想想,狗嘴里能长出什么来?”

钟跃民说:“走吧,罗芸同志,我们大家都需要你,没有你大家会很痛苦的,就像航海者看不到灯塔,向日葵找不到阳光,干革命离开红宝书一样。”

罗芸被逗笑了:“钟跃民,你可真够反动的。”

郑桐鼓掌道:“行了,行了,列兵罗芸同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又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放心吧,罗芸同志,我们不会歧视你,你千万别背什么包袱。”

罗芸骑上车,恨恨地向周晓白抱怨:“晓白,我算是跟你上贼船了,他们欺负我,你也不管,你什么时候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了?”

“周晓白并没有和我们合穿一条裤子,她顶多是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这可是原则问题。”郑桐纠正着。

周晓白笑吟吟地说:“你们这些浑蛋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是要和钟跃民伙穿一条裤子,还要穿一辈子,气死你们。”

钟跃民把胳膊搭在周晓白的肩膀上:“那好,我要做一条能装两个人的裤子,裤腰留1.5米够吗?”

罗芸啐道:“越说越不要脸。晓白,你怎么总帮钟跃民说话?”

郑桐骑到罗芸身边,嘴上开始找便宜:“罗芸,我要是也做条裤腰1.5米的裤子,你愿意和我合穿吗?”

“滚,一边待着去……”

大家大笑起来,青山翠谷间留下他们青春的欢笑声……

房山云水洞是典型的石灰岩溶洞,属于喀斯特地貌,在北方地区比较罕见。洞内很安静,时时能听到滴水的声音,千奇百怪的钟乳岩和石笋构成各种奇异的造型,每一个造型都能让人浮想联翩。其实这类石灰岩溶洞算不上什么奇观,只要有石灰岩的地区都会出现这类溶洞,仅在中国就数不胜数。不过,当年的钟跃民、周晓白等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这个溶洞就已经足够引起他们惊叹了。

几支手电筒的光柱在洞顶来回扫动,大家看得啧啧称奇。

周晓白紧紧抓住钟跃民的手,身子依偎在他的身上:“跃民,我有点儿害怕,你可千万别离开我。”

罗芸摸着一根晶莹剔透的石笋问:“钟跃民,你的大河呢?指给我们看看。”

钟跃民脸不红地回答:“大概是塌方把通道都堵死了,你要看河得另打一条隧道。”

“你就蒙人吧。”

袁军敏捷地攀上一块像莲花座一样的巨石,郑桐举起相机,闪光灯在闪烁。

周晓白问:“这些钟乳岩和石笋大概要上万年才能形成吧?”

“大约要几十万年吧。”钟跃民回答。

周晓白喃喃道:“在时间面前,生命真脆弱。跃民,我们要抓紧时间。”

“干什么?”

“享受你我相处的每一天,不然咱们很快就会老的。”

郑桐端着相机喊:“跃民、晓白,你们站好,我给你们照张相。”

钟跃民和周晓白仰起头。

“别这么严肃,跃民,你不要装得像正人君子似的,露出点儿微笑。晓白,对跃民亲热点儿,都伙穿一条裤子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郑桐挑剔着。

“郑桐,闭上你的臭嘴。”周晓白喊。

钟跃民小声道:“他是嫉妒咱们啦。郑桐,你别这么恶声恶语,我们又没招你,你不就是惦记上罗芸了吗,没关系,赶明儿让周晓白给你说说媒。”

周晓白故意大喊:“罗芸,郑桐好像是看上你啦,你要他吗?”

罗芸哼了一声:“不要,我不要戴眼镜的。”

“那我不戴眼镜,你看怎么样?”袁军凑过来说。

“你?我又不是你的幼儿园小朋友。”

罗芸向周晓白喊:“晓白,你知道我看上谁了吗?告诉你,我看上了钟跃民,你把他让给我得了。”

“这可不行,你还不如杀了我。”

钟跃民大喜道:“我看你俩都不错,要是都和我好,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周晓白跺脚作痛苦状:“好啊,钟跃民,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和你拼了。”

罗芸大笑:“钟跃民,你休了她,我嫁给你。”

“跃民,你也太黑心了,一个占着两个。这世上的事也太不公平了,我和袁军快旱死了,你小子倒涝出灾来啦。”郑桐不满地说。

周晓白闹累了:“好了,好了,都别闹了。郑桐,你还没给我们照相呢。”

周晓白双手搂住钟跃民的脖子,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闪光灯一闪,两人的形象留在一张底片上。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精力多得无处发泄,吵啊,闹啊,耍贫嘴啊,折腾起没完,一直闹到晚上还不觉得累。

夜幕降临,他们在洞口点起篝火烧饭,篝火在熊熊燃烧,他们围坐在篝火旁继续说笑着,一阵西北风袭来,周晓白打了个寒战:“真冷,跃民,抱着我。”

钟跃民抱住周晓白对罗芸嬉皮笑脸道:“罗芸,你冷吗?要不你也过来。”

罗芸啐了一口:“去你的,想得美。”

周晓白大笑:“碰钉子了吧?活该。”

郑桐说:“真受刺激,袁军,你呢?”

“我没事儿,我是视天下美女如粪土。”

“你才是粪土呢,酸葡萄。”周晓白说。

罗芸裹紧大衣说:“冷死了,唱个歌儿吧?”

钟跃民问:“唱什么歌?”

“《山楂树》怎么样?”郑桐提议。

袁军说:“《小路》多浪漫,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周晓白一撇嘴:“没劲,俗了,唱个离别的歌儿。”

钟跃民站起来问:“谁看过苏联电影《青年时代》?那里面的插曲很好。”

周晓白兴奋地说:“我看过,那首歌真好,据说是那个演男主角的演员拍电影时即兴创作的,竟然一举成名。跃民,你唱嘛。”

钟跃民装模作样地作深呼吸:“别忙,我得酝酿一下感情,唱这类歌得有意境。”

郑桐附和:“没错,‘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这种意境。”

大家都沉默了。

寂静的山谷,北风在呼啸。清冷的月光洒在连绵的山峦上,给人一种既朦胧又遥远的感觉。他们突然都变得有些伤感,也许是离别在即,舍不得这份难得的友情。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钟跃民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相邻,

当时天色方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手巾,

她祝我顺风

…………

周晓白紧紧依偎着钟跃民,跟他一起哼唱起来。周晓白唱着唱着,忽然觉得鼻子发酸,她努力想控制住情绪,但没有成功,她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

罗芸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郑桐也摘下眼镜,轻轻地拭了拭眼睛。

袁军扭过头去,凝视着洒满清辉的山谷,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钟跃民近来很忙,他要在下乡之前把所有应该做的事安排好。周晓白和罗芸下个星期就要走了,周晓白希望他能多抽出些时间陪自己。钟跃民想起自己还有两个朋友住在医院里,他无论如何要在走之前去医院和他们告别一下。

张海洋住在铁路医院,他的伤已经好多了,只是心情很沮丧。他觉得这次栽在小浑蛋手里,简直窝囊透了,以前他打架打过无数次,连根汗毛都没伤着过,偏偏这次被小浑蛋捅了一刀,真够丢份儿的。

钟跃民安慰他:“这不怨你,是你不想杀他,所以就手下留情了,可小浑蛋却没有这种顾忌,这件事换了我,也照样要吃亏。”

张海洋恨恨地说:“关键是输得太窝囊,丢份儿不说,连这次征兵都错过了,肚子上带个刀口,体检都通不过。”

钟跃民给他掖掖被子:“没关系,还有明年呢,你爸是参谋长,你当兵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海洋,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今年当兵是不可能了,先去插队吧。我们学校是去云南,我正想呢,要是边境管得不太严的话,我想偷越国境去越南找咱们援越的部队。那里打得挺热闹,我爸的一个老部下在那里当高炮师的师长,听说他们师已经打下3架‘鬼怪式’了,我说什么得去看看。你想啊,要是我弄一门双管三七炮,照着美国飞机一通狂扫,肯定挺过瘾的,这比拿弹弓子打鸟儿来劲多了。”

钟跃民一听也神往起来:“去缅甸也行,听说缅共的部队特喜欢中国知青,混个三年五载的就能混个师长旅长干干。我们学校有个哥们儿大串联的时候过去转了一圈,这哥们儿其实是玩去了,可见了人家缅共部队的领导,一口咬定是参加人民军的。人家还真信了,当天就发军装发枪,我操,一个新兵就发了一长一短两大件: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四式手枪,子弹随便打,真他妈过瘾。这哥们儿在那儿玩了一个月,过够了枪瘾又开小差跑回来了。”

两人大笑起来,钟跃民开着玩笑:“我是没这个机会偷越国境了,我们学校是去陕北插队,那地方穷山恶水的,和哪儿都不接壤,跑都没地方跑,我算是认命了,以后娶个米脂的柴火妞儿过日子算啦。”

张海洋笑道:“你他妈能娶上米脂的妞儿就不错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听说米脂的女孩子特别漂亮。”

钟跃民说:“还是云南好,整个一民族大团结,赶上泼水节,你拎个桶,瞧哪个妞儿漂亮,兜头就是一桶水浇过去,把她浇舒服了,闹不好就跟你走了。不像我们陕北,这手还没摸一下呢,张嘴就要彩礼。”

张海洋笑得刀口都疼了:“你丫这张嘴真是金不换,将来你在陕北娶不上婆姨,就来云南找我,我发你个傣族妞儿……”

“等你探亲回来时,给我带个金丝猴儿吧,我准备训练它偷钱包,当个‘佛爷’,哥们儿以后就靠‘吃佛’为生了,即使它偷钱包被抓住,也不会进派出所,谁能跟猴儿一般见识?我顶多落个管教不严而已。”钟跃民在信口开河。

“跃民,你丫到这儿来是看我还是害我呢?我他妈刀口快被撑开了,你别招我乐了行不行?”张海洋按着伤口忍着笑。

钟跃民叹了口气:“穷欢乐呗,要不然还不愁死?你去云南转一圈儿,明年征兵又回来了,你爸在台上,你可以撒着欢儿地折腾。不像我,我爸现在还被关着呢,能不能被解放还很难说,我这辈子当兵恐怕是没指望了。”

这又轮到张海洋来安慰钟跃民了:“跃民,你别说丧气话,人生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转机。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千万别乱说。听我爸说,最近中央准备解放一大批老干部,听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看你爸这次有希望。”

“哦,这倒是件好事,不知道我爸有没有可能被解放。”

“绝对有戏,你等着吧。”

钟跃民有些疑惑地问:“这消息可靠吗?现在不是正清理阶级队伍吗?抓人还抓不完呢,怎么会解放老干部呢?”

张海洋显得很胸有成竹:“这你就不懂了,清理阶级队伍是为了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你爸又不是异己分子,现在的形势是各级革委会要成立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什么是老?就是老干部,可老干部现在在台上的很少,很多都被关着呢,怎么办?我看没别的办法,只能放人。”

钟跃民兴奋地站起来:“我得申请去见见我爸,把这好消息告诉他。”

张海洋嘱咐道:“哥们儿,要保密啊。”

钟跃民走到病房门口,张海洋突然低声叫了一句:“跃民……”

钟跃民回过头来。

张海洋恋恋不舍地说:“哥们儿,这辈子能认识你,实在是一件幸事,咱们常通信吧,如果你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告诉我,多保重……”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一起去买下乡用的物品,他们骑车路过西单十字路口时碰见了杜卫东,他一身标准的顽主打扮,身上穿着一件将校呢大衣,头上戴着羊剪绒皮帽,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牌球鞋。

杜卫东一见钟跃民就兴奋地喊道:“跃民,好久没见了,你丫最近干吗呢?”

钟跃民停住自行车向杜卫东打招呼,他突然发现杜卫东身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儿,便奇怪地问:“卫东,从哪儿蹦出个洋妞儿来,是你带来的?”

杜卫东扭头用英语和洋妞儿嘀咕了几句,那洋妞儿很大方地向钟跃民伸出手,很生硬地用汉语说:“你好。我是爱玛。”

钟跃民和洋妞儿握握手回头对杜卫东说:“她还会说中国话?”

杜卫东笑道:“就会这一句,还是我教她的。爱玛是从巴黎来的,她姨妈也是外文编译局聘请的专家,和我爸是同事,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对我说法语,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妞儿要干什么。我说我会几句英语,咱们用英语交谈好不好,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太好,我说没关系,咱们连说带比画,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行,就这么着,我们交了朋友。”

袁军怀疑地问:“卫东,你丫蒙谁呢?这妞儿撑死了也就是个阿尔巴尼亚妞儿,闹不好还是地拉那郊区的农民。”

杜卫东不爱听了:“哥们儿,你挤对谁呢?爱玛可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你仔细瞧瞧她那两只眼睛,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绿了,阿尔巴尼亚妞儿的眼睛能变色儿吗?”

郑桐插嘴道:“扯淡,哪国妞儿眼睛也不会变色儿,眼睛会变色儿是波斯猫。”

钟跃民等人哄笑起来。

大家说话时,爱玛站在一边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看样子她很想闹明白这些中国人在谈论什么。

杜卫东对钟跃民说:“你听说了吗?巴黎那边也闹腾起来了,学生们建起了街垒,警察来了就用大板砖拍他们,法国警察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哪像咱们,一听说警察来了,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人家巴黎的学生就是浪漫,街垒上插面红旗,你猜旗子上写着什么?‘要做爱,不要作战。’街垒里乱套啦,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战士,绝对平等,看谁顺眼就跟谁睡,打着滚儿地睡,真他妈来劲,这才是革命。跃民,你爸可是老革命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这么浪漫吗?”

“没有,那会儿恐怕素得厉害。”

“就是,本来我还想学学格瓦拉,到丛林里去革命,后来听爱玛一说,敢情还有这么革命的,哥们儿立马改戏啦,既然都是革命,我干吗不挑挑,选一种适合我的革命?”

钟跃民问:“这洋妞儿到中国干吗来了?”

“巴黎那边完事了呗,学生们都回学校上学了,街垒也被拆除了,爱玛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她还没玩够呢。后来听说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挪到中国了,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每天都在干革命,连警察也不敢来找麻烦,有毛主席给戳着呢,谁敢犯葛?爱玛别提多羡慕了,正好她姨妈在中国工作,就这么着,爱玛终于来到中国。她刚一下飞机,就见机场上红旗招展,喇叭里叽里咣当全是革命歌曲,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有几层楼高。你还记得《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吴清华吗?这妞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根据地,头一眼就看见红旗了,吴清华一下子就把脸贴在红旗上了,热泪盈眶啊,爱玛当时就是这样。我非常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可算到家啦,见着亲人了,这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啊,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爱玛想起在街垒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苦受难,她当时哭得昏天黑地,鼻涕眼泪滚滚而下。谁知机场上的警察看她有点儿不对劲,心说,这洋妞儿有病是怎么着,刚下飞机就这么一惊一乍的?看来得好好审查一下,得,这一审就审了一个多月,越审疑点越多,怎么看怎么像是国际间谍,后来要不是她姨妈作保,法国使馆进行交涉,爱玛现在还在号儿里待着呢。”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大笑。

郑桐说:“这叫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看丫还革命不革命了。”

钟跃民笑道:“爱玛没教教你怎么革命?”

“不好意思,她还真是我老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我可以住在你家吗?’正好那几天我爸回国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心说,这法国妞儿怎么自己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人家开口了,我拒绝就不合适了。跃民,天地良心啊,那天晚上哥们儿别提多绅士了,我把她安排在我妈的卧室里,我睡自己的卧室。我心说,第一天可不能轻举妄动,慢慢地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事儿可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谁知我睡到半夜,爱玛窜进我的卧室,二话没说,呼的一下先把我被子掀了,哥们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只穿条裤衩,我这人比较怕羞,连忙坐起来抓过衣服盖住羞处,嘴里还说着‘爱玛,你不要这样,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哎哟,没用,人家根本不搭话,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扑个仰面朝天,我挣扎了几下才发现身上仅有的裤衩不翼而飞,当时我把眼一闭,停止了挣扎,心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哥们儿认命啦……”

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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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晋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主席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主席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主席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里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脂讨饭,吭吭哧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哪。这下可好啦,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没能人……”

钟跃民站起来:“常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常贵喜道:“好小子,有种,就是你啦。”

钟跃民恭敬地说:“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决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常贵问:“你这娃叫啥?是党员吗?”

“钟跃民,不是党员。”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谢支书栽培。”

常贵大吼一声:“散会!”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以前是村里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就渐渐废弃了,这次支书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知青的住处问题,还按国家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按他的理解,这些知青娃待不长,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儿扛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卷儿。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村里的会计张金锁来敲常贵家的窗户请示,问县知青办分给知青的粮食咋办。

常贵说:“不是和你说了吗?发给他们一半。”

张会计踌躇道:“这……怕顶不到麦收。”

常贵不以为然地回答:“咱村谁家能顶到麦收?没吃的了就去要饭,往年不是都这么过的?”

张会计有些胆小:“我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的粮食……”

常贵一言九鼎:“上面还管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

常贵在石川村已当了十几年支书,他已经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不顶,可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里,他的话就是圣旨。

知青们到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进了村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1厘米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跃民抱了一捆高粱秸想烧烧炕,谁知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熏到了露天地,知青们只好作罢。

知青中只有钟跃民和郑桐两人心情还不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不如自己找点儿开心的事,当然,能拿别人开心就更好了。

钟跃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男女知青们都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也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

钟跃民情绪饱满地首先发言:“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啦,大家还都不熟悉呢,都不是一个学校的。这样吧,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这位是郑桐,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唉,狼多肉少呀,3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女生们只好自我介绍。

“我叫李萍,翠微路中学的。”

“我叫王虹,人大附中的。”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一个眉眼清秀的女生显然对钟跃民的话感到刺耳。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明摆着的嘛,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就该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你看,像这样7男3女,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

蒋碧云愤怒地瞪着他:“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样流氓?”

“哟,你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郑桐笑道:“你这人挂相儿,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特别是女同学们。”

男知青们都笑了起来,蒋碧云鄙夷地扭过脸去。

郑桐指着几个男生道:“跃民,刚才我和这哥儿几个聊过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这是赵大勇,这是郭洁,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大家这才一一握手。

曹刚打量着钟跃民说:“我见过你,那次有人和我们学校刘利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钟跃民说:“我去你们学校打过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曹刚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将校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说要剁了刘利华。”

钟跃民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贺龙还玩过菜刀呢。”

郑桐问:“跃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这好办,有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钟跃民才不想操这个心。

郭洁认真地说:“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钟跃民一听就喜上眉梢:“怎么不能?听我爸说,这一带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时就成群地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要是在北京,咱到哪儿去找这机会?”

蒋碧云似乎最烦钟跃民,她马上表示:“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意去讨饭谁自己去,我反正不去。”

钟跃民不想和她计较:“这好办,咱们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蒋同学,你能分六十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那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钱志民说:“我建议,咱们男女分灶开伙,省得她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曹刚也表示赞同:“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男知青们纷纷表示同意。

蒋碧云哼了一声:“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说:“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咱4个搭伙怎么样?”

郑桐不放过任何攻击钟跃民的机会:“跃民,你丫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男知青们哄堂大笑。

钟跃民面不改色:“这我没意见,但要看女同学们同意不同意。”

蒋碧云气白了脸:“流氓……”

郑桐说:“那是钟跃民的小名儿……”

男知青们大笑。

蒋碧云气得流下眼泪……

周晓白和罗芸入伍时,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她们走后一个星期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只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

周晓白遇见袁军时,已经是新兵连集训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晓白和罗芸被分到医院,周晓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芸被分到药剂室。而袁军被分配到坦克团当装填手。在北京时,他们虽然很熟,但谁也没有谈论过家庭情况,其实他们3个人的父亲都和这个军有着很深的渊源。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在抗战时期指挥过的一支部队在解放战争时并入这个军,成了这个军的一个主力师,因此,这支部队的军、师、团干部中有不少周镇南的老部下。罗芸的父亲和这个军的邵副政委是老战友,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曾在一个团作搭档。罗芸的父亲是团长,现在的邵副政委是当年的团政委,这可是生死交情,现在老战友的女儿到这个军来当兵,邵副政委自然要格外关照。袁军的父亲袁北光简直就是这个军的老伙计,他从1938年入伍就在这支部队,二十多年根本没挪地方,到1959年转业时,已经是大校师长了。这支部队是袁北光的娘家,现任军长李震云曾当过袁北光的排长,那还是1938年在冀中的事,现在袁军到他父亲的老部队来当兵,可是了不得了,从军部到各师团几乎到处是他的叔叔、伯伯,这跟回老家差不多。许多叔叔、伯伯见了袁军还提起他童年时的劣迹,说军部礼堂的舞台幕布就是袁军纵火烧毁的,那次袁北光气得几乎发了疯,把袁军绑在板凳上用皮带抽了20来下,致使他在床上趴了半个月。

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饭时姚副军长拿出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袁军有些踌躇,他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姚副军长眼一瞪:“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就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19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1942年他替我挨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算扯平。老伙计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进了肚子,三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没多大酒量,三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见他的连长,他兴许就一个耳刮子扇过去了,敢管我?还反了你啦,这不是找捶吗?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到袁军,无理地上下打量着他。

袁军看了他一眼,话就横着出来了:“有病是怎么着,你丫犯什么照?”

新兵也操着北京口音:“你是北京兵?”

“怎么啦?”

“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你丫挤对谁呢?”

袁军傲慢地说:“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我是装司的小明,想起来没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军轻蔑地笑了:“没听说过,你想干吗?有话说,有屁放。”

“咱们还有笔账没算呢,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跑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啦!”

袁军微笑着:“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军的衣领:“走吧,咱可说好了,要是见了血,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军一拧他的手腕:“没问题,牙掉了咽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周晓白那天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两个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周晓白一愣,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袁军吗,这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脱口叫出来:“袁军。”

袁军这时酒正往上涌,五粮液酒的后劲很大,他刚才还没觉得怎样,现在可有点儿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他醉眼蒙眬地说:“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周晓白见他一嘴酒气,心里便明白了。她大声喊:“袁军,我是周晓白,你看清楚了。”

袁军仍然糊涂着:“什么……白?不认识。”

周晓白又好气又好笑,这浑小子是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晃晃袁军的肩膀喊:“钟跃民你总记得吧?”

谢天谢地,袁军总算还没忘了钟跃民,他努力控制住渐渐模糊的思维,从钟跃民那里才想起周晓白:“噢……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那个北京来的新兵不耐烦了:“嗨,你去不去,在这儿扯什么淡?”

周晓白一把拽住袁军对那新兵说:“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个单位的,敢告诉我吗?”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自己找台阶下:“好吧,让他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讨还。”说完便扭头走了。

周晓白不由分说地扯着袁军往医院走,她知道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地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她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在路上,袁军还糊里糊涂地问:“跃民也来啦,他分在哪个单位?”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啦。”

“不对吧,钟跃民能当军长?军长不是李震云吗……你别蒙我……钟跃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周晓白给气乐了:“你可真抬举他,钟跃民也就是当当你们这伙人的政委,在北京闹事还不够,又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那天周晓白把袁军弄到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两个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连周晓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

幸亏是遇见周晓白,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都对他很关注。平时没事,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纪律,连里就要拿他作个典型。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对后门兵的成见所致,因为在他们眼里,参军入伍是件很光荣的事,多少优秀青年争都争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干部子弟却轻而易举地来到部队,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门,这使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层的人,往往有一种强烈要求平等的心态,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军这类后门兵是注定要受人关注的。

袁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后门兵,他是新兵连开始集训后的一个月才自己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来的时候他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开口就要见军长。正巧那天军里的几个首长都不在,是军务处一个姓赵的处长接待他的。赵处长是前几年从军区调来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几个类似的后门兵,使他很烦。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是仅凭一封给军首长的亲笔信就从北京跑来要求当兵,他们才不管部队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续,来了就大模大样地要求见一号或二号首长,谱儿大得很,对此,军长和政委不胜其烦,又实在无法拒绝,便经常把赵处长推出来接待和安排,偏偏这位赵处长是作战参谋出身,没怎么在部队带过兵,和同级干部比起来,他缺少的是军队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且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宽容。他对这种走后门儿当兵的风气极为厌恶,这些干部子弟简直把军队当成了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打算办什么入伍手续。

前些日子赵处长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还客气了一下,问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那两个青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们只想留在军部机关,不想下连队。赵处长忍住气问他们,留在机关做什么,那两个青年想了想说,去通信站吧,那儿还不像连队那样苦,还能学点儿技术,但不能去有线连,因为有线连得经常爬电线杆子,还是无线连好一些。赵处长几乎被气疯了,但他没敢发作,他知道这两个家伙既然敢这么目空一切,就说明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他们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分到了无线连去学电台维修,但他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难受了好几天,还没缓过劲来,袁军又到了。

袁军哪知道赵处长对他这类人的看法,他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北京,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因此当他听说一号、二号首长都不在时,便大模大样地问,“三号、四号、五号在吗?他们中间谁都可以”,其口气之大,使赵处长对他顿生恶感。特别是袁军那天很不合时宜地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

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他听完袁军的自我介绍,便客气地说:“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一愣,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没有入伍手续这个概念,他记得父亲袁北光只给军长李震云打了个长途电话,李军长说“欢迎你儿子来当兵,我和接兵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行了”,至于接兵的干部怎么办的手续,袁军才犯不上去操心呢。这会儿这个军务处长居然向他要手续,这很使袁军不痛快,他随口道:“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在军部幼儿园上到大班才走的。”

赵处长不卑不亢地说:“你总不能上幼儿园时就有军籍了吧?我问的是你的入伍通知书。”

袁军大大咧咧地说:“没人给我通知书,李军长让我来的,我的全部入伍手续应该在你们军务处。”

赵处长显得很有耐心:“小伙子,我这里没有你的入伍手续。”

袁军无所谓地耸耸肩膀:“那你就去问问军长吧,当然,政委也可以,既然他们都不在,那我就住下来等等,反正新兵连集训还有两个月才结束,我不着急。赵处长,你忙你的去吧。”

他话说得很狂妄,但自己竟毫无察觉,这一句话就把赵处长得罪了,一个新兵敢用这样的口气和一个团职干部说话,在这个军的历史上也算是破天荒了。不过,赵处长的怒火并没有表现出来,他只是点点头,叫袁军去招待所。他犯不上得罪这些干部子弟,军队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他太了解了,一个新兵蛋子本不足为虑,但你闹不清他家老爷子和首长的关系,万一他家老爷子当年曾和首长在一口锅里搅过勺子,或是在战场上救过首长的命,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首长。这种傻事,赵处长才不会干,他决定对袁军实行冷处理,既不得罪他,也不帮助他,让他在招待所等着吧。

满怀怨气的赵处长还真把袁军扔在招待所里住了3天,幸亏3天以后姚副军长回来,袁军才被安排去了新兵连。新兵连集训结束后,袁军被分到坦克团,赵处长私下把他的表现告诉了团里的干部。因此,袁军人还没到坦克团,他的事在团里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袁军有些后悔来当兵,他觉得军队生活枯燥得令人难以忍受,关键是这里没有一伙和他彼此处得来的朋友,他觉得连队里所有的人都在监视着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从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到袁军所在的二班班长段铁柱,他们对袁军的态度都不冷不热的。他们都知道袁军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他父亲和军长的关系,但基层干部没人吃这一套,而且还越发看他不顺眼,这似乎是一种天生的成见,也是部队里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农村入伍的战士和从城市入伍的战士有着天然的隔阂,这种隔阂在和平环境中很难消除。

袁军从小生活在军营里,熟悉军队生活,他知道自己非过新兵生活这一关不可,等熬过一年,下一批新兵进了军营,他才能熬出头来。军队就是这样,就算军长是你父亲的老战友,他也不能事事护着你,班长这个官儿,你是无论如何迈不过去的。袁军懂得这些,他认为自己当兵以后,已经很收敛了,他甚至希望和班长段铁柱搞好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可段铁柱对袁军伸过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照样对他很严厉。袁军从此恨上了班长。

二班长段铁柱长得和他的名字很相像,1.7米的个子,粗壮得像颗炮弹,脾气也很火暴,他和连长季长河、指导员吴运国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一个县的,既然是老乡,平时他们之间的走动就多一些,这样便有些拉帮结派之嫌。袁军认为,这个连队已经被山东帮所把持,非山东籍的战士在这个连队就别想出头。关于班长段铁柱的脾气,袁军是这样看的,这个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儿在入伍之前肯定是个好脾气的人,到了部队当上班长以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结论只有一个,这小子让新兵们给惯坏了,以致一见着人就搂不住火。袁军决定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一顿,让他明白明白马王爷究竟是几只眼。

这几天袁军和班长的关系已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袁军在103号坦克上当装填手,在59式坦克的4个乘员中,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车长自不必说了,那是全车的指挥员,大家只有服从的份儿。驾驶员和炮长都是技术活儿,自然也比较受尊重,特别是驾驶员,农村入伍的战士都愿意干,因为复员以后可以开履带式拖拉杌,这在农村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算来算去,就属装填手的差事不怎么样,从名义上说,他是预备炮手,可要想真摸到炮,除非炮长阵亡。换句话说,要是炮长活得好好的,袁军就只有撅着屁股装炮弹的份儿。他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看起来威风凛凛的坦克,座舱里竟如此狭窄,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装填手要用臂力将30公斤重的炮弹推入炮膛,袁军认为,这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他心里明白,就冲他是这个连队中唯一的后门兵,这个装填手他是干定了。

袁军在座舱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装炮弹,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一颗30公斤重的教练弹被反复推进炮膛又退出,实在是苦不堪言。他觉得座舱盖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进座舱,他没有抬头,继续装填。

“袁军,有你这样装炮弹的吗?炮长是怎么教你的?”段铁柱在座舱口说。

袁军连头也没抬:“班长,有话就说,用不着作铺垫,你到底想说什么?”

“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的大拇指要护住炮弹引信,尤其是推弹入膛时,摘下保险帽的炮弹引信,几公斤的碰撞力就可以引起爆炸。”段铁柱教训道。

“我说班长,这不是颗教练弹吗,它好像炸不了吧?”

段铁柱的声音严厉起来:“指导员是怎么说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从思想上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实战,你就这样把连首长的话当耳旁风?”

“嗬,还连首长,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呀?叫声连长、指导员就行了,还首长,你不觉得有点儿肉麻吗?要不赶明儿我也叫你班首长得了。”袁军刻薄地挖苦道。

“袁军,你一个新兵口气可不小,不要以为你爸爸官儿大你就可以不把基层领导放在眼里,你这样下去恐怕没什么好处。”

“行啦,你找个凉快地方待会儿去好不好?找什么碴儿呀,也就是现在,我脾气好多了,要放在以前,我非让你满地找牙不可。”

“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吗?”

袁军摸起一个大号扳手,慢慢向座舱口爬:“咱们到外面说话。”

“怎么着,你还想打人?你等着,我去找指导员,这个兵我带不了……”

座舱盖砰的一声被关上,段铁柱到连部告状去了。

袁军无力地坐下,恨恨地说:“真他妈的虎落平阳遭犬欺……”

周晓白终于收到钟跃民的来信,她兴奋得直哆嗦,抓住信封就一通猛跑,一直跑到休养区的花园。她坐在长椅上手忙脚乱地撕开信封,以至于把信纸都撕破了。钟跃民的信很简单,干巴巴的,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

晓白:

你好!

我和郑桐已在陕北安下家来,这里离毛乌素沙漠很近,因此风沙很大。陕北的山地,都是土质很松散的黄土堆,由于干旱少雨,每座山包都是一个大灰堆,人走上去,就像走进了散包水泥堆,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我们知青点共有10个人,都是来自海淀区不同的学校的,大家以前不认识,现在也没什么好聊的,只有郑桐还能和我交谈。

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这里没有灌溉渠道,甚至没有像样的平地,就更别提梯田了。春天把谷种撒在黄土坡上,剩下的事就是等着下雨,要是20天内没有下雨,种子就会旱死,这一年就会颗粒无收,即使是最好的丰收年景,粮食也只够吃八九个月的。每年青黄不接时,全村人就集体外出讨饭,这已经成了石川村的传统。我们知青目前的粮食还够吃一两个星期,等粮食吃完,大家就该外出讨饭了。我和郑桐正在商量,是不是准备些节目,比如样板戏什么的,讨饭时还可以兼卖艺。郑桐这小子现在成天琢磨蒙人的招儿,一会儿说要练练吞铁球,一会儿又想弄点儿汽油练嘴里喷火,反正是想把当年天桥练把式的歪招儿全拿到陕北来糊弄老乡。我曾提议表演硬气功,弄几块糟一点儿的砖头码在他头上练开砖,但被郑桐坚决拒绝了,直到现在还没想出什么更富创造力的主意来。

我现在正和村里的杜老汉学唱信天游,这老头儿肚子里简直是个杂货铺,一段同样的歌词他能唱出七八个不同曲调的版本。老头儿平时烟袋不离手,抽烟抽得肺气肿,一喘气就能听见肺部呼噜作响,嗓音如同漏气的风箱。可他那破锣嗓子唱陕北民歌简直是一绝,好几次听得我眼泪差点儿流下来,那种特有的韵味真是令人难忘,我是迷上信天游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春播了,看样子这几天不会下雨,播下的谷种很有可能被旱死,村里的常支书正在暗中准备祈雨仪式,因为他是党员,不能公开参加这类活动。

总之,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我很快乐,尤其是每天临睡时和郑桐斗嘴,其乐无穷,这家伙近来嘴皮子越来越好使了。

困了,油灯里也快没油了,下次再写。

一切顺利。

钟跃民

1969-04-15

就这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一句问候,也没有任何感情流露,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会以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不过,周晓白已经很知足了,她看得如醉如痴,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陕北农村的贫困程度使她感到震惊,这已经超出她的想象。她无法想象,要是自己处在那种环境里会怎么样。钟跃民的信中只有平淡的叙述,丝毫没有表现出人在苦难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她仿佛能看见钟跃民和郑桐这两个活宝苦中作乐的情景。周晓白很想知道他们的居住环境,他们的主食吃什么,有没有菜吃,干活累不累,可这些细节,信上一点儿没提。周晓白突然发现,她真是很喜欢钟跃民,这个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甚至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你会感到很快乐。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好玩的事,而且马上就兴致勃勃地玩起来,还玩得一本正经,玩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一个曾经迷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居然又在穷乡僻壤迷上了陕北民歌,而他下个月的口粮还不知怎么解决呢。周晓白认为,讨饭是一件让人既痛苦又无奈的事,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屈辱所代替,而钟跃民和郑桐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介事地准备街头卖艺,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真不愧是顽主,这就是钟跃民。

周晓白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柔情,她把信仔细装进贴身衬衫的口袋里,心里在想,一定要抽时间给他写一封长信,但愿他别玩得忘乎所以,把自己给忘了。

此时,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钟跃民正盘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刚下象棋。这是一场赌局,每盘棋的赌注是一个窝头,钟跃民已经连输了两盘,这第三盘看来也悬了。他一不留神,被曹刚来了个马后炮,曹刚大喜过望地蹦下土炕:“哈,你哪儿跑?马后炮,你完了。”

钟跃民连忙悔棋:“哎哟,你的马在这儿?我没看见,不行不行,我不走这一步了。”

“又悔棋是不是?不行,咱这可是挂了赌的,你已经欠我3个窝头了,想赖账是怎么着?”

钟跃民道:“好好好,不赖账,咱接着来,不就3个窝头吗。”

曹刚伸出手:“嘿嘿,本店概不赊欠,先把账清了再说。”

钟跃民急赤白脸地说:“一会儿开饭就给你,你急什么?来,再接着来,我先走了,当头炮。”

曹刚摇摇头道:“不下了,吃完饭再说,要是你这盘再输了,连晚饭都没你什么事了,让你看着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心一软,得,又退你一个窝头,我不是白赢了?”

“我饿着我乐意,你也别心软,不就扛两顿吗?小意思,来,接着来。”

郑桐走进窑洞说:“跃民,昨天是你做的饭吧?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钟跃民一拍脑门:“粮食没啦?哎哟,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儿都没剩下?还能凑合一顿吗?”

郑桐没好气地说:“连他妈一点儿渣儿都没剩下。”

曹刚恍然大悟:“我操,我说你小子连输了3个窝头怎么一点儿不着急,闹了半天是蒙我呢。”

钟跃民连忙解释:“谁蒙你谁是孙子,我还真给忘了。”

郑桐笑道:“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钟跃民搔搔头皮:“就算去要饭也得明天去呀,今天怎么过?还有一顿晚饭呢。嗯?这味儿真香,谁家做饭呢?”

曹刚说:“那3个女生呗。”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跃民闲逛般溜进来搭讪道:“嗬,真香啊,做什么呢?”

蒋碧云眼皮都没抬:“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钟跃民觍着脸道:“能尝尝吗?”

“不能。”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啦……”

“少套磁,有事儿说事儿。”蒋碧云干脆地回答。

钟跃民不屈不挠地说:“得,不说老乡,咱们总算是邻居吧?两个宿舍挨着,中间不就隔着一堵墙吗?《红灯记》里李奶奶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拆了墙咱就是一家人了,铁梅那句话说得更绝,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不拆墙咱也是一家子……”

“钟跃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想借点儿粮食,你看,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钟跃民嘟囔着。

蒋碧云直截了当地拒绝:“不借。”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我不稀罕。”

钟跃民想发作又忍住,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跃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村支书常贵正坐在自家炕桌前吃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人都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喝着野菜糊糊。

钟跃民在外面喊:“常支书在家吗?”

常贵紧张地小声说:“快收起来。”

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常贵这才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是跃民呀,窑里坐。”

钟跃民走进窑洞,常贵按照村里的习惯用语寒暄道:“吃了吗?”

“没有。常支书,你吃了吗?”

常贵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吃啥吗?我家断顿啦。”

钟跃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常贵,常贵也若无其事地眯起小眼睛和钟跃民对视。

钟跃民忽然笑了:“既是这样,那我就什么也别说啦。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村里还有谁一起去?”

常贵蹲在炕前,装满一烟锅烟叶点上火说:“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钟跃民用哀求的口吻说:“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儿过不去了,村里能先借我们点儿粮食吗?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

常贵不为所动:“哪里还有粮食?咱村的人饿上一两天是常事,这不算啥,习惯了就好啦。”

钟跃民只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支书,咱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没过黄河嘛,咱村到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

常贵装糊涂:“你这娃说啥?”

“没说啥,支书,你歇着,我走了。”

钟跃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快,也没想到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饿了两顿。钟跃民明白,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还重要,你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是早已断顿了,既然钟跃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就老老实实地等着。钟跃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就是想偷都没地方偷去。

傍晚的时候,钟跃民和郑桐走了十几里地,到相邻的许家围子去偷鸡,谁知在贫困地区鸡比凤凰还金贵,家家都看得很紧,他们一进村就被村民盯住,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根本没机会下手。再溜达一会儿,他们就发现许多村民手里都拿着扁担、镰刀之类的家伙望着他们,钟跃民知道今天偷鸡是没戏了,闹不好再让人家暴打一顿,他们便识趣地打道回府了。谁知走到半路上两人就没劲了,只好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回村。

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跃民,我浑身没劲,头也有点儿晕。”

钟跃民道:“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得了,睡吧。”

“扯淡,我睡得着吗?胃里火烧火燎的,这叫什么事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郑桐大发牢骚。

钟跃民不满地说:“郑桐,你烦不烦呀,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郑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嘿,你还别馋我,有能耐你把屁股上的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是孙子。”

钱志民也睡不着,便索性坐起来:“操,早知道到这儿来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我们学校的孙洪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儿,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像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几乎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他们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继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分,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里,大家都聊得没劲了,郑桐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

钟跃民踹了他一脚:“郑桐,你他妈安静点儿行不行,老挤我干什么?”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我想起那次和袁军买冰激凌的事,当时吃得哥儿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吃一桶。”

钟跃民坐了起来说:“郑桐,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忍不住也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要到吃的还不一定,就算要到一点儿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你明白吗?”

“明白啦,这辈子我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跃民,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

钟跃民笑了:“这倒有办法,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男知青们起哄:“对,阉了丫的。”

大家正闹着,郑桐听见有人在敲门,门外传来蒋碧云的声音:“是我,蒋碧云。”

钟跃民吼了一声:“有事明天再说,我们都没穿衣服,别招我们犯错误啊。”

蒋碧云也不示弱,她大声喊道:“钟跃民,你浑蛋,把门打开。”

郑桐把头伸出被窝起哄道:“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啦,永别了,我身上还有两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掩埋好我们的尸体,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王虹在门外笑骂道:“都饿得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我们这儿还有点儿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男知青们像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门开了,3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进来。李萍笑道:“都饿了吧?我们特意晚点儿来,让你们多饿一会儿,省得你们不珍惜。都起来吃饭吧,我们也把粮食都用光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男知青们欢呼着女生万岁,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起来,只有钟跃民用被子蒙住头在装睡。蒋碧云过去推了他一下说:“钟跃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钟跃民翻了一个身,脸朝里道:“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

“此一时彼一时也。”

“这话怎么讲?”

钟跃民无奈地坐起来说:“那时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质不一样了,好比地主向穷人施舍,咱人穷志不穷。”

蒋碧云小声道:“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

“别,我不饿,才一天不吃饭,哪至于就扛不住了,我是想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的感觉。”

蒋碧云细声细语地说:“钟跃民,我知道我今天伤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饭,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哪儿的话?你的粮食你有权不借,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道歉。”

蒋碧云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哀求:“跃民,吃饭吧,我求你了。”

“我真不饿,谢谢你啊。”

蒋碧云突然爆发了:“钟跃民,收起你那套自尊吧,你以为就你有自尊?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劲儿,那种浸到骨子里的傲慢。”

钟跃民疑惑地看着蒋碧云:“你没犯病吧,干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是我看不惯你,我对你们干部子弟有成见,1966年的‘红八月’,你们抄家、打人,不可一世,当灾难触及你们自己的家庭时,你们就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以示自己与众不同。”

“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可你干吗又给我们送吃的,是想嘲笑我吗?”

“你错了,我没这么狭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意思的,我们10个人是个集体,既然社会把咱们抛到这种穷乡僻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再钩心斗角,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钟跃民似乎受到震动,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个饼子轻轻咬了一口。

蒋碧云的眼圈红了:“跃民,谢谢你,你原谅我了?”

钟跃民艰难地点点头,他眼睛有些湿润了。

蒋碧云在一瞬间就泪流满面了:“跃民,对不起……”

知青们都流泪了,他们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窑洞外面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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